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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

　　〖串場〗：這里是北京市東城區翠花胡同，胡同里有一家名叫“悅賓”的小飯館。是一家看起來再普通不過的小飯館，不過他卻有一個任何人無法替代的特色那就是它是“中國個體餐飲第一家”。

　　1980年，小飯館剛開張的時候，每天門口都排著長隊。除了顧客，還有眾多的中外記者。人們感興趣的不僅僅是這里的菜肴，同時還更想品嘗它作為“第一家”的意味深長的味道。當年一位外國記者在報道當中這樣描述:在中國，美味的菜肴和私人工商業正在狹窄的小胡同里恢復元氣。

　　現在這里的餐桌已經從過去的4張變成了20多張，員工也從過去家里六七個人緊忙活到現在變成了16個人，飯館也從過去的一家店變成了悅賓悅仙兩家店。就這樣胡同里幽靜中增加了幾分熱鬧，而胡同外的變化更加劇烈。

　　解說：1979年，國務院出臺了一項特殊的規定：“批準一些有正式戶口的閑散勞動力從事修理、服務和手工業者個體勞動，但不準雇工。”這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后，第一個允許個體私人經濟發展的政策。正是有了這個政策，才有了悅賓飯店的開張。當時在沒有得到承認的情況下，散落在全國的個體經濟已經多達14萬戶。國務院的這份文件，使他們終于獲得了合法身份和機會。

　　胡金林：我就感覺其他東西國家沒給我們安排就業，也不可能，我們那個是農村，國家也沒投資，我最好的辦法是什么？也就是說經商。

　　解說：建國以來，隨著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國的私營經濟幾近絕跡。雖然在沿海地區有一些民間交易仍在繼續，但已經失去合法地位。改革開放初期，個體戶們每向前走一步前景都難以預料。胡金林是當年的“五金大王”柳市首富，按照他自己的說法，當時能活下來就算命大了。在民營經濟發展最早的溫州柳市鎮，胡金林靠經營五金元件賺了不少錢，但隨之而來的麻煩也越來越多。

　　胡金林：按我們現在才知道，我們是納稅人，應該說是很光榮，那時候不是，稅納得越多，越是投機倒把，變成是這樣。

　　解說：1979年，《資本論》發行100周年。100年前，馬克思在這本書里曾明確地劃分了“小業主”和“資本家”的界限。按他的計算，在當時，8個雇工以下，自己和工人一樣直接參與生產過程，是“介于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人物，叫小業主”；而超過8人，則開始“占有工人的剩余價值”，就是資本家了。在后續的有關理論闡述中，“七上八下”成為一條判定雇主是否存在剝削的鐵的界律。

　　胡金林：不能說富到這里就是投機倒把，富到哪里是，當時也沒標準

　　解說：感到困惑的并不僅僅是胡金林。當時聲震遐邇的傻子瓜子創始人年廣久也不明白，為什么像他們這樣自主創業的人反而要低人一等。1980年前后，中國第一批持有營業執照的個體工商戶雖然取得了合法的經營地位，但是他們的經營僅限于養活自己，不能發展壯大。后來成為廠長、經理、董事長的這批人，當時最標準的稱謂是“個體戶”。

　　保育鈞：這個過程是比較曲折的，從1982年到1987年，發生了關于雇工的爭論，就是當初我們黨非常謹慎，采取第一是變通，不提雇工，叫做請幫手帶學徒。第二，看，看實踐，看一看。

　　〖串場〗：“家家辦工廠，人人擺地攤，誰也不靠誰，自己當老板”。這是上個世紀80年代初在溫州流傳的一句順口溜。當時剛剛經歷過十年浩劫，人們終于發現有一條路可以遠離貧困的時候，他們邁出的步子速度驚人。溫州的五馬街見證了這一切。這里是改革開放之初溫州個體商戶最早云集的地方，1981年，新的溫州市委書記就來到五馬街，他被這里的景象所震驚，并且在內心里暗暗地疑惑，這到底還算不算社會主義。

　　如今姓“社”還是姓“資”，姓“公”還是姓“私”的爭論，早已成為了過去。但是，如果五馬街有記憶的話，它一定不會忘記1982年的那個冬天。

　　解說：經過三年的恢復，到1981年，全國城鄉個體工商業戶發展到183萬戶、從業人員228萬人。雖然絕大多數個體戶都是名副其實的個人單干，但仍有一些個體戶的經營規模急劇壯大。以炒瓜子起家的年廣久，這時的雇工已經達到了100多人。這些用市場經濟手段迅速富裕起來的“暴發戶”，引起了社會上的廣泛的爭議。

　　胡金林：我就感覺到要翻了，政治上要整個經濟上掛起來，要變天了，我當時就說做好思想準備。

　　解說：當時，一場全國性打擊經濟領域的犯罪活動拉開了序幕，浙江省把溫州作為重點，溫州就把樂清劃為重點，而柳市則成了樂清的重點。經歷過改革開放初期的人們仍然對“八大王”的稱呼記憶猶新，這是對當時柳市發展速度較快的幾個行業的領頭人帶有羨慕色彩的稱呼。這些人分別在“螺絲”、“五金”、“礦燈”等領域小有名氣，而其中一個被稱作“目錄大王”的，是看準商機專門把五金器具拍成目錄照片賣給客戶，按照現在的說法是有商業腦子，但在當時卻成為被打擊的對象。

　　馬津龍：實際上在這個之前、在這個之后被抓起來的，被判刑的還不只這八個人。

　　楊鵬：這個量刑是比較重的，就是你做一個買賣，不僅你買賣的這些東西會被沒收掉，你人還會面臨牢獄之災。

　　解說：那時的個體經濟，從事的行業基本都是服務業，一旦試圖進入生產、流通領域，就很容易被抓住辮子。在那個年代，一個把溫州帶魚運到新疆銷售的商販甚至也被冠以投機倒把的罪名。

　　保育鈞：當初《人民日報》為長途販運是不是投機倒把發了文章，有一個證明，認為農民搞長途販運是搞活流通，不應當受到制裁，而應該受到支持，長途販運不是投機倒把。但是呢，當初因為黨的思想還不統一，就批評我們，批評《人民日報》，說《人民日報》居然為投機倒把來張目，逼的我們寫一篇文章再來否則，說長途販運就是投機倒把，就是在這個當口。后來到第二年，1983年的農村一號文件發了之后，我們重新再寫一篇文章，長途販運不是投機倒把。

　　解說：各種指責和懷疑迅速在全國匯集成一場整頓風暴，當胡金林從《人民日報》上看到河南汽車大王被抓的消息，心里陣陣恐慌，那時候他靠做五金生意已經成為柳市首富，自感樹大招風的胡金林已無心生意，開始東躲西藏，盤算如何逃過這一劫。

　　胡金林：那時候已經定下來八大王我是第一大王，并且樂清在1982年的時候已經定下來打擊經濟運動嚴打的時候放在一起了，我是他們內部定下來要槍斃十個人，那九個已經早就結束了，只有我是跑掉的。

　　解說：這場整頓風暴讓八大王先后受到處理，最重的被判刑7年。八大王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到1982年年底，全國立案各種經濟犯罪16.4萬件，結案8.6萬件，判刑3萬人，追繳款項3.2億元。被認為是“公然對抗國營經濟”的民間資本因此迅速萎縮。1982年，溫州柳市鎮的工業產值下降了一半還多。

　　袁芳烈：當年八大王一抓，當年的工業生產就下降了53%了，當年就下降了53%。我也聯系到了溫州1982年的工業產值增長了多少呢？我覺得我是做了很多工作的，很吃力的，到底增長了多少呢？3.7%，我還找不到原因，還很內愧，我花了九牛二虎的力氣才增長了三點幾，這原因在哪兒呢？我到了柳市一調查，我明白了，政策，思想保守，左，老百姓還是不敢動，問題就在這兒。可見八大王不是八大王一個小事情，這是重大的政策，這問題不解決，溫州休想翻身。

　　解說：溫州經濟的低迷讓上任不久的溫州市委書記袁芳烈感到巨大壓力。他四處調研考察，尋覓救市良方。在一次下鄉途中，田間地頭的七八十頭戴著紅花的耕牛引起了袁芳烈的注意。

　　袁芳烈：他說我們這的牛都是戶里的，個人家里的，也有少量的集體的，個人承包的，叫公有私養和私有私養合起來，這個東西在想了，在別的，我黨副省長，管農村的，在別的地方耕牛都是集體的，集體有人用，沒人管，冬天就下雪，凍死吃牛肉，第二年春天耕地就沒牛了，鋤頭，這種事情太多了。我一想，想這個事情。很多老百姓和我介紹，他說我們養一頭牛，能比上你們一個鄉村干部，鄉干部的收入，他說我養一頭牛，耕地一年是500塊錢，生一頭小牛，能賣500塊錢。

　　解說：袁芳烈為農民的智慧感到興奮，在貧困好像與生俱來的農村，原來也存在迅速改善生活的新途徑！

　　袁芳烈：這是我第一次去溫州受到的第一個典型教育，這種事情有什么不好，這是我上去接觸到的第一件事情。所以觀念上就是說，在其他地方這就是資本主義，那我們下決心，管它資本主義，什么主義，不動它，留著它，好的，你社會主義沒有，我資本主義我有。

　　解說：1982年12月，在袁芳烈主持下，溫州高調召開“農村專業戶和重點戶”代表大會，宣布“兩戶”靠勤勞致富，完全符合黨的政策。

　　袁芳烈：好，通知發出去，人家不來，不敢來，說是，說現在剛剛上半年剛剛把八大王抓起來，八大王還在牢里，現在又想抓我們了。

　　解說：為解除心理疑惑，袁芳烈親自表彰“兩戶”代表，這被外界普遍認為是袁芳烈為“八大王”平反的一個強有力的信號。

　　胡金林：他是當時代表我們溫州地區的政府，他敢公開的為我們平反的時候，他是政治上承擔相當大的風險。

　　解說：1983年初，溫州聯合調查組對“八大王”全案進行復查，調查結果除了發現一些輕微的偷漏稅之外，“八大王”的所作所為基本上符合國家的政策法規。轟動全國的”溫州八大王”事件平反了！

　　保育鈞：八大王合法了，平反了，促進了流通領域的改革。處理八大王事件對于搞活流通，建設市場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壞事變成好事。

　　解說：就在溫州為八大王平反的時候，成都市一位叫劉永好的青年，與自己的三位兄長一道，辭去在政府部門、教育機構和國有企業的公職，到新津縣農村創業。他們變賣手表、自行車等家產，籌集1000元人民幣開始自己創業，從種植、養殖起步，最后創出了中國最大的本土飼料企業——希望集團。中國民營經濟，尋找到了一條適合自己的曲折的發展道路。

　　【第二節】

　　解說：20世紀80年代初期，許多個體老板為了能夠生存下去，將自己的企業掛靠在集體企業的名下，戴上了紅帽子，企盼為平安生存找個依靠。

　　保育鈞：但是帶來很多后遺癥，以后要摘帽子就不容易了，因為你做大了，你做垮了之后沒人管了，做大了之后眼紅了，當初不用我的名義來注冊，你能干得了嗎？所以分錢，不給的話我就不給你，打架。

　　解說：1982年12月，中國啟動修憲程序，全國人大五屆五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使個體經濟的合法地位首次得到國家根本大法的認可。

　　保育鈞：1982年的《憲法》講了，個體勞動的經濟，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必要的、有益的補充，這是一個很重大的標志。

　　解說：盡管如此，個體經濟在當時仍然缺乏應有的政治和社會地位。中國后來一些著名的民營企業家，當時只能想盡各種辦法，開始艱難創業。被譽為民營企業常青樹的魯冠球，在70年代，把一個破爛的公社農機修配作坊，發展成為生產汽車萬向節的著名企業。1983年，為了獲得自主創業、自主經營的權力，魯冠球以自家自留地里價值2萬多元的苗木作抵押，承包了廠子。之后，萬向節產品經濟效益年均增長達40%以上，直到1988年，魯冠球才以1500萬元買斷了萬向節廠股權。1984年，中關村旗幟性的四大企業“信通、四通、京海、科海” 的成立與發展標志著后來享譽中外的“中關村電子一條街”的興起。而在當時，今天頗為知名的聯想、北大方正、清華同方等企業還沒有出名。此后，柳傳志扶持一個叫聯想的小企業，逐漸成長為國家重點支持的旗艦型企業集團，擁有兩家香港上市公司，并收購了IBM的個人電腦業務。就在魯冠球、柳傳志們慢慢向民營經濟靠近的時候，有的地方已經開始了企業產權改革的大膽實踐。1983年，浙江臺州。有據可查的第一個以紅頭文件形式確定的股份合作制企業“牡南工藝美術廠”誕生了。

　　保育鈞：當初是很困難，為什么？傳統理論來解釋，生產資料私人占有，雇傭勞動，那就是剝削了，它當成農民的一種創造，我們入股行不行，你一股，我一股，大家都入了股，這就是股份合作。

　　張鴻銘：然后我們黨委政府看到這一種現象，看到這一種趨勢和發展的苗頭，以黃巖縣為主，是縣委層面專門發了一個文件，就是支持和推廣在這個縣范圍內搞股份合資制企業，這樣股份合資制企業就在臺州大地上星火燎原。

　　解說：當時陳華根申請的企業性質是“社員聯營集體”，這和后來普遍發展的股份合作制的性質基本相同，這種企業形式承認財產歸個人所有，從而極大激發了勞動者的積極性。

　　陳華根：我們當初是很擔心的，因為那個時候辦企業都是集體形式的，誰也不敢說批一個私人的，批下來做了，會不會也是一種私的形式要批斗，我們也是怕的。

　　解說：負責辦理牧南工藝美術廠執照的工商局科長陳心鶴已經有70多歲的高齡了，他坦陳當年曾為此顧慮重重。

　　陳心鶴：猶豫是有的，但是考慮到企業的發展，你不批眼看就是發展不起來。

　　解說：陳心鶴征求了大隊和公社的意見，意外得到了他們的支持，于是第一家以文件形式確定下來的社員聯營集體企業“牧南工藝美術廠”就這樣誕生了。

　　張鴻銘：一年半載以后，搞這個股份合作經濟的地方和不搞的地方就有明顯的差異嘛，這邊發展快了，人民群眾也富了，社會也安定了，對國家貢獻也大了，我們追求的是什么，我們共產黨人追求的終極目標還不是叫人民群眾能夠更加富裕起來嗎，發展更快起來嗎，所以大家慢慢思想有進一步統一了。

　　解說：1984年4月，“八大王”的平反促使長江三角洲地區民營經濟從低谷開始迅速發力，“小商品、大市場”的“溫州模式”廣為人知。1986年，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思想讓私營企業家們猶如吃了顆定心丸。同年，臺州市政府加快了扶持個體經濟發展的步伐，先后出臺《關于合股企業的若干政策意見》和《關于個體經濟的若干政策意見》，這兩個文件被臺州商人視為行動綱領。時任農委干部的楊明是這兩個文件的起草人，當時這份敏感文件的措辭讓他絞盡腦汁。

　　楊明：到起草文件的時候，我給他下的是合作制的一種新形式，我就模棱兩可地寫下去。

　　解說：簽署這份文件的王德虎時任臺州市黃巖縣縣長，剛正率直的性格讓他在擔任縣長期間頻出銳意改革的新政。僅打破鐵飯碗一項在國有企業引發的反彈，就讓王德虎面臨保持本色向前沖還是維持現狀退回去的兩難選擇。

　　王德虎：那個時候工作組就到我們廠里來，他說老王，你這個東西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我跟他開玩笑，我說我哪個沒有去過，什么叫資本主義的東西，我也沒有，我也不懂，但是我只曉得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就是不得

　　孫萬鵬：王縣長跟我講了這個話，他說你碰這個高壓線，要有思想準備，到那個時候弄得不好，他說我們要回家賣番薯，我們后來講笑話，他說好，這樣吧，以后賣番薯，我來燒他來賣，這些事情本身不是說沒有風險，但是我們分析了調查了這些一直是我們覺得這個風險要冒，你不冒這個風險，整個黃巖肯定吃大虧，

　　解說：直到90年代初起，齊魯大地上一個叫陳光的縣級市市委書記，邁出了比孫萬鵬更大的步子，在1993年、1994年不到兩年時間，他把山東諸城全市95%的國家和集體企業賣光，進行股份制合作改造。這位陳書記因此獲得了陳光、陳送光、陳賣光的“三光”稱號。

　　〖串場〗：中國的民營企業曾經有過很多名字，從“資本主義尾巴”、 “投機倒把分子”到“個體戶”、“紅帽子企業”、 “私營企業”、“民營企業”等等，變幻不定的名字記錄的是它走過的一條曲折的道路。

　　這個在計劃經濟夾縫當中生長出來的經濟體，一直努力在中國經濟當中驗明自己的身份，求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而在這個過程中，人更是這樣。那些在現在人眼中明明是一些突破創新的人，在過去人們眼里很可能是違規者。

　　【第三節】

　　解說：在溫州繁華地段，方培林的擔保公司隱藏在一棟公寓樓里，并不顯眼。作為溫州民間金融的代表人物之一，1984年，方培林在溫州的蒼南縣辦起了新中國第一家私人銀行----“方興錢莊”。這一年年初，中央一號文件的出臺讓方培林眼前一亮，因為他知道在長三角地區，民間資本早已如破繭之勢，這一次他可以有所作為了。

　　3562方培林：中央1號文件也很精確地提出來要鼓勵農民入股，把資金集中起來。我就在想，入股就是意味著股息，股息的合法，那股息就合法了，意味著政府要保護合法的非勞動收入。

　　解說：民營經濟的發展離不開資金的支持，可最初國內銀行的政策是不能對私人企業發放任何性質的貸款。

　　馬津龍：這就是一個矛盾，民營經濟需要發展，需要發展就需要資金，而這個資金是原有的、現有的、國有的金融機構是沒法滿足的。那么在這種情況下它客觀上需要一個滿足它資金需求的，解決溫州資金上，民間資金供求矛盾的這么一種機構，一種機制。

　　解說：方培林打了一個報告，要求在全鄉鎮辦一個金融服務社。在他心中已經有了一整套的操作方案。

　　方培林：這個服務社是10萬股金，由100個人組成，每股是1000。這是第一。第二當時自己又在想了，那假如說中途的時候股東都要退回去怎么辦，我又定了一條，股東中途不能退股，只能轉讓。第三點，應該成立董事會領導的經理負責人，找個人來做，第四點，利率要浮動，利率不浮動跟銀行一樣的話，就沒有生命力了。后來又在想，跟銀行一樣的時間的話，老百姓還是不方便，就提出來24小時上班。那幾十年過去了我們這五點呢，可以說也經得起這種歷史的推敲。

　　解說：中國的個體經濟在80年代初遭遇一次寒流之后，在國家的政策導向和市場機制的作用下，從行業結構、人員結構和經營規模等方面開始了穩定發展。日后一些著名的非公企業，在這個階段呈現雛形。1984年9月29日，方興錢莊開業。但就在當天，幾大國有銀行就如數出現在方培林的面前。

　　方培林：說你這個情況不能干了，鄉鎮里也說了，鎮里是支持的，銀行是反對的。怎么辦？讓我自己想。

　　解說：“方興錢莊”的牌子只掛了一天便夭折了。此后，地下錢莊一直在非議與焦灼中秘密前行。

　　方培林：我想我明白他的意思，我就把牌子摘了，把牌子摘了，業務照樣做，無非是轉到地下。

　　解說：1987年9月16日，溫州被國務院批準為中國首批13個農村改革試驗區之一。方培林得到市委書記的簽字，“允許方興錢莊繼續試辦，并請有關部門給予辦理營業執照”，“方興錢莊”愈加紅火起來。

　　方培林：當時我辦起來之后，我也不會想到是第一人，對國家有這么大的推動作用，沒有想到。我只是想到民間借貸、民間市場有積極的作用，應該給它進行引導。

　　解說：1989年，國際國內風云變換，經濟下滑，私營企業數量也急劇下降，民營經濟降至78年以來的最低點，各種責難和非議喧囂塵上。1992年春天，鄧小平在著名的南方談話中告誡人們“不改革開放，只能是死路一條”。

　　保育鈞：什么叫社會主義，什么叫資本主義，區分的標準是三的“有利于”，有利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有利于增強綜合國力，有利于共同富裕，這是大的方向，提出來了，這是一。第二個提出來，計劃跟市場不是區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標志，社會主義有市場，資本主義有計劃，這個理論是很重大的突破。

　　解說：這時，資本作為市場經濟中最為活躍的因子，其運作規律已經被民營經濟嫻熟掌握。早在1988年，王石除了忙著倒騰家電、生產錄像機配件、遙控電氣開關外，還不忘對“萬科”進行股份化改造，并成功募集到了2800萬元資金。作為最早完成股份制改造的地產企業，1991年1月，萬科正式在深圳交易所掛牌上市，代碼000002號，由此拉開了萬科萬億市值的征程。在此之后，大量的民營資本涌入房地產這一既是資金密集型行業。1993年春，中國社會零售商品總額的95%、農副產品收購總額的90%、以及生產資料銷售總額的85%，全部放開由市場供求決定， “用市場價格機制配置資源”從此成為中國經濟制度的一個基礎。

　　保育鈞：十四大提供了體制性的基礎，市場經濟體制。單一的公有制是沒法子搞市場競爭的，不好建立市場經濟體制。還有一句話更重要，個體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句話就標志著從體制化的補充進入體制內的重要組成部分。

　　解說：這之后，中國的民營經濟進入了大發展、大分化、大改組的時期。民營經濟已經滲透到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從傳統的服務業、制造業、采掘業，向高新技術行業、文化產業、金融業等各個領域進軍。一大批民營企業被市場淘汰，更多的企業又隨市場的需求應運而生。張瑞敏、柳傳志、馬化騰、任正非、馬云等等，一批批民營企業老板成為中國最具活力、最有思想的企業家。2003年8月，溫州被中國人民銀行確定為全國惟一的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其中6大改革之一，便是允許民營資本入股商業銀行。

　　郭伯成：銀行業的發展跟經濟的發展是相輔相成的，那么這是銀行體系的變化，也是經濟結構發生變化的一種必然的產物吧。

　　解說：2005年2月，新華社發布國務院《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部以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為主題的中央政府文件，被稱為“非公36條”。

　　方培林：說白了就是讓你去大干，為什么？現在的政策是非禁即允，大家想一想看，政府法律沒有明顯禁止的東西，大家都可以去做。

　　解說：而2008年8月，央行的一份報告讓民營資本對民間借貸市場有了更多的期望。11月，《放貸人條例》草案提交國務院法制辦，民間借貸有望通過國家立法形式獲得規范。

　　保育鈞：人總行有一個報告，提出來，民間借貸是必要的補充，給了這么一個定位。那么怎么補充法？終于找到一個辦法，組建小額貸款公司，把處于地下狀態的資金引到地面上來，合法，有個規范的渠道，這是金融體制改革的一個突破。

　　解說：方培林一直想通過自己的實踐操作和奔走呼吁給民間資本松綁。但眼見著一天天政策和市場寬松了，他卻沒有了當年的心勁兒。

　　方培林：我感覺到我累了，我沒有力氣了。看到36條的時候，我真的感受很深。當年我們做的東西，走過了20多年，總算被社會認可了，這一天終于來了。

　　〖串場〗：從第一家中國個體的餐館，到方培林的地下錢莊，再到民營的股份制銀行，事實證明，非公經濟作為各種經濟成分當中極具活力的一支力量，每當一個領域對它開放的時候，它都會給這個領域帶來新鮮的空氣。

　　2005年，國務院發布支持非公經濟發展的“36條”政策，一些過去嚴格“國營”的領域開始對“民營”敞開了大門。與此同時，能源等壟斷領域也開始對民營開放，顯然一切還在繼續。

　　【第四節】

　　解說：1987年, 杭州武林門前燃起一把烈火，浙江省將全國沒收來的偽劣溫州鞋公開燒掉。“武林門火燒溫州鞋”事件讓溫州商人感到恥辱，但也同時讓他們體會到了發展道路的艱難。由于歷史的原因，民營企業從一開始發展就缺少政策的扶持，為了生存，夾縫中的民營企業在發展之初曾一度走偏，假冒偽劣商品大行其道，這讓民營經濟在一段時期內尷尬于不好的名聲。

　　南存輝：我們講就一條，就是誠信，誠信太重要了，我們那個時候沒有錢，我擺柜臺還是拿零件，就靠信用，東西給我，我裝了賣出去，然后賣出去以后，別人錢給我，急著把它還掉，絕對不做對不起人的事兒。

　　解說：浙江正泰集團是民營企業的龍頭，它的低壓電器產品遍及全國并銷往世界70多個國家和地區。八大王事件發生的年代，南存輝還不到20歲，但他對于經受那段歷史磨練的溫州前輩們心存感激。

　　南存輝：我們那個時候很小，所以我們很幸運，一路上都前面有老大哥，前面有老前輩，在那里引路，我們在后面跟，跟到每一個結骨眼的時候，每一個關鍵的時刻，黨的政策又是明朗的。

　　解說：二十年來，正泰已經走向“國際化、科技化、產業化”的發展道路。

　　南存輝：我假如概括起來就是三句話，聽中央的，看歐美的，干自己的，就是你要立足實際，干自己的，看看別人到底什么對，什么不對，你把它搞清楚，不能完全照搬照抄，中國國情跟別的地方不一樣，所以國際化也得立足于自己。

　　保育鈞：民營企業得益于產權明晰，民營企業受制于產權的封閉。所以對民營企業來說要敢于超越自身，超越自我，就是在體制上要有創新，搞股權分散。正泰之所以能夠發展到現在，20多年來，它不到30年，一步一步走過來，就是體制不停的創新。

　　解說：正是以這樣的韌勁和創新精神，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的民營企業緊扣市場的需求，大步前行。如今，“浙江商人”的稱呼已經成為一張經營的名片，其中不乏機敏、善經營的褒揚之意。

　　南存輝：溫州人很有意思，叫做這種創新的精神，這種吃苦耐勞的精神，這種敢于人性的精神，這種是與生俱來的，溫州是從來就是這樣，骨子里面就這樣，本來就是一無所有的，你有什么好怕的。

　　張鴻銘：他的血液里面就流淌著一種創業創新的一種精神，一種不服輸的精神，一種敢為人先的一種精神。

　　解說：回望民營經濟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30年發展歷程，無論在企業體制和機制創新，還是拉動我國經濟高速增長，解決就業難題。民營經濟都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創下了輝煌的業績。

　　蔡桂森在發展模具企業的同時，在臺州辦了一所職業學校專門培訓模具人才。

　　蔡桂森：原來我們招的工人都是鄉下的農民工，他們的素質看圖紙都看不懂，連最基礎的原理都不懂，這樣經過培訓，技校出來的完全不一樣。

　　保育鈞：75%就業是民營經濟解決的，這是一個很了不起的貢獻，中國人口多，光靠國家來分配工作，靠國有企業，國有企業事業單位解決不了，這是民營企業的一大貢獻，最突出的貢獻。

　　解說：2002年，十六大報告明確個體戶、私營企業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與其他所有制經濟享受同等勞動待遇。非公有制經濟在生長20多年后終于得到了接納。這時候，全國私營企業已有243.5萬戶，投資者623萬人，雇工2787萬。浙江臺州作為后起之秀的民營企業之鄉，發展勢頭十分強勁。

　　張鴻銘：1978年臺州人就有450萬人，但那個時候臺州的整個GDP只有10億多一點，經過改革開放30年到2007年，臺州我們的國民生產總值達到1722億，這個就跨越170多倍。

　　解說：從以浙江企業為首的制鞋業在意大利的擴展到以海爾、格蘭仕、TCL為首的家電生產巨頭海外業務的不斷擴展；從京東方收購韓國的液晶顯示器業務到聯想巨資收購IBM個人電腦業務，經歷風雨的中國民營企業正在用行動向世界表明：“中國制造”這艘航母已經揚帆起航。實踐證明，正是改革開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國經濟的制度成本，才使中國這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有機會成為全球增長最快的經濟體。

　　保育鈞：所以民營經濟發展的過程，始終圍繞兩種，貫穿兩種思想的斗爭，如果說用傳統階級斗爭的理論來看，那是很可怕，用鄧小平理論來看，用三個代表思想來看，用科學發展觀來看，這是人民群眾自己創造財富，自己解放自己，符合馬克思的根本教導，所以這個是完全不一樣的。

　　解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速度成倍地高于全國經濟增長速度，占GDP的比重已超過1／3。目前，個體私營工業已占全國工業增加值和銷售收入的40%左右，占全國商品銷售總額和零售總額的60%以上。加上外資經濟，非公有制經濟占GDP的比重已超過60%。

　　楊鵬：我覺得改革開放30年就是不斷地權力下放，就是最初的叫放權讓利，而放權讓利這種行為表現在經濟層面的就是經濟自由度在擴大，所以改革開放30年就是經濟自由度不斷擴大的30年。

　　張鴻銘：我們回顧改革開放30年的歷史，我很佩服我的前人們，他們解放思想，敢做敢為，是擔著一定的政治風險和壓力的，他正是有這種開明開放，大膽改革這種姿態、這種決心，才有臺州民營經濟現在發展這樣蓬勃向上興旺的今天。

　　字幕：十七大報告指出： 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堅持平等保護物權，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