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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注：你如何看中國經濟奇跡的源頭和動力？FT中文網誠邀讀者各抒己見，來信請寄：ftchinese.editor@ft.com）

　　1988年秋，在改革10年之際，我們寫過一篇長文。文章開頭說，“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了歷史性的變化。這一點現在恐怕很少有人懷疑了。8億農民開始卷入商品經濟生活的歷史性變遷，國民生產總值連續10年以年平均9.3％速度的增長，改革開放帶來的中國人均福利水平的提高，為中國贏得了國際性的聲譽。

　　“盡管如此（也許正因為如此），中國改革較早地陷入了舉步為艱的困境。‘英雄時代'過后的解放情緒逐漸被‘摸著石頭過河'的失落感所代替。西方文化的進入激起了對傳統文化的反思甚至厭惡，原有價值評價標準的混亂沒有解決，而且似乎加劇了。同時，通貨膨脹壓力的不斷增強，社會腐敗因素的惡性膨脹，收入不公平和機會不均等的急劇發展，農民的初步進入造成的社會生活空間令人壓抑的擁擠，統統匯成了種種說得清和說不清的社會不滿。……所有這些都暗示著，中國改革經過10年的匆匆行進，現在正處于一個關鍵性的歷史轉折關頭。”在文章的末尾，我們總結10年改革的基本戰略是正確的，社會主義的改革并未走到盡頭，中國的文化并未預先注定中華民族向現代化轉變中將再次磨難，中國人只要克服焦躁情緒，選擇正確的戰略轉折，是可以避免動亂或停滯的前景，而爭取騰飛的前途。

　　30年的最大成就

　　后來的發展表明，歷史并不是簡單地選擇了一個路徑，從1989年起，中國經過一個短暫的動蕩，稍稍的停滯和遲疑，然后迅速走上了騰飛的大道。

　　改革開放30年最大的成就，國內外的觀察者都很少有分歧，就是中國持續3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使中國從一個人均國民收入199美元貧困的低收入國家，走到了人均GDP2360美元這個中等偏低收入國家入門的門檻。同樣甚至更加重要的是，這種經濟增長，改善了幾乎所有人的生活和福利水平，而并不是只惠及少數人。迄今為止，中國避免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停滯陷井或在經濟增長期所出現的那種社會兩極化的大規模對抗和動蕩。億萬中國農民，在繼續保有中國歷史上最平均的土地使用和收益權的同時，通過進城打工，普遍顯著改善了收入和生活水平。無論農村本身還是城市居民的基尼系數，大體上圍繞0.35的水平在波動，仍然屬于比較平均的收入分配差距。

　　那么，中國為什么取得了這樣的經濟奇跡？人們給出了不同的回答。主流的說法是說因為中國實行了對外開放，搞了市場經濟，從而搞對了激勵。界定了產權包括私有產權，這當然很有道理。不過，搞開放式的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家太多了，為什么獨獨中國有這樣的經濟成功？況且要說私有產權界定，許多發展中國家比中國還要徹底的多，搞市場經濟也沒有那么多框框禁忌，為什么他們幾乎很難與中國相提并論？當然也有人說，在東亞模式里中國并非絕無僅有，與經濟起飛時期的亞洲四小龍相比，除了規模大，中國也無特別。

　　但大國外向型經濟成功，本身就是奇跡。同時這種說法隱含著一個未加證明的判斷：中國延續了30年的高速增長也會馬上結束，因為可比的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經濟起飛期一般最長也只有20——30年。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中國顯然面臨更大的問題：為什么過去高速增長的動力已經耗盡，中國又將如何面對一個不同時期的挑戰？

　　四大原因

　　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首先需要找出中國在過去30年經濟高速增長同時又使社會普遍受惠的真正原因。在我們看來，這大體上有以下四方面：

　　一、在確保自我主權的前提下實現了全方位的對外開放，因此充分利用了中國的后發優勢和相對比較優勢。

　　對外開放對中國的推動作用并不下于改革，這是很多人的感慨和共識。從文革后中國的極度封閉和與現代經濟社會的巨大差距起步，中國人實行了堅決而又有步驟的對外開放。中國進出口貿易的對外依存度，從只占GDP的10％以下，到65％以上，只是一個標志性的指標。發達國家資金、技術、設備、管理制度與經驗乃至各種信息的全面涌入，對當時中國社會所起的振聾發聵的催化作用無論怎么估計也不會過高。因此，說中國30年的經濟奇跡主要得益于利用了后發優勢和相對比較優勢，肯定沒有什么錯。同時應當看到，從文革后的統治經濟和思想禁錮，只經過短短的30年，中國就極大地縮小了與世界發達國家的驚人差距，沒有導致自身的迷失、癱瘓、分裂或解體，而是大大地增強了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在很多方面已經具備了和發達國家交流和對話的能力，這絕不是一個簡單和無保留的開放能夠做到的。這里至少包含了兩個最重要的機制設計。一個是對外開放特區的陸續設立和發展，使得開放能夠既大膽放手又有梯度的擴散和傳導，二是本國對經濟命脈的壟斷和控制，從而保證了對外開放的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最大化的導向。

　　二、堅定然而又是漸進的市場化和有限私有化提供了持續改善的激勵和資源配置，避免了國民經濟的家族寡頭化和大規模的社會對抗。

　　中國的市場化改革沒有采用激進的“休克”療法，一下子取消或廢止計劃體制，而是承認計劃經濟的現實和存在合理性，采用了放調結合、雙軌推進的途徑，逐步發展市場經濟和轉化計劃體制，因而避免了許多國家在經濟轉型過程中的中斷、混亂和經濟滑坡，保持了一個持續高速發展的增長趨勢。市場經濟激發了個人和企業的創新能力和去滿足任何能帶來經濟收益的社會需求的動力，從而迅速帶來了供給充裕、經濟繁榮和社會富碩。中國的私有產權的發展也是經歷了個體戶經濟、家庭私有財產的發展、擴大和普遍化、承包經營、股份有限公司和私營資本經濟的漸次發展階段，使得社會有一個認識、適應和調整的過程。

　　同時特別重要的是，中國的市場化和私有產權的發展，始終保持了混合經濟的形態，就是市場領域和政府干預和調控的領域并存，私有產權與公有產權并存，從而保證了宏觀的可控性和穩定性，避免了社會的分裂和對抗。中國一方面允許和鼓勵私人資本發展，另一方面又保證國有資本對國民經濟關鍵領域的控制，同時通過廢除官員的終身制和世襲傾向以及持續不懈地反腐敗努力，比較成功地扼制了中上層政府官員將國有資產大規模轉化為私人或家族資本的企圖，使國家的經濟命脈沒有落入家族寡頭的手中，避免了國家層面的經濟家族化或官商勾結的演變，而這在一個血緣關系傳統深厚、法治薄弱的發展中國家，本來是經濟自由化過程中最容易出現，從而導致社會對抗和動蕩、經濟增長中斷的陷井。

　　三、基于既得的城鄉二元化經濟結構，通過統分結合的家庭土地承包制度，既改善了農民的境遇，避免了土地兼并，又為工業化和城市化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動供給和土地供給。

　　在一個落后的農業國中，中國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是以城鄉隔絕的二元經濟結構為基礎的，這就是實行了最嚴格的人口遷移管理和城鄉戶籍管治制度。中國經濟改革的起步，不是去取消或直接沖擊這種二元經濟體制，而是在農村保存原來集體經濟的框架下，引進了家庭土地承包制度，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平均的土地使用權和收益權，從而迅速地解決了在一個發展中國家的農業生產中的經濟激勵問題，大大提高了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的普遍福利水平。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更大意義是它解放了原先被計劃體制和集體生產方式所禁錮的農村勞動人口，從而誘發了一系列始料未及的連鎖反應。
　　
　　首先，在解決了溫飽問題之后，農民迅速從邊際投入接近于零的單純糧食生產向邊際收益更高的經濟作物和養殖業等農副產業轉移投入，接著是創辦鄉鎮企業，向離土不離鄉的非農產業轉移，再后是出現了全面向城市和工業轉移的農民工勞動大軍。農民工逐漸成為中國工人階級的主體，既極大地沖擊和動搖了原本僵化的國營企業的用工制度，又為工業化和城市化提供了源源不絕的廉價勞動供給。二元經濟結構的存在和延續，包括數以億計的農民工在工業和城市中的很少保障的非正規就業，和統分結合的家庭承包制提供的務工農民在家鄉有一小塊均分地的安全保障相配合，極大的降低了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成本，造成了世界上最自由的競爭性勞動力市場。政府壟斷征地使城郊土地改變用途的級差地租主要落到了城市政府手中，這樣就為城市的迅速擴張和升級提供了財政來源。顯然，勞動力的解放和自由流動，很少保障的非正規就業，作為最終保障的均分承包土地，壟斷的城市化和工業化低價征地，是中國經濟30年高速增長最重要源泉的之一。

　　四、中央集權下的財政分灶吃飯和地方競爭。

　　中國作為一個幅源遼闊、人口眾多、發展極不平衡的大國，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有史以來就是制約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核心要素之一。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在中央和地方的關系，特別是權力劃分上也是多次拉鋸和反復。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從放權讓利開始，從大一統計劃經濟的一個大灶吃飯，改為分灶吃飯，中央和地方之間也是從1980年起，就“劃分收支、分級包干”，其間幾經變動，包括1994年在按照1993年中央和地方分成基數的基礎上，實行不同比例的分稅制，保證了中央財政收入的穩定增長和分成規則的透明性和穩定性，但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之間分灶吃飯則是改革以來一以貫之的大格局。

　　由于中央政府壟斷了貨幣證券發行權和政府發債權，在中央給定的規則之下和之外，千方百計地組織地方政府掌握的其它全部可能的資源和增加財政收入成為各級地方政府謀求發展的唯一途徑。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發展是硬道理的這個改革開放總方針指引下，各級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一個地方有限責任公司，統籌調動和配置地方各種資源，包括與上級政府及部門討價還價、爭取更多垂直資源。創造更有利于資本流入的外部條件，使用更有吸引力的財政稅收返還和土地優惠，成為招商引資的主要手段。這樣，在私人資本和外部資本以及勞動都自由流動的條件下，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地方競爭。中央政府對統一市場的維護和對地方封鎖的抑制，以及地方政府對外來資本的渴望，以及地方市、縣一級政府的國企已經很少且一般退出了競爭性領域，大大削弱了地方競爭中的地方壟斷和地方保護。地方所有制主導的資源整合與自由流動的勞動資本的組合，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私人資本發育和規范不足的產權替代，它在喪失一部分效率的同時，又以規模經濟和公平效應進行了補償。從而使中央集權、統一市場下的地方競爭，成為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

　　由此可見，中國3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和社會發展，既不是簡單模仿移植別人現有模式的結果，也不是其他人能夠拷貝復制的普遍模式。

　　（作者簡介：華生：北京師范大學教授；羅小朋：浙江大學中國農村發展研究院特聘教授；張學軍：華夏認證中心研究院院長；邊勇壯：大華大陸投資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他們均為孫冶方經濟學獎獲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