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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秉仁
就在30年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指出：“現在我國經濟管理體制的一個嚴重缺點是權力過于集中，應該有領導地大膽下放，讓地方和工農業企業在國家統一計劃的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
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從那時起逐漸破題。1979年，首都鋼鐵公司、天津自行車廠、上海柴油機廠等八家大型國有企業率先擴大企業自主權的實驗，中國由是開始了企業改革的實質摸索。
在此后的20多年時間內，國有企業的改革方式不僅包括自上而下積極地“定調再實驗”，更多則是自下而上不斷地“嘗錯再獲準”。
由于國有企業改革背后有著種種利益糾葛，需要不斷的利益博弈，所以每一步改革歷程都異常艱難。在改革初期，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迅猛發展已經給了國有企業強大的競爭壓力，但政府僵硬地對國有企業管理權實施或收或放的政策，讓國有企業一直陷入“一抓就死、一放就亂”的窘境。有鑒于此，國家當時必須找到一些盤活國有企業的根本路徑，但最能激發企業活力的路徑往往產生于地方。
1993年，時任山東省諸城市委書記的陳光在“以明晰產權為突破口，以股份合作制為主要形式，多種形式推進企業改革”的思路下參照試點經驗對全市的272家國有企業進行改制，成為國內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突破。也是在這一年前后，“抓住少數、放活多數”的產權改革思路開始漸漸萌芽。
從1993年之后，國有企業改革的主線正逐步由擴大自主權轉向產權改革。
從上世紀80年代至2003年近20年間，國家體改委和其后的國務院體改辦是國有企業改革規劃的主要設計者和改革實施的主要承擔者之一。
國務院體改委和其后的國務院體改辦是一個相當特殊的機構，因為它被賦予了理論創新、設計改革總體方案、協調各方利益、組織試點四大職能，一直是當時改革決策的中心。同時，這個機構還被賦予了對關系重大的深層次和全局性問題進行超前研究的使命，一些改革思想的萌芽也誕生于這里。
正是在1993年末，邵秉仁從錦州市委書記任上入京，先是擔任國家體制改革委員會秘書長，隨后即歷任國家體改委黨組成員、副主任，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黨組成員、副主任，參與了一系列國有企業改革戰略和規劃的設計。
調研、總結、建言一直是邵秉仁這9年工作的核心。當年，為了探求國有企業改革的道路，采擷地方上改革的先進經驗，他曾親自到山東諸城、廣東順德開展有關國有中小企業的調研。
2003年，邵秉仁將其對創建國有資產管理新體制的思考整理成書。在他的設想中，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應該是政府為出資人、國有資產管理機構為行使出資人職能的專門機構、大型集團公司、投資公司、資產管理公司、控股公司、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為營運機構的有機整體。
邵秉仁在國企改革、農業和農村改革、區域和城鎮化、流通體制改革等多個方面的經驗，對拓展未來改革的思路都提供了一種可貴的思考。
2002年末，邵秉仁離開國務院體改辦，就任新組建的國家電監會副主席、黨組副書記，著手推進電力的市場化改革。2006年，邵秉仁由電監會離任，出任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邵秉仁對《第一財經日報》介紹說，他正在著手調研長江上游水電開發對環境和資源的影響。
改革就是利益格局的變化
《第一財經日報》：您認為我們能從過去的改革開放實踐中獲取哪些經驗？
邵秉仁：作為一個曾在地方長期工作的同志，我有幸在原國家體改委和國務院體改辦工作了9年的時間。體改委和體改辦是黨和政府的重要參謀、智囊部門，為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我能在其中工作，參與許多重大改革方案的設計，親歷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是一生中最難以忘懷的。
如果說改革的前期是起步和破題，從1993年到2003年的十年時間，則是改革的關鍵時期。我感覺，中國改革有三條經驗必須得到很好的借鑒和繼承。
第一，解放思想一定要放在第一位。回想當時社會主義市場體制框架的建立以及市場經濟概念的提出，每一步都是不斷解放思想的過程。市場體制確立的過程就是一個解放思想的過程，而每走一步在黨內和社會各界引發十分激烈的爭論。
當時，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在農村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際是改變了土地使用權。改革一下子就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從而解決了長期困擾中國發展的一大障礙。
當前，土地制度問題再次成為改革的難題之一。我國現有的土地制度實際上是把土地使用權作為農民的社會保障來源，將農民捆在了土地上，限制了勞動力要素的流動和農業生產的集約化經營，并固化了城鄉的二元隔閡。如果將土地逐步真正物權化，給予農民完整的使用權和處置權，同時政府為失地農民提供就業和社會保障，就可以解決現有的土地問題。這么大的改革動作沒有解放思想和財力作保障是不行的。非常可喜的是十七屆三中全會在這方面邁出了重大步驟。
我們紀念改革開放30年，還要繼續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沒有止境，它是一個永恒的過程。不管任何時候，都需要不斷解放思想。
第二，改革應循序漸進，在方法上綜合配套。改革就是利益格局的變化。改革到一定程度以后，牽一發而動全局。任何一項改革措施的出臺，都要改變其他方面的利益。如果操作不當，就會出現社會動蕩。
正因為改革任務的艱巨繁重，我們相信，只有漸進式改革才是唯一正確的改革道路。漸進式改革模式可以避免社會震動過大，可以較好處理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系，是中國改革最基本的經驗，也是中國改革成功的關鍵所在。
俄羅斯的經濟學家中曾經有過雄心勃勃的沙姆索羅夫“500天計劃”，試圖以500天的詳盡計劃就完成改革，這完全低估了改革的困難。
從中國傳統文化和人們的價值觀的角度來看，漸進式改革也符合儒家文化的核心，即中和、平衡、和諧的要求，所以中國的改革更適應用循序漸進的方式來完成。
在漸進式的改革中，一定要采取綜合配套、試點先行的方法。這就是小平同志所強調的“摸著石頭過河”，也是我們實踐經驗所在。
第三，改革是不斷完善的過程，沒有止境，不能試圖畢其功于一役。隨著時間、地點、環境各個方面的變化，即使是成功的改革對體制的適應性也并非一勞永逸。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框架涵蓋了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改革和作為政府職能的社會保障體制以及政府行政管理改革等。上述領域的改革雛形已經基本建立，但改革還停留在框架建設階段，比如社會保障制度中的醫療衛生制度，直到現在還沒有提出可行的、完善的方案。
因此，不能說改革已經完成了基本任務。目前只是構建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下一步就應該不斷地沿著這個框架充實和完善。
仍需一個改革的綜合部門
《第一財經日報》：改革需要不斷突破既有的利益格局，改革也需要兼顧國民經濟各方面的發展要求，在您看來，我們應該如何保證改革做到統籌規劃？
邵秉仁：繼續推進改革，需要建立一個承擔綜合配套改革的部門，或者使現有部門真正承擔起綜合改革的職能。
曾經的國家體改委就是一個改革的綜合部門，不僅要向國務院提出改革方案的整體構想，而且還會按年度制定當年改革規劃以及跨年度改革計劃，編輯《中國改革年鑒》，客觀記錄當年改革歷程，科學分析改革形勢，冷靜分析改革當中面臨的矛盾和問題，理性提出改革建言。缺乏這樣一個綜合部門，國家就不能通盤考慮改革的全局。
雖然國家體改委在撤銷后其職能并入了發改委，但發改委現有的職能則更偏重于經濟項目審批和發展規劃。大部分應當統籌考慮的改革規劃被分散到國務院所屬各職能部門。
改革規劃應當統籌考慮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政府一旦制定出改革規劃，企業就要遵照規劃采取市場化的方式運作。但我國現有的一些經濟發展規劃，其實是按照既定的經濟增長目標去反推安排項目，使規劃失去了前瞻性、統籌性的功能，更不包括體制上的改革規劃。
從改革的經驗上總結，現在仍然需要一個改革的綜合部門替黨中央、國務院考慮長遠改革發展的戰略問題，能夠制定跨部門的全局性改革規劃。
部門利益一旦形成并固化，對國家的科學決策會有影響。現在的問題是利益格局越來越固化。從歷史上看，當改革遇到困難時，需要魄力強力推行，需要審時度勢、不失時機，看準了就干。肯定有不同的聲音，但闖過去就好。
壟斷行業改革任重道遠
《第一財經日報》:企業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體，但目前我國在國有企業改革和壟斷行業市場化改革上都遇到了阻力。在未來的改革中應如何解決現有的國有企業和壟斷改革問題？
邵秉仁：我國壟斷行業的改革任重道遠。我國所謂的壟斷實際是行政性壟斷，基本是政府賦予某個企業在行業中占有絕對的資源優勢，與微軟那樣通過市場競爭形成的競爭性壟斷不同。
這幾年我國行政性壟斷改革應該說有所進步，比如說民航已經形成了三家主要航空公司競爭的局面，電信已經形成了中國電信、移動、聯通等多家競爭局面，電力也基本實現了“廠網分開”。但這僅僅是第一步，離充分競爭的目標還差得很遠。如鐵路部門仍然沒有政企分開。
壟斷行業的改革有一個難點，即涉及到對若干國民經濟命脈產業的控制。對這些行業，國家應該控制，但是對如何控制、采取什么樣的治理結構利于實現國家的控制認識不一。
我們所謂的控制，不等于直接控制、直接管理，國家可以通過資本手段、市場手段，用少量的國有資本去掌握更大的社會資本，從而實現國家的控制意圖。
同時，國家對于壟斷行業的控制也不必完全借助國有企業。在國外，很多基礎設施包括軍事工業并不是都由國有企業直接控制的。
另外，不能因企業處于國民經濟基礎行業而延緩其市場化改革。如果壟斷造成了國家的效率損失就應該改革，鐵路行業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當時，我們設計了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其中規定國資委的主要職能應該是履行出資人職能，當運營國有資產的“老板”，而不是像現在這樣當直接管理企業的“婆婆”。目前國資委的管理架構，還是把國有資產管理當作國有企業管理，延續計劃經濟條件下對企業的管理辦法。
國家需要控制戰略能源、通訊、重要的交通行業等領域，但如果理論上對如何控制沒有講清，實際操作上又把所有者的職能和管理者的職能混淆，就不可能推進壟斷行業改革。
國家控制壟斷行業有兩個目的，一個是掌握國民經濟命脈，另一個就是要履行政府對于社會的公共職能。但哪些公共職能需要企業履行應該科學界定。
比如，國家要控制石油、電力等重要能源產品價格，企業因國家定價造成的盈虧就應由國家承擔，而不是推給企業。
但同時壟斷企業又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獨立主體，其盈利目標和履行公共職能的目標不完全一致。在不一致的時候，政府需要理清企業應以哪項目標為主。
例如，國資委每年為國有壟斷企業下達經營指標，而且層層加碼，這使得企業以盈利而不是履行公共職能為主要目標；而一旦企業出現虧損，企業則又以履行公共職能為由要求政府補貼。
我們需要認識到，財政是公共財政，不能對某一個企業隨意補貼，所以國家對壟斷企業的職能和目標一定要界定清晰。一旦兩個目標混淆，企業就會直接侵占公眾的利益。
另一方面，我國的壟斷企業在相關行業處于壟斷地位，形成了政府與企業一對一的談判局面，也侵蝕了政府在相關行業的話語權。我國電力行業市場化難以繼續推行的原因之一就是電網依然基本保持輸、配、供的獨家壟斷。
《第一財經日報》：壟斷企業依憑國家權力獲得的壟斷收入增強了上述企業對國民經濟的控制力，同時資源在壟斷行業過于集中有可能導致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缺乏效率，這些如何在未來的改革中加以解決？
邵秉仁：關鍵是繼續推進壟斷行業的改革，尤其是股權結構和收入分配的改革。壟斷企業憑借行政性壟斷獲得的收入按理應該屬于國家。當前，壟斷企業和行業內其他競爭性企業收入差距大。另外，壟斷企業內部年薪和隱性職位消費共存，使得壟斷企業自身管理人員和普通員工收入差距又進一步拉大。
當年黨中央和國務院曾交辦我們開展國有企業收入分配研究，我們到一家國有銀行做了實地調研。當時國家給該行的工資總額計劃指標為53億元，但該行一年發放了108個億，已經超過了原計劃的一倍，現在壟斷企業的超分配比那時候還要嚴重。2001年我們曾就壟斷企業收入分配問題做了一次專題匯報，但因改革難度過大而擱置。
當前，部分企業要求薪資國際化，但國有企業的收入顯然不能盲目攀比外資企業。一方面國有身份和外資企業的私募股份制身份完全不同，另一方面外資企業的壟斷利潤是來源于市場競爭，而我們一些企業的壟斷利潤則是行政賦予，壟斷企業所有利潤都應該屬于國家，不能由企業隨意分配。
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也有國有企業，例如法國的國有企業比重就比較高。但這些國家是按照公務員待遇來管理國有企業職工的，而我國的國有企業則是一邊享受市場化的薪酬，一邊又享有行政級別和社會地位。
當前的壟斷行業已經形成了固定的利益格局，而且壟斷企業找出各種理由跟政府談判，改革難度進一步增大。
當年為了幫助企業脫困，我們取消了國有企業利潤上繳財政的制度，現在這個制度應該逐步恢復。壟斷企業的收入分配格局應該完全由國家決定，類似于特別收益稅等辦法則屬于過渡性質的措施。
《第一財經日報》：具體到電力行業的改革，去年的改革解決了“廠網分開”的遺留問題，對于既定的主輔分離、輸配分開、農電體制改革等問題應該如何加快進度完成？
邵秉仁：首先要明確改革的方向不能動搖。其次要按既定的政策目標扎實地推進。2002年以來，盡管成功地實施了“廠網分開”，但當時提出的主輔分開、輸配分開、農電體制改革等改革任務在最近幾年基本處于停滯狀態。國務院2002年五號文件中提出的“廠網分開”遺留工作在去年才逐步解決。之所以改革停滯，主要是缺乏改革的意愿和決心。再次，要推進能源價格改革，使要素真正市場化。目前“計劃電，市場煤”的局面再也不能持續下去了，這是深化電力體制改革非常重要的一環。
目前遺留的電力改革任務，應該說改革思路是基本明確的，關鍵是改革決心，在于下一步的推進和落實，以及對推進、落實的監督。
邵秉仁簡歷：
1945年12月生，吉林省四平市人
畢業于北京農業工程大學，工程師
1968年至1985年，先后在吉林省、遼寧省的企業、科研單位從事技術和經濟管理工作，先后任處長、部長、地區行署副專員等職
1985年至1993年，任中共遼寧省錦州市委副書記、書記
1994年至1995年，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黨組成員、秘書長
1996年至1998年，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黨組成員、副主任
1998年至2002年，任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黨組成員、副主任
2002年10月起，任國家電力監管委員會黨組成員、副主席
2004 年，擔任國家電力監管委員會副主席、黨組副書記
2006年，由電監會離任，出任全國政協人口、環境與資源委員會副主任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備案號：11010802023656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