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發展舉世矚目。中國經濟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的比重由1978年的1%%上升到2007年的5%%以上,中國進出口總額占全球的比重由1978年的不足1%%上升到2007年的約8%%。中國的發展為國際資本提供了廣闊市場,中國累計實際利用外資超過7800億美元,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也在大幅增長。中國的發展有力地促進了世界經濟和貿易增長。1978年以來,中國年均進口增速達到16.7%%,已成為世界第三大、亞洲第一大進口市場。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10%%,對國際貿易增長的貢獻率超過12%%。2001年以來,中國年均進口額近5600億美元,為相關國家和地區創造了約1000萬個就業機會。[1]
筆者于2007年1月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曾經講過[2],十年前我們聽到的是“中國崩潰論”,就是有很多人不相信中國經濟增長是實在的,說中國就要崩潰,甚至有人預言2005年中國就會崩潰,但現在2008年了,我們中國還很巋然挺立。三五年前,我們聽到的是“中國威脅論”。中國威脅論要從兩面看:一面是他們對中國的不信任,對中國的懷疑;但是從另一方面看來,也說明他們承認中國的發展是實實在在的,但是覺得中國的發展是個威脅。所以從這一點來看,盡管“中國威脅論”是錯誤的,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是對中國的刮目相看,不敢輕視中國的發展。近兩三年來,情況又有些變化,出現了“中國責任論”,開始給我們戴高帽子。就是說中國發展得很快,中國是世界經濟增長強勁的推動力,因此中國應該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筆者在達沃斯也講過,中國的經濟發展確實引起了世界的注意,但中國是個發展中國家,我們的人均GDP排名在世界100名以后。中國不是超級大國,中國也永遠不做超級大國。中國只能承擔和自己的發展水平、經濟實力相適應的責任。
從“中國崩潰論”到“中國威脅論”再到“中國責任論”,可以看到世界對中國的看法在不斷地變化。當然到現在也還是有對中國各式各樣的看法,包括無知、誤解、偏見,甚至成見。但是只要我們不斷地做好自己的事情,就一定會得到世界各國人民越來越多的了解,得到他們的理解和支持。
我國目前是個處于工業化中期的發展中國家,以第二產業為主導,重化工業發展迅速。在這個問題上,我國有些學者認為中國不一定走重化工業發展的道路,可以走輕型發展的道路。但筆者個人認為,從世界各國經濟發展過程看來,這條路恐怕還是要走的。眾所周知,重工業以鋼鐵為代表,化學工業以乙烯為代表,這兩項產品的增長都是比較快的。2007年我國的鋼材產量是56894.4萬噸,比2006年增長21.3%%,乙烯產量是1047.7萬噸,比2006年增長11.4%%。筆者在達沃斯說過,我國的鋼產量占世界首位,這雖然讓我們感到高興,但同時也應認識到,這不過是我國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階段。從歷史看來,最初英國鋼產量世界第一,后來依次是美國、前蘇聯、日本第一,現在中國第一,再過十幾二十年,可能印度會成為第一,這就是工業發展的過程。我國正處在工業發展的中期,重化工業加速發展是一條客觀規律。
到2010年我國將完成“十一五”規劃,經濟總量有可能超過德國而居世界第三。實際上,現在我國與德國的經濟總量很相近的,只是由于2007年歐元對美元升值比人民幣快,因此我國按美元計算的GDP還略低于德國。到2010年,我國人均GDP有可能達到3000美元。當然這也取決于美元的匯率,如果美元不斷貶值的話,那就很容易做到,如果美元不斷升值,那就要費點力氣。
到2020年,我國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人均GDP有可能達到5000美元。到2049年,在新中國成立100周年的時候,我國將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經濟總量有可能居世界首位,人均GDP有可能達到1萬美元以上,當然這可能是一個比較保守的估計。
2008年1月至9月,筆者在達沃斯、香港、德國、瑞士、以色列、英國、意大利等地演講時都遇到同樣的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能否持續;另一個問題是美國經濟下滑對中國經濟有沒有影響。最近還有一些朋友提出第三個問題,我國四川汶川等地發生的地震災害對中國經濟有多大影響。本文擬根據筆者的研究和思考,圍繞這三個問題來進行探討。
中國經濟能否持續高速增長
中國經濟年均8%%以上的增長率能否長期持續,這是國外很多人的疑問,國內有些人士也在思考。筆者個人認為,有利條件是我國的社會比較穩定;由于我國是發展中國家,人們通過發展經濟來改善生活的愿望強烈,人民群眾致富的積極性高;我國的經濟發展迅速,市場潛力巨大;我國的投資環境也在不斷改善,我國高速公路總里程現在是世界第二,五萬多公里,而排名第一的美國為八萬公里。我國的互聯網服務發展也很快,我國網民數量已經達到2.53億,人數居世界首位[3]。我國在投資環境的硬件上確實改善得很快,在軟件方面我國也根據對WTO的承諾修改了相關的法律,受到WTO和不少國家的好評。再有,就是我國的人力資源數量充足,素質較高,價格較低。在我國投資的跨國公司普遍認為中國員工聰明、肯學、能干。我國人力資源的價格和國際相比還是比較低的。
2003年在達沃斯開會時,有一位外國朋友在討論時說,你們中國人把我們開發區企業的生意都搶走了。筆者回答說,可能是有這么回事,但是我告訴你,根據《金融時報》發表的數據,中國工人的小時平均工資是50美分,墨西哥工人是4美元,美國工人是16美元,如果你是投資者的話,你會往哪投?他笑了,說“我也會往中國投”。
筆者在此要補充說明兩點:第一,中國工人工資每小時50美分,美國工人16美元,這并不等于說中國工人的生活水平就只有美國的1/32。因為中國人民幣的購買力強,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話可能要翻一番。這就是說,相當于50美分的人民幣在中國能夠買到的東西在美國可能會要1美元甚至更多。第二,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勞動者的收入也會不斷地提高,這一點是有目共睹的。在此過程中,就可能有一部分勞動密集的產業從我國的東部轉向西部,甚至從我國轉向其他勞動力更便宜的發展中國家。但不管怎么說,中國和發達國家相比,勞動力的成本優勢還會維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這也是客觀事實。
以上是中國經濟能夠高速發展的有利因素,而存在的問題之一是收入差距增大,影響社會穩定。當前的基尼系數大概是0.46。按國外的說法,基尼系數0.4以上就屬于不夠穩定的區域了。如果收入差距更進一步增大,就會影響社會穩定。另一個問題是地區、城鄉間發展的不均衡。我國存在著二元經濟結構,城市和農村的發展水平相差較大,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是農村的3倍,城市居民的購買力是農村的4倍,城市居民享有的社會保障、文化教育和公共服務也都要比農村好得多。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為什么我國的基尼系數達到0.46,而并沒有出現嚴重的社會不穩定,就是因為有二元經濟結構的存在,西部農村中最窮的人和東部城市中最富的人之間的收入差距就變得很大。如果將農村和城市的基尼系數分別計算,則都在0.4以下。當然,說二元經濟結構是導致我國基尼系數較高的原因之一,是從學術角度分析,是一個需要我們辯證地去認識的客觀現象,二元經濟結構歸一肯定會使我國的基尼系數降低。
二元經濟結構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從那時起,中國的城市和農村就沿著不同的道路發展。城市殖民地色彩濃一些,而農村保留了更多的封建色彩。從茅盾所著的《子夜》一書中就可以看到,城市中的資本家生活奢侈,而農村中的農民則備受壓榨。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后,這個問題沒能及時得到解決,也是有歷史原因的。因為當時我國經濟落后,要實現工業化。這一是要靠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來積累資金,二要靠農民到城市當工人來提供勞動力。例如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雞蛋只賣2分錢一個,但郵票卻要8分錢一張,農民寄一封信要拿四個雞蛋去換,由此就能看出當時的剪刀差有多大。到了我國進入工業化中期的今天,這個問題就必須要解決。因此中央將“三農”工作作為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不解決二元經濟結構的問題,就談不到中國的現代化。
第三個問題是環境和能源的制約。中國現在正處于工業化中期,重化工業發展較快,對環境和能源有較大影響。中國的環境情況不是很理想,盡管作了不少努力,但從全局看來,環境污染仍然嚴重。2007年,全國26.7%%的地表水國控斷面水質劣于V類標準,30.2%%的監測城市空氣質量達不到二級標準,一些大中城市灰霾天數有所增加,污染向農村轉移的勢頭尚未得到有效遏制,突發環境事件呈現高發態勢[4]。我國是世界上第二大能源生產和消費國,2000年后我國的能源消費進入了高速增長期,這一階段能源消費年平均增長率高達9.7%%。2007年能源生產總量23.7億噸標準煤,能源消費達到26.5億噸標準煤,能源生產和消費分別比上年增長7.0%%和7.8%%,消費增長快于生產增長[5]。再如水資源,中國人均水資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而且還分布不均勻。最近我們做了一個研究,分析中國工業發展過程中為環境和資源所付出的代價,這個代價是相當高的。例如2005年我國由于耗費資源、生態退化和環境污染所付出的代價為2.75萬億元人民幣,而當年GDP的增長僅為2.24萬億元人民幣[6]。近兩年來情況雖有所改善,但這一問題仍應引起人們的高度重視。
最后一個問題是我國缺乏金融和管理人才。從一個國家的發展歷程看來,有四個層次:第一個層次依靠資源,也包括勞動力;第二個層次是依靠產品;第三個層次是依靠資本;第四個層次是依靠知識。我國目前還處在依靠資源和產品的層次。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累計引進外資共7800億美元,累計輸出資本約1000億美元,大概是引進的1/8。而且輸出的那1000億美元里中第一大國是加拿大,第二大國是開曼群島。開曼群島那里既沒工業,也沒服務業,到開曼群島的投資,實際上就是“出口轉內銷”。就是把錢打到那里注冊公司,然后再把錢投回國內。因此我國實際輸出的資本還不到1000億。
從資本的運用來看,也有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產業資本主導,多年來我國都是產業資本主導,特別是計劃經濟體制下強調“生產決定流通”的思維延續至今。我國目前還是以寶鋼、中石油、中石化、中國電信等大型國有企業的產業資本主導。第二個層次是商業資本主導,因為產品需要市場,需要通過流通才能變成商品,才能銷售出去,例如美國最大的企業沃爾瑪,就是把企業生產的產品放到它那里去賣,沒賣出去的時候不但不給錢,還要向企業收進場費。第三個層次是金融資本主導。現在發達國家都是金融資本在控制整個國家的經濟運行,工業和商業都離不開金融資本的支持。我國目前仍然處在產業資本主導階段。我國不缺資本,但是缺少會運用資本的人才。例如我國的外匯儲備中大約有1/3用于購買美國債券。這就意味著我國把資金借給美國的金融資本家,他們賺錢以后付給我國利息,其余的利潤歸他們所有。
此外,我國還缺少管理人才,特別缺乏職業經理人。職業經理人是在企業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開以后,負責進行經營管理的一類專業人才。在我國的現狀是,國有企業的管理者是“準官員”,經營管理水平參差不齊;民營企業的很多管理者是所有者本人或其近親。筆者認為,我國的國有企業管理者如果不能成為真正的職業經理人,國企改革那是很難成功的。因為有些國有企業的管理者可能對企業經營管理下功夫少,而是更加重視與政府官員搞好關系,以便取得優惠待遇,甚至轉變為政府官員。民營企業的管理者由所有者本人或近親擔任雖然無可厚非,但要有能力擔當才行。有人說民營企業富不過三代,就是因為其管理水平一代不如一代。
總的看來,我國經濟保持高速增長的有利條件還是較多的,只要我們注意解決存在問題、穩妥地應對挑戰,改善不利條件,就有可能在較長的時期內保持7.5%%以上的經濟增長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