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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頻道 來源： 中國科技網
當前，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勢頭良好，從中央到地方都出臺了一系列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規劃和政策。同時，產業發展實踐中也存在一些亟須解決的問題。在新形勢下，我們需要充分認識新興產業演進的規律性特征，進一步明確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方向和實現路徑，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持續健康發展。
戰略性新興產業演進的規律性特征
戰略性新興產業尚處于發展初期，還無法系統總結其發展規律。但是，分析歷史上的新興產業發展歷程，對當前有借鑒意義。
新興產業的技術路線具有多樣性和不確定性。技術發展一般要經歷引入、成長、成熟三個階段。由于技術早期研究開發和產業化初期具有探索性，因此常常會出現多條技術路線并存的現象，這種技術路線在學術上稱為“技術軌道”。例如，移動通訊早期有蜂窩通訊和衛星通信兩條“軌道”。在技術成長的后期，蜂窩通訊的主流技術才定型。這意味著產業發展早期的技術路線的選擇常常有很大風險。
“科學發現—技術發明—產業化”是新興產業發展的基本路線，“技術融合—產業化”也是可能的路線。基于已有科學研究進展，按照市場需求融合多學科技術、集成開發新產品，已經成為新興產業發展不可忽視的路徑。融合互聯網、傳感網等技術開發物聯網技術和相應產業就是一例。由此看見，基于科學上的率先突破、技術上的原創和善于集成現有技術開發新產品、新市場對于培育新興產業的競爭優勢十分重要。
產業化能力對形成新興產業優勢具有重要作用。科學發現能否最終形成產業，關鍵還要看隨后的技術開發和產業化。科學發現能力為產業競爭力提供基礎，但是科學發現通常提供“公共產品”，而技術發明和產業化則與競爭力直接相關。因此產業化能力與科學發現對國家競爭力至少是同等重要。
國際新興產業基本沿“美歐—日本—韓國”的路徑演進。新興產業不可能在各個國家同步形成和發展，而存在明顯的時間差。從上世紀末到本世紀初，較為典型的新興產業發展時間序列是：歐美—日本—韓國。例如，微電子產業發源于美國；日本發揮二次開發優勢和精密制造優勢，較快取得產業優勢；隨后，韓國以及中國臺灣地區進入并取得相當的優勢。國際產業演進路徑是由不同國家所處的科學、技術、產業能力水平和結構特點決定的。要突破這種路徑，就要在科學探索、技術原創、產業能力水平和結構上下功夫，同時也要有開放創新和承擔風險的心態。
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現狀
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缺乏核心技術支撐。目前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核心技術是在更早時候產生，因此我國提出的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在核心技術上幾乎都有“軟肋”。例如，太陽能產業制造能力中國已居世界首位，但核心技術專利和知識產權仍依賴國外。
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存在“中國制造”路徑依賴。我國企業對新興產業和市場的敏感性和響應速度是值得稱道的，產業投資的積極性也很高漲，從全國風電和太陽能制造能力的迅速擴張可見一斑。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制造”已成為產業發展的“路徑依賴”，企業仍對戰略性、前瞻性技術探索和研發持不積極的態度。這對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是極為不利的，因為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戰略意義不僅在找到新的“中國制造”機會，而且在于借此由“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躍升，后者更為重要。
新興技術的商業化是發展戰略新興產業的瓶頸。基于節能環保綠色建筑、納米材料、物聯網、新能源汽車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調查分析發現，新興技術的商業化難題成為當前發展戰略新興產業的制約因素。一是大規模產業化技術和市場發展不成熟。二是產業配套程度不佳。三是新興技術關鍵原材料和元器件對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高。
出現后發優勢逆轉成為后發劣勢現象。技術創新理論指出：當技術軌道發生變遷時，先發者由于背負了相對沉重的轉換成本包袱而難以及時抓住機會，而后發者的轉換成本相對較低甚至為零，可以更快地進入新軌道，進而可以利用后發優勢實現趕超。我國本應可利用這種后發優勢，但是我國在一些領域的后發優勢發生了逆轉，構成新的后發劣勢。中國制造業長期沉淀積累投資、巨大而分層次的市場延長了陳舊產品的壽命，從而造成技術依賴和產業轉型剛性。例如，我國電視機產業在國際同行積極開發平板技術時，由于對原有產品上的生產性投資世界最多，且農村顯像管電視機仍有較大的市場空間而漠視平板技術。這導致我國失去了后發趕超的機會，再次落后。
“三高”疊加有可能斷送戰略機遇。高技術壁壘、高設立成本、高轉市場風險疊加，嚴重地阻滯了技術、能力和資源處于相對劣勢的我國某些產業的啟動、轉型和發展。
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政策結構有待優化。通過對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經濟、科技及創新政策的全面梳理與統計分析發現：我國產業政策主要作用于創新的供給側，對需求側的激勵政策非常缺少。由于支持需求政策的缺失，造成了我國太陽能、風電、LED等產業的銷售市場出口依賴。更為嚴重的是，出口的產品只能作為部件供應，因而也喪失了企業應用系統的創新能力，反過來當我國自己開始使用時又再次形成了對外來系統的技術依賴。
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對策建議
戰略性新興產業必須在原創性、核心技術上有所作為。我們不僅要關注當前已經形成產業規模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也要關注下一代戰略性新興產業，必須在下一代產業的原創性、核心技術上有所作為。我們同時面臨資源有限和新興產業前期技術軌道不確定的難題，因此，對于技術戰略的選擇要十分慎重，既要把握在主軌道競爭中爭取突破，也不放棄在分支軌道上尋求機會，在新興技術的萌芽期、新興產業下一代分支軌道的競爭期，在加強政府資金資助的同時，鼓勵和引導更多的企業投入，進行多樣化探索，以求從中培育脫穎而出者。
關注產業重大技術及標準，解決行業關鍵共性技術研發缺位的問題。在已經初步形成產業規模的產業，要有效彌補其關鍵共性技術研發的缺位問題，重視在國際技術標準競爭中的話語權。可以考慮建立由行業龍頭骨干企業牽頭的“國家級共性技術研發中心”，整合舉國之力，突破一些重大的共性技術或關鍵核心技術瓶頸；實質性推進“國家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由中央、地方、企業及民間資本聯合投資，采取會員制運作，共擔風險、共享成果。
加強 “創新鏈”的協同發展。市場（用戶）需求直接影響終端產品的生產，也逐級將需求傳導至中、上游環節。為支持我國新一代主導產業的發展，應當強化政府引導，重視需求政策，挖掘國內市場需求，積極支持商業模式創新，優先采用本國上游產品（設備等)，率先形成應用系統，推進新興產業產品規模應用。可通過不斷擴展“十城千輛”“十城萬盞”“金太陽”等示范應用項目的范圍，加快建立政府補貼和重大建設項目工程采購制度，促進首臺（套）自主裝備使用政策的落實，率先創造和開拓國內消費市場，促進產品和應用系統成熟，形成國際競爭力。
跳出“中國制造”路徑依賴。一是轉變觀念，制定戰略：全國從中央到地方，從行業到企業都要加強對“中國制造”路徑依賴副作用的認識，增強危機感；制定由“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型的國家戰略和產業戰略，指導和鼓勵企業、特別是行業龍頭企業制定創新發展戰略；強化機會意識，制定應對方略。二是推進制度創新，營造長效機制：要改變企業短期化行為，根本的是要推進改革，進行制度創新，增強企業活力和創造力。同時，出臺針對技術創新中各類創新要素利益分配的原則；完善技術創新稅收優惠政策和技術創新財政補貼制度；進一步健全知識產權的法律制度，加強知識產權執法力度，保護創新者的利益，給企業創造良好的技術創新環境，培育技術創新長效機制。
加強技術預警，發展自主創新能力，主動應對后發優勢逆轉。要主動應對技術軌道的躍遷，就必須對未來科學和技術進行前瞻性研究。技術預測的時間跨度應該是長期的，可能為5—30年，通常為10—15年。通過技術預測，為產業技術升級和企業制定發展戰略提供指導性的技術信息。同時，在開放創新中發展自主創新能力。一要廣泛開展研究開發合作，利用中國市場“籌碼”，與具有技術優勢的國外企業、研發機構展開多種形式的合作，以有效地化解壁壘。二要大力發展技術并購。與此同時，加強消化吸收和整合，學習和建設兼容不同文化的整合能力。三要積極引進人才。有些企業不拘一格地引進領軍型、骨干型及特長型的各類人才，發揮了重要作用。四要積極培育和推動新興產業發展早期的行業研發合作、戰略聯盟，增強企業在技術創新中的主體地位。促進產業聯盟圍繞產業技術創新鏈開展集成創新，突破產業發展的核心關鍵環節，明確技術創新路徑，優勢互補、系統集成、分工合作、統籌推進創新活動。
突破“三高”疊加。一是突破“高技術壁壘”，包括低端技術或低端市場的“顛覆性創新”；舉國之力、高舉高打、自主研發、重點跨越；積極利用中國作為最大、最重要市場的“資源杠桿”，通過國際技術合作降低技術壁壘。二是突破“高資金投入”，建立“新興戰略性產業發展基金”，重點扶持、合理監管；進行融資創新，積極引入風險投資、民間資本，強化資本市場對鼓勵創新的積極作用；支持央企、地方國企、民企，在信貸政策、技術及設備進出口的稅收補貼政策、企業研發貸款貼息及稅收減免等方面平等對待。三是應對“高市場風險”，加強產業上下游的協調互動，加強促進市場應用的政策支持，加快市場拓展，使我國擁有的最大市場成為平抑市場波動的有力杠桿；建立高市場風險產業共同基金，在市場低迷期予以資助。
探索多元化的追趕超越路徑。技術創新理論指出，技術軌道變遷是后發趕超的“機會窗口”，為此，我們要密切關注技術軌道發展態勢，及時抓住軌道變遷機會，實施趕超。我們還應看到，從新技術軌道衍生的追趕機會遠遠不能滿足中國創新追趕的期望，即存在巨大的“機會窗口”；用技術軌道理論來指導后發國家的創新實踐，可能會將創新追趕的機會局限在相當狹窄的范圍內。為此，我們提出“廣義軌道”理論，包括技術軌道、市場軌道、商業模式軌道、技術組織軌道、業務組合軌道等。基于廣義軌道的追趕超越機會可以大大擴展。（柯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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