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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地區遭受了重創，但依舊能夠為世界的復蘇提供幫助。同時，這場全球危機很可能促使亞洲市場進行進一步的整合。

    《麥肯錫季刊》，2009年1月 ? 鮑達民

    
    雷曼兄弟公司的崩潰誘發了全球范圍的信貸震蕩，在亞洲也形成令世人吃驚的沖擊。在雷曼破產前，許多人將亞洲視為經濟穩定的堡壘。畢竟，這個地區擁有高增長率、巨額貿易順差以及雄厚的外匯儲備。該地區的大企業資本充裕，其大多數銀行的賬面也罕有令其西方同行倍受煎熬的次級貸款和不確定性投資。

    然而，亞洲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歐洲和美國經濟問題的拖累：該地區的股市暴跌，貨幣貶值，對西方的出口大幅度下滑。這場危機對亞洲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令亞洲市場與西方完全“脫鉤”的猜測破滅。雙方的聯系依然緊密。但是，過去數月中情況的發展增強了我們的觀點：亞洲應該采取更積極的行動，保護其經濟發展的未來，并提高自身在未來危機中的恢復能力。亞洲各國政府必須加速實施其整合區域經濟的計劃——比如，促進內需、加速地區內的貿易和投資增長，并鞏固各國和地區性金融市場。只有采取這些措施，亞洲才有希望最大程度地減輕未來經濟動蕩的影響，無論這種動蕩是源自本地區還是源自其他地區。

    從基本面講，亞洲經濟依然健康，它們有可能比其他地區的經濟更快地擺脫全球性的不景氣。盡管如此，這場危機還是暴露出以亞洲經濟與歐美經濟之間存在的緊密聯系。亞洲嚴重依賴外部消費者：例如，在2007年，亞洲各經濟體（不包括澳大利亞、日本和新西蘭）的出口，占該地區GDP的比重達到45%之多， 與1995年相比上升了足有10個百分點1。據我們保守的估計，面向西方消費者的出口占到了這些出口的大約一半，其中包括了直接出口和通過不斷發展的亞洲內再出口貿易進行的間接出口。此外，西方投資者依舊是亞洲大多數資本市場的主要參與者。除中國的銀行外，亞洲的銀行通過銀行同業市場和美元流動性需求與歐美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不斷增加的對美國出口，對于亞洲從1997年~1998年的金融危機中迅速復蘇發揮了重要作用，并幫助中國和印度成長為經濟巨人。但這一次不同了，美國的消費者受累于問題房貸和超額透支的信用卡，對于減輕危機的痛苦大概不會有什么幫助。自從上次危機以來，亞洲的股票和債券市場已經大大深化：比如，在過去5年中，亞洲股票和債券市場的價值從占該地區GDP的50%，飆升到相當于該地區GDP的140%。而且，伴隨這種深化的還有大量的各類外國投資，比如，外國投資占香港和韓國金融市場的30%~40%。隨著追加保證金期限的來臨以及投資者出售股票以彌補西方市場流動性的嚴重不足，資本逃離亞洲，給該地區的股票市場帶來沉重打擊。此外，隨著西方銀行開始去杠桿化，削減對亞洲2.8萬億美元的貸款，造成銀行同業市場和貿易融資異常困難，美元流動性亦告枯竭。

    盡管在過去10年間亞洲持有的外匯頭寸實力大幅增強，但外國籌資狀況的突變和各類投資突然間大幅度撤回西方還是導致了外匯匯率的大幅度波動：印度、韓國和其他亞洲經濟體的貨幣大幅度貶值——韓元相對于美元貶值的幅度已經超過40%。這種調整幅度導致貨幣對沖產品出現重大損失，而亞洲的出口導向型中小企業的損失尤為嚴重。這種損失再加上貿易融資的凍結和其他嚴重的流動性問題，開始迫使一些企業破產。

    亞洲應該如何應對？答案因經濟體和行業而異。中國和印度由于擁有龐大且不斷發展的國內市場，與日本等成熟的經濟體或越南等后進發展國家相比，能夠比較輕松地承受風暴的考驗。而電信和醫療等更多地專注于國內市場的企業，將會比電子和消費產品等出口推動型企業的表現更好一些。
   
    不過，無論亞洲做出何種選擇，這個占全球GDP1/3的地區將在推動全球經濟復蘇方面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們認為，該地區有三條途徑來提高自身的恢復能力并幫助世界從危機中復蘇。

    擴大內需

    許多亞洲國家最近宣布了規模龐大的政府開支計劃，從表面上看，中國的計劃最為雄心勃勃。亞洲是一個有巨大基礎設施需求的地區，特別是中國和印度，規模小一些的越南，也是如此。對于印度來說，基礎設施的建設工作極為重要，但信貸緊縮和地方政府資金不足可能會導致建設工作停頓。各國政府應該更積極地推動這方面的工作，以便通過更快的城市化發展、迫切需求的生產力提高以及開支的乘數效應，促進經濟的更快增長。

    亞洲龐大的中產階級正在形成，我們預計，在今后10年里，其數量的增長會超過8億人。該地區的政策制定者現在就應該加倍努力，去釋放這一龐大群體的消費能力。以中國為例，其個人消費額僅占GDP的35%，而美國則占到GDP的70%以上。提高社會服務支出、財產權自由化和更廣泛地提供消費信貸等拉動消費的措施，將加速中國走向可持續增長之路。

    加速區域內貿易和投資的發展

    在過去7年中，亞洲內部的貿易增長速度比其與歐美貿易的增長速度快了75%。事實上，與西方的貿易現在只相當于亞洲內部貿易的一半。不過，這種增長有很大一部分來自于在西方市場達到頂峰的全球供應鏈在亞洲的延伸和擴展。擁有迅速擴大的中產階級人口的亞洲各經濟體必須開始將彼此作為最終市場，而不只是主要充當全球供應鏈的環節。

    在多哈回合自由貿易談判陷入停滯的情況下，亞洲國家表現出對新的區域性自由貿易協議的興趣。在東盟（ASEAN）10個成員國以及中日韓3國之間，已經達成了70多份此類自由貿易協議2，而更多的協議正在談判中。但是，與整個地區范圍的協議相比，這種雙邊協議對于貿易流的影響要小的多。亞洲在地區性貿易自由化方面的進展速度太慢，重新推動達成多邊解決方案的進程勢在必行。該地區龐大的基礎設施需求和不斷增長的消費者群體，為亞洲資本提供了充足的投資機會。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去開發亞洲的儲蓄以及分配給主權財富基金類投資的儲備金，以便用于亞洲境內。

    加強各國本土和亞洲地區金融市場

    自從1997年以來，亞洲的金融市場進步顯著，但是，如果要在未來5年內為該地區的發展不斷提供支持，它們還需要進一步發展。在深化各國本土和亞洲地區資本市場方面，亞洲要做的工作還有很多，但是，該地區應該以審慎的方式發展，避免出現那些已經攪亂西方市場的過度行為。養老金改革將為國內投資提供更多的本土長期資金。亞洲還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去制定適當的消費融資信貸法規，并建立基礎設施（比如信貸管理局），以確保新興的消費階層能夠更多地但卻審慎地花錢消費。該地區還將受益于采用反周期金融安全措施，如動態準備金（要求銀行為應對未來的不良貸款未雨綢繆建立儲備）和動態資本充足率（在繁榮時期提高資本要求，在困難時期降低資本要求）。

    僅有這些努力還不夠。去年10月，當亞洲和歐洲國家的領導人齊聚北京參加一年一度的峰會時，多個亞洲國家呼吁建立新的地區性金融機構以促進發展和穩定。泰國敦促建立亞洲版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計劃籌資3500億美元。菲律賓和韓國的領導人也提出了類似的建議，并敦促放寬貨幣互換安排。這些想法都值得研究。


    從短期看，亞洲更有可能在采取針對性更強的措施方面達成一致。這些措施包括積極發展地區性債券市場、整合股票交易所，以及為了提高地區監管機構之間的一致性并改進其方法建立額外的機制。

    這些解決方案中的每一項都意味著要有協調行動的能力，而協調行動是亞洲國家一直以來所回避的。被廣為接受的理念是，亞洲各國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多樣性太明顯，很難以有實際意義的方式統一政策。歐洲式的合作不大可能成為一個現實的目標。盡管如此，目前的全球金融問題為該地區的領導人提供了齊心協力的獨特時機。亞洲并不是危機的發源，但可以為危機的長期解決指明道路。
作者簡介：

    鮑達民（Dominic Barton）是麥肯錫上海分公司的資深董事。

    注釋：

    1見Stephen S. Roach所著“Pitfalls in a Post-Bubble World”，摩根士丹利，2008年。

    2見Alan Wheatley所著“Asia’s infatuation with two-way trade saps WTO”，路透社，2008年6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