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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越兩國在越南的北部城市海防新建了一個經濟貿易合作區（下稱相關公司股票走勢百隆東方7.98+0.182.31%蘇州高新4.45-0.04-0.89%“海防工業園”），由深圳市深越聯合投資有限公司（下稱“深越公司”）投資建設和經營服務，俞泓是這家公司的營銷總監。

工業園的招標正在進行中，俞泓正接洽的有七八家企業。“如果事先沒有考察權衡個一兩年，咱們先不忙談。”俞泓的態度很實在，投資不是兒戲。他深知，越南的這一端，是低勞動力成本的美麗誘惑，另一端則是征地難、土地成本高、工人效率較低、產業配套不足的種種現實問題。

事實上，隨著對投資者的政策優惠減少，中國制造業轉移的“越南熱”逐漸“退燒”，多位熟悉越南投資環境的人士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現在，企業做出赴越南投資的決定需要更加慎重。

金融危機后的轉移2008年金融危機使得中國的眾多制造類企業風雨飄搖，尤其是一些勞動力密集型的低端制造業，他們原本就并不高的利潤率在這場金融危機的重創后更顯孱弱。在這種情況下，許多企業被迫做出選擇，轉移到成本更低的地方去。

相比中國內地，越南、緬甸、柬埔寨這些東南亞國家的勞動力成本更加低廉，水電、原材料等成本也更便宜，而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越南等國開始重視經濟發展，出臺了一系列的優惠政策以吸引外國投資者。這些因素促使了一場赴東南亞的投資熱潮。

袁明仁是東莞臺商協會的顧問，前兩年東莞的臺商成批組團赴東南亞考察，作為投資顧問，他都帶過十幾撥考察團。在有著“中國外貿火車頭”之稱的東莞，大批制鞋廠、服裝廠、電子廠在金融危機中受到重創，袁明仁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在多家關廠的臺商企業里，起碼有一成是轉到東南亞去了。

由于成本優勢明顯，赴越南等東南亞國家投資的大多是勞動密集型企業。而轉移后的產業格局也已經在越南悄然形成。在越南南部，以制鞋業、紡織業為主，北部則以電子業居多。

事實上，也有很多非勞動密集型的企業轉移過來。本報記者采訪發現，勞動力成本低只是吸引企業轉移的其中一個因素，規避反傾銷風險是轉移的另一個重要誘因。俞泓告訴本報，從2004年開始，由于美國和歐盟開始對中國大陸的企業進行設限，當時就有一批港資和臺資的企業，像家具、皮具、紡織，轉移到了越南，重點的區域就是胡志明市。

前江投資管理責任有限公司董事長助理張黎明也表示，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一些外貿企業認為可能會越來越多地遭遇歐美的反傾銷，所以提前布局到越南這類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地方，以規避反傾銷風險。通常，這類遷移企業中，輕工業產業會多一點，比如機械電子、建材化工、紡織等行業的企業。

還有一些企業的轉移是由于看中了東盟這塊蛋糕。2007年開始赴越南投資的深圳市雄韜電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雄韜電源”）把東南亞市場放在很重要的位置，該公司的副總裁陳宏告訴本報，在他們的市場戰略中，東南亞的市場規模（含印度）占整個集團的20%~30%。而他們這幾年的“試水”效果顯然不錯，2011年他們在越南買地建立了一個4萬平方米的生產基地，這里生產的產品主要供應東南亞市場，兼顧歐美市場。

低成本VS低效率在工業園的招商中，俞泓強調的一點是越南的低成本。而這也是很多企業最終相中越南的原因。

海防工業園的招商手冊介紹，海防市最低工資標準為200萬越南盾∕月（折合人民幣600元），外資企業員工的一般工資為普通工人每月750元~900元，技術工人每月1000元~1500元。對于企業主來說，這個數字顯然比深圳動輒三四千元的員工工資更有吸引力。

陳宏告訴本報，他們的科技園設在離胡志明市30公里的地方，現在員工的基本工資是700~750元，加上加班費、補助等一共1000元左右，盡管比起2007年600元左右的水平現在漲了近一倍，但相比國內還是有優勢，雄韜電源在深圳的員工基本工資就有1500元。

俞泓前段時間也去蘇州高新園區談過幾家電子企業，他們想要轉移也都是因為國內成本太高，三年翻了三番，一個普工的工資是三千，加上包吃住，一個月差不多要四千多。

“越南實行的是每周六天工作制，大部分員工都不需要宿舍，他們更傾向于自己租房住。”俞泓說。

然而任何事都不是完美的，在盤算著低工資為企業省下多少成本的同時，這邊的企業也必須要接受勞動力效率較低的現實。

陳宏表示，越南的人工效率相比國內大概是1：1.5的水平，也就是說在國內1個工人完成的工作在越南需要1.5個工人去做。

效率不那么高的原因，或許能從教育和文化上找到根源。多位熟悉越南的人士向本報記者反映，由于以前是法國的殖民地，越南受到法國影響非常大，人們對于賺錢這件事情并不十分熱衷，大部分人的心態是“做夠了我就不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