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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要：

在我國民營經濟發展過程中，涌現出了五種模式，即溫州模式、蘇南模式、珠江模式、中關村模式和三城（海城、興城、諸城）模式。在發展過程中，這五種模式呈現出不同的形成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1、模式形成的時間的不同

    從五種模式的形成時間看，蘇南模式的形成時間最早，蘇南模式的雛形產生在計劃經濟時代，從1953年-1978年，蘇南農村工業就有了一定的基礎，改革開放以后，鄉鎮企業迅速崛起，到80年代中期就確立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地位，形成了別具特色的集體所有制的鄉鎮企業發展模式。溫州模式是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的產物。改革開放后，溫州農民在缺乏國家投資、沒有城市輻射、集體經濟薄弱的條件下，以農村家庭企業的發展和擴張，一舉打破了“政府本位”的經濟格局，率先以市場經濟的方式推進了農村的工業化和城鎮化，形成了以個私經濟為基礎的“小商品、大市場”的發展格局。珠江模式的形成得益于國家的開放政策，80年代中期，國務院批準成立了“珠江三角洲經濟開發區”，以東莞、寶安等地為代表的珠三角東部地區成了香港加工業的外遷地，“三來一補”成為其鄉鎮企業發展的重要形式，憑借毗鄰港澳、華僑眾多及國家優惠政策傾斜的優勢，很快就形成了舉世矚目的“珠江三角洲經濟模式”（簡稱為珠江模式）。中關村模式則是在80年代中期以電子一條街出現為特征的，1980年，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員陳春先為首的一批科技人員，組成一個“先進技術發展服務部”，這就是中關村電子一條街科技企業最早的雛形。隨著四通公司、聯想公司等公司的相繼成立，中關村已經形成了我國民營高科技企業群體。1988年，國務院批準成立了我國第一個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北京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標志著“以中關村模式”為代表的民營高科技企業的發展受到了高度的重視。在這五種模式中，三城模式的形成可謂最晚，三城模式是山東的諸城模式、遼寧的海城模式和興城模式的總稱，是我國90年代國有集體中小企業改革改制的典型模式，三城模式中最早出現的以股份合作制改造為特征的諸城模式也是在改革開放的“第二個春天”到來的1992年至1994年中形成的，而以私營獨資企業為主要改制方向的海城模式和以私營合伙企業為主要改制方向的興城模式則相繼形成于1993-1996年間和1996-1997年間。

2、民營經濟形成基礎的不同

    鄉鎮企業能首先在蘇南地區異軍突起，從而形成“蘇南模式”，是因為這里有得天獨厚的區位環境和歷史傳統。蘇南農村緊靠中國最大的經濟中心上海和蘇州、無錫、常州等發達的大中工業城市，接受經濟、技術輻射能力較強。同時，因為距市場中心較近，運輸成本較低，產業和產品選擇范圍較大。這為蘇南農村發展非農產業，特別是鄉鎮工業的發展創造了良好條件。

    而溫州的區位條件是遠遜于蘇南地區。位于浙江東南山區的溫州地區遠離大中型工業城市和全國性市場中心，運輸成本和信息成本較高；人多地少，農村集體經濟薄弱；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盡管溫州農村的社隊工業也有所發展，但它最終不能走上蘇南那樣以發展農村集體工業為主的道路。但溫州有從事家庭手工業歷史傳統，溫州人在計劃經濟時期處于生活的壓力而形成了走南闖北尋找生機的習俗，使得溫州農民在改革開放之后，迅速走上了以家庭工業和專業市場的方式發展非農產業的道路。由于外部環境的限制，溫州鄉鎮企業在發展非農產業中，選擇了較早放開并實行市場調節的日用小商品為主導產業，小商品的產值大約占了鄉鎮企業產值的七成左右，從而形成別具特色的“小商品、大市場”的發展格局。

    “珠江模式”的形成，其社會條件與蘇南和溫州又不同。珠江三角洲毗鄰港澳，境內鐵路、公路、水路交通非常方便。全區有華僑250多萬人，港澳同胞278萬人，這些獨特的優勢，為吸收外來信息、技術、資金、設備等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條件。從鄉鎮企業引進外資、發展外向型企業來看，港澳地區與珠江三角洲經濟關系十分密切。在引進外資構成中，港澳資本占絕大部分，小部分是華僑和國際資本。珠江三角洲了解國外信息，引進各種技術設備等也主要通過港澳地區。通過大量的經濟往來，聯辦企業等為三角洲地區的培訓技術和管理人才、引進新技術設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這是珠江三角洲鄉鎮企業發展的重要條件。

    蘇南、溫州和珠江三角洲的民營企業都是脫胎于農村鄉鎮企業，走的是農村工業化的道路，它們的差異在于工業化的方式不同。而中關村模式則是依靠中國科研的最高殿堂——中科院及著名高等學府的雄厚的研究力量，以中關村的核心——電子一條街為例，全長不過幾公里的一條街，沿途卻聚集著30多所大學、80多所研究院所，薈萃著45000多名科研人員和高校教師，其智力密集度之高可想而知。80年代初，中關村的一批科技人員通過“下海”創辦科技企業的方式，以經營貿易和計算機應用開發與集成服務起步，帶動研究與開發，實現了技術、管理和市場三大要素的有機結合，加快了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速度。到1987年，中關村具有法人資格的民營科技企業148家，其中從業人員3800多名，工業產值2.2億元，營業額超過9億元。

    作為國有集體中小企業民營化改制的三城模式，產生在改革開放的90年代。90年代正是中國深化改革時期，一方面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促進國民經濟進入了一個經濟發展的快車道，另一方面國有企業的經營狀況日益惡化，企業機制不活、效益低下的問題十分突出。因此，對國有企業的改制在所必然，尤其是國有中小企業，量大面廣，對其改制改革，不僅僅是國有中小企業的自身問題，而且為大中型企業的改革進行試驗、創造條件。1995年十四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抓大放小”戰略，使得國有中小企業的改制進入了一個全面展開的階段。根據放開搞活國有中小企業的指示，各地對國有小企業的改革采取了改組、聯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賃、承包經營和出售等20幾種形式，形成了比較典型的三城模式。

3、企業制度特征的不同
 
    蘇南模式是典型的鄉鎮集體企業發展模式，蘇南的大部分鄉鎮企業的創業資本源自農村社區范圍內的集體投入，其所有制的基礎屬性便是以農村社區政府為代表的集體經濟。進一步的分析發現，當時的中小企業相當部分是村辦企業，因此，與城鎮集體企業不同的是，蘇南很多鎮村兩級黨政組織及其代理人，既是鄉鎮企業的行政領導，又是集體資產的代表，其結果往往導致出現產權不明、政企不分、“內部人控制”等一系列問題。

    而溫州的民營企業是從個私經濟發展起來的，私人獨資企業是主要的制度形式，不僅個體企業、私營企業是獨資企業，很多股份合作制企業和有限責任公司實質上也是私人或家庭獨資的，另外一部分企業則為私人共同出資的合伙企業、股份合作制企業以及有限責任公司。因此，溫州的民營企業制度的最大特點就是產權清晰、機制靈活。

    珠江三角洲地區的鄉鎮企業是通過對外開放而獲得迅速發展的，因此，“珠三角”的鄉鎮企業的外向度很高，從最初的“三來一補”企業到大規模利用港澳資本建立“三資”企業，使得鄉鎮企業在引進外部資本的同時，也引進了國外先進的管理制度和經營方式。因此，80年代的“珠三角”鄉鎮企業的企業管理制度建設要比蘇南鄉鎮企業和溫州個私企業規范得多。到了80年代中后期，“珠三角”的許多鄉鎮企業已通過內外開放，大量吸收國內外資金、技術、人才，以組建企業集團的方式，走規模經濟的道路。而溫州民營企業大規模的集團化直到90年代中期才掀起高潮。

    中關村的高科技民營企業在成立之初，往往掛靠在某些政府機構的名下（俗稱“紅帽子”），或以官辦的面孔出現，但無論是靠商業貸款，還是由上級單位提供創辦啟動資金，經營若干年后，企業的產權已面目全非，無法搞清資產的歸屬，企業發展越快，產權問題越突出，產權問題最終成了制約高新技術企業“難長大”的根本性原因。另一方面，由于高科技企業的特點，智力因素起著關鍵作用，幾個人在一起就能舉辦一個公司，往往憑一時之激情辦的公司，由于缺乏明晰的產權制度和規范的管理制度的制約，企業創業時尚能志同道合，但稍有起色便分家，甚至于公堂相見。

    三城模式是國有集體中小企業改制的典型模式，因而所形成的民營企業具有鮮明的改制企業的特征，即企業制度仍然帶有原有的企業制度的烙印，換句話說，三城模式的民營企業的民營化是不徹底的。雖然表面上看，企業的產權已經清晰到了個人（如諸城大部分國有集體中小企業改制為全員持股的股份合作制形式，海城則出售給了個人，興城出售給少數幾個人），但是企業制度并不完善。

4、政府作用的不同

    從這五種模式的形成及發展過程來看，都與地方政府有著一定的關系。從政府與民營企業的關系密切程度來看，溫州模式是最弱的，這是因為：溫州的經濟發展是自下而上的，溫州的民營企業都是由個私經濟發展起來的，從屬于私有制范疇。溫州模式不但不能得到首肯，政府開始基本以“無為”管理的方式對待這一經濟形態，政府早期的“無為”管理主要是既缺乏扶植能力、又無市場經濟經驗導致，而后來的“無為”則是溫州市政府自覺形成的無為狀態，盡量少干預經濟。溫州民營經濟的發展，有著自身的動力和內因，而政府的“無為”為之提供了重要的外部環境，為“溫州模式”的產生和形成發展，進而成為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先驅，起到了不可或缺的緩沖和保護作用，降低了民營經濟產生和發展的風險。

    蘇南模式發展初期的大部分鄉鎮企業是由鄉鎮政府，或者利用原有的集體積累，或者利用政府的動員力量，或者由政府出面向銀行貸款興辦的。因此，經濟學家把蘇南模式看成是“政府推動”的模式。雖然政府的干預使得蘇南鄉鎮企業存在著政企不分的問題，同時產生低激勵和負激勵效應。但改革初期大量經濟空隙的存在為包括蘇南地區在內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提供了歷史機遇，致使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蘇南地區政府超強干預模式取得了輝煌的成果。政府干預的結果，使鄉鎮企業承擔了大量社會政策職能和“公共企業家”職能。盡管這種結果在一段時間內可能是積極的，但政企不分的集體產權制度安排的隱患最終由于外部宏觀環境和競爭環境（買方市場的出現）變化而使得蘇南經濟滑坡，人們對蘇南模式開始提出了疑問。

    珠三角的鄉鎮企業從一開始也是由鄉鎮政府參與或支持創辦的，但也蘇南的鄉鎮企業不同的是，珠三角的鄉鎮政府在鄉鎮企業起步后，就開始推行“廠長經理負責制”、“利潤承包責任制”等，盡量弱化對鄉鎮企業的直接干預，而將主要的財力用于發展交通、能源、通訊、教育等基礎產業上，創造良好的經濟發展環境。因此，從政府對民營企業的影響和作用來看，蘇南模式是“強政府”，而溫州模式是“弱政府”，珠江模式則介于兩者之間。

    中關村的民營高科技企業雖然大部分都存在著產權不清的問題，與國家及地方政府有著各種千絲萬縷的關系，在科技園區中均設有管委會，且管委會中行政部門林立，使技術開發區的發展趨向于準行政區域式的管理。但中關村的民營高科技企業的創立與發展基本上是自發的，在經營機制上仍然是比較靈活的，并沒有受到政府的很大的干預。

    三城模式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政府強制型制度變遷模式，從國有集體所有制企業到股份合作制、合伙制和個人業主制的民營企業制度形式的轉變，時間之短（每個城市都只有2-3年時間）、改制面之廣（幾乎90%以上的國有集體中小企業及部分鄉鎮集體企業），沒有政府的強制型推動是不可能實現的。而且在企業改制以后，原來的政府主管部門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對企業產生干預和影響。從政府的地位和作用來看，最強的是三城模式，蘇南模式次之，其余依次是珠江模式、中關村模式、最弱的則是溫州模式。

二、民營經濟發展模式的變化特點的比較
1、自我終結的蘇南模式

    蘇南模式作為有中國特色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一條道路，在改革開放初期所產生的作用是相當明顯的，但其局限性也是非常明顯的。蘇南模式的局限性，實質上就是集體經濟的制度缺陷，主要表現在：企業產權不明、政企不分、收入分配不合理等。隨著社會大背景的改變，蘇南模式的內在矛盾逐步暴露出來。實踐證明，蘇南模式已越來越不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到90年代中后期，蘇南地區已“痛失全國領先地位”。從1996年開始，蘇南各地相繼二次進行了鄉鎮企業的所有制的改革工作，改制的核心是產權的集中化，將所有制權集中于經營者個人或少數經營層，最終徹底地明晰了集體所有制企業的產權，初步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基本上把鄉鎮政府對鄉鎮企業的直接支配權從企業撤出來，這樣就從而意味著蘇南模式自然而然走到了“終結”。

2、改變發展路徑的珠江三角洲模式

    隨著長江三角洲經濟的崛起以及港澳的回歸，珠江模式日益受到挑戰。一是珠江三角洲經濟外資比重偏高，在出口結構上，一般貿易出口額比重偏低，而加工貿易出口額比重偏高，出口貿易中有相當大的比例是利用國外的資金和原材料，為外方加工成產品，再出口到海外，而廣東的民營中小企業從中賺取較少的加工費。雖然加工貿易對于珠江三角洲經濟貢獻突出，但從長期的發展角度來看，不利于中小企業的發展。在企業資本多元化的今天，東南沿海的一些省份正是通過大力發展民營企業，做大做強民營企業的品牌，而實實在在地擴大了出口額，與珠三角民營企業形成鮮明的對比。二是珠江三角洲經濟的外向程度很高，受國際經濟波動的影響比較大。如亞洲金融危機、美國“9.11”事件對珠江三角洲經濟的影響不能低估。三是大量的在加工制造末端的民營企業擁擠在一個狹小的行業中，在產品供過于求的情況下，企業之間的競爭也就進入了惡性的循環之中。

3、尋求變革的中關村模式

    作為我國高新技術企業的典型發展模式，中關村民營科技企業在發展中也存在著許許多多問題，其中，產權問題被認為是制約其發展的主要因素。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曾對中關村所在的海淀高新技術試驗區做過調研，調研顯示，中關村高新技術產業中小企業占主體，這和美國硅谷、我國臺灣地區的新竹類似。但是，在其他國家和地區，高新技術企業10年存活率一般僅為5%-10%，而中關村的高新技術產業的穩定性較高，除在經濟過熱的1992-1993年兩年外，企業“死亡率”和“出生率”都維持較低水平。換言之，中關村大多數企業處于既“長”不大也“死”不了的維持狀態。1994年我國《公司法》頒布時，中關村已有4229家高新技術企業，企業發展越快，產權問題越突出，產權問題最終成了制約我國高新技術企業“難長大”的根本性原因。

4、困惑中探索的三城模式

    “三城模式”在一段時間內取得了較好的成果，改制后的企業都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一時間吸引了全國眾多國有集體中小企業學習推廣。但不久，由于“公平”與“效率”的平衡問題逐漸暴露出來：諸城模式——企業資產以基本均等的方式賣給企業的所有職工，但導致了“小鍋飯”，在企業有了一定的發展基礎以后，職工失去了企業改制初期那種艱苦創業的精神，小富即安、不思進取的現象開始出現；海城模式——企業資產整個賣給個別經營者，企業制度改變了，但職工的觀念沒有及時轉變，尤其是當企業發展呈現良好態勢時，經營者作為企業的所有者的財富驟然膨脹，導致的收入和財富的差距進一步拉大，使企業職工大為不滿，原來作為國有集體職工的那種優越感使得他們對企業經營者產生了抵觸情緒，勞資對立嚴重影響了企業的運行效率；興城模式——企業資產賣給了少數幾個經營者實行合伙經營，但由于合伙企業的局限性，企業規模往往難以做大。為了解決改革前未曾料到的矛盾，三城最后都放棄了自己的模式，向其他模式轉變：諸城向海城轉軌，想把分散在職工手中的資本集中給個別經營者，以期調動經營者的積極性，推動企業的成長壯大；海城向興城轉軌，為了克服單個資本的種種弊端，在職工還沒有購股熱情的情況下，把“興城模式”作為過渡選擇；興城向諸城轉軌，因為職工意識到造成自己與經營者財富懸殊的原因是由于自己沒有股權，要求擁有股份的愿望強烈。這就是被理論界稱為“三城模式轉磨之迷”。

5、走出溫州的溫州模式

    溫州的民營經濟經歷了從八十年代初中期的農村家庭工業，到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的股份合作制經濟，進入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長期困擾溫州民營經濟發展的“姓資姓社”問題得到了徹底解決，溫州的民營企業得到了正名，民營經濟的發展進入了新的快速發展的軌道。在產權制度上，單元化的資本結構開始走向多元化；在企業的組織形式上，在特殊的歷史環境下產生的股份合作制企業開始大量向股份制企業轉變，并形成了上百個以專業化分工為主線的民營企業集團；在企業的經營模式上，逐漸擺脫傳統的以專業市場為依托的小商品發展模式，走上了品牌化經營和資本經營的綜合發展道路；以農村經濟能人為主體的民營企業經營者普通提高了素質，逐漸形成了一個具有開拓創新精神的企業家群體。溫州民營企業發展的這些新特征，被理論界稱之為“新溫州模式”。事實上，“新溫州模式”的提出，并不是對溫州模式的否定，而是對溫州模式的發展趨勢的展望。從上世紀末到本世紀初，在民營經濟的各種發展模式相繼陷入困境或出現裂變的同時，溫州經濟強大的活力依舊，溫州模式已再次引起人們的普遍關注和高度重視。無論是溫州模式，還是“新溫州模式”，都表明了在這個遠離大都市的沿海中等城市，確確實實走出了一條中國式的發展民營經濟的道路。不僅如此，溫州模式還出于不斷的擴展之中。溫州模式已出于一種發射的狀態，從溫州向浙南地區，向浙江全省以及全國擴散。“溫臺模式”、“浙江模式”都是從溫州模式中演繹出來的。

三、民營企業發展模式變化的啟示
1、產權制度創新是民營經濟健康發展的關鍵

    從民營企業發展的各種模式來看，凡是產權明晰的，如溫州模式，發展就充滿活力；而產權結構存在著不清晰或不完全清晰的，如蘇南模式，發展到了一定程度就會出現困惑而停滯不前，甚至于出現衰落，最終到了“終結”的地步；同樣，中關村民營高科技企業的長不大，也是產權制度的制約所致。因此，發展民營經濟，首先就要搞清楚什么是民營經濟，這個問題模糊有的話，就容易搞出些似是而非的類型來。近年來，隨著我國的民營經濟的發展，國有經濟的主體地位已逐漸受到動搖，這使得很多人感到了疑惑，說發展民營經濟有問題，但與國有經濟相比，民營經濟確實代表了先進的生產力，代表了廣大人民的利益。凡是民營經濟發達的地區，國民經濟就發展得好，老百姓生活就富裕，國有集體企業下崗問題也比較容易解決。當前，理論界對“民營經濟”一種比較普遍的理解，認為“民營經濟”是相對于“官營經濟”而言的，按照這個理解，民營經濟中也包含了大量的公有制企業在內，這樣，似乎提“發展民營經濟”就不會與傳統的所有制觀念相抵觸了。可惜的是，從各地的民營經濟的發展實踐來看，凡是產權不清晰的所謂的民營經濟的發展，最終都陷入了困境，無論是鄉鎮集體企業、城鄉股份合作制企業，還是承包、租賃等國有民營的經營方式，以及以人力資本為主的民營科技企業，雖然在創立或改制后一段時間內表現出一定的活力，取得了較高的經濟效益，但由于其產權不清，歸屬不明，無法獲得可持續發展的動力。

    因此，從我國的現實出發，發展民營經濟，必須首先要解決產權制度問題，對于改制的民營企業，其產權必須明晰到個人，以充分發揮個人對其財產看護的積極性和能動性，進而促進民營企業發展的動力。在此基礎上，國家或集體可以在發展潛力良好的民營企業中適當參股（但不控股），以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

2、大力培植民間經濟的基礎是實施民營化的根本保證

    國有集體中小企業民營化已經成了當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重大舉措，在全國各地，國有集體中小企業通過不同的形式進行了民營化的試點和推廣，但從各地的實踐情況來看，存在著許多改革的難點和盲點。事實上，在“三城鎮式轉磨之迷”現象的背后，是因為這三個城市的國有集體企業的改制都缺乏一個共同的基礎，就是民本的基礎。任何改制改革都離不開廣大的人民群眾的參與，發展市場經濟，更是不能單靠少數幾個人，“海城模式”和“興城模式”的矛盾說明了只有全社會民眾都參與到市場經濟的大潮中，適應了市場經濟發展的規律，民營經濟才會蓬勃發展起來。現在，一些經濟學家提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出發點就是以民為本，從這個意義上講，市場經濟就是民本經濟。高尚全認為，民本經濟指的是以民為本，民有、民營、民享（人民共享）的經濟，我們過去搞的計劃經濟是一種典型的官本經濟，通過長官的意志和行動方式來配置資源。而民本經濟則強調，人民是創業的主體、經濟的主體、產權的主體，是創造財富的主體。溫州的成功就是一個明證，溫州模式的崛起和不斷的推進，正是千千萬萬溫州人的共同努力的結果，是溫州人人人都要當老板的強調愿望造就了無數的民營企業和無數的企業經營者，這正是溫州經濟充滿生機活力的基礎。而這更需要全社會民眾思想觀念的徹底轉變，否則，形式上看上去變了，但實質上，原有的制度弊端給人們留下了種種惰性在適當的時候就會顯現出來，從而對新的制度產生障礙。諸城的困惑就是如此，雖然國有集體企業的職工一日之間換了身份都成了民營企業的股東，但他們不可能真正成為自己資產的經營者，他們對資本的疑惑就成了“諸城模式”的困惑。溫州模式的形成和發展，不僅使溫州民營企業不斷發展壯大，同時也使得溫州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的改制得以順利進行，近幾年，溫州的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的改制相當順利，得益于民營企業的發展。當前，民營企業投資的一個重要投向就是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民營企業參與國有和集體企業改制，出資進行兼并、收購，將有力地促進國民經濟民營化的進程。

3、民營企業應不斷提升自己的素質，來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

    隨著時代的變遷，民營經濟發展的環境已經出現了很大的變化，改革開放初期的短缺經濟已經過去，遍地是機會、到處是商機，依靠膽子大就能獲取暴利的民營企業最好的資本積累時期已經一去不復返。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和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市場競爭開始加劇，民營經濟的發展已經進入微利時期。在這個階段，民營企業不再是簡單地有了資金和設備，有了場地和人員，就能在市場上取得立足之地，企業之間的競爭已經表現為企業綜合素質的競爭。尤其是我國加入WTO以后，民營企業還將面臨著與國際大公司大集團的國際化競爭。從我國的民營企業的發展來看，民營企業的發展戰略上存在著很大的誤區，即大量的企業擁擠在一個狹小的行業中，在產品供過于求的情況下，企業之間的競爭也就進入了惡性的循環之中。珠江模式面臨的發展問題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因此，民營企業必須擺脫產業發展路徑依賴的局限性，及時從傳統的產業領域轉移出來，向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對于繼續留在傳統領域的企業，也必須改變原來的以加工為主的經營模式，加大研究開發投入，積極開展技術創新，努力發展自己的核心技術，全面提高自身的素質，從根本上改變低層次的競爭格局。這對于我國的民營企業的發展都有重要的啟示。

    從溫州的民營企業發展來看，同樣存在著企業發展的瓶頸問題。從知識化和全球化的程度看，溫州遠不如珠江三角洲的民營企業，溫州的優勢在于體制創新。但由于溫州的民營企業從事的是勞動密集型的行業，其技術化程度的要求要低于資本密集型的行業，因此，在這些行業中，溫州產品的優勢就比較明顯了。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后，我國的改革開放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市場競爭的格局出現了新的變化，“溫州模式”也進入制度、技術、市場和產品的全面創新階段，民營企業開始向規模化、公司制和品牌經營邁進，逐漸使企業擺脫原來的家庭作坊式的低、小、散狀態，“新溫州模式”的提出，正是這種變化過程中的一個描繪，它是溫州民營企業從低級向高級進化的一個過程。從溫州模式到“新溫州模式”，表明了民營企業的發展除了要做好制度的文章外，還要重視企業內在的素質，也就是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只有企業的素質提高了，才能適應不斷變化的經濟社會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