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認為,應將中西部地區人口在40萬以上的中等城市,以及部分發展較慢的大城市作為擴大內需的著力點。加快中等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盡快吸納返鄉農民工就業,帶動民間投資增長和激活居民消費,消化過剩產能和實現產業結構升級。
發展中等城市應以規劃為先導,嚴格土地管理制度和城鎮建設新上項目審批制度。要發揮其承接大城市產業轉移和輻射帶動小城鎮、農村發展的作用,防止搞與經濟發展水平不相適應、不切實際的過于超前的城市建設。目前部分地區中長期建設資金相對短缺,可適當擴大國債轉貸地方規模,加快企業債券發行核準工作,允許符合條件的地區先行試點項目收益債券等新品種。對于營業稅、房產稅、城市維護建設稅、教育費附加稅等區域性強、稅基穩定的稅種,可以考慮賦予地方一定的稅種立法權。
報告指出,我國經濟面臨的國際環境比1998年嚴峻得多,今年出口增速可能降至零左右。短期內,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空間有限,擴大內需的乘數效應可能比預期要小。擴大內需關鍵在于盡快消化存貨和解決過剩生產能力升級問題,使經濟重回上升通道。(韓曉東 周明)
□樊彩躍
內容提要:2008年,受國際和國內多重不利因素影響,中國經濟開始轉入下降通道。在沒有形成新的市場投資熱點之前,政府投資的拉動作用以及社會投資的跟進程度將是有限的,短期內宏觀經濟很有可能“啟而不動”。為此,建議下一步應將“中等城市”作為擴大內需的著力點。通過加快中等城市城鎮基礎設施建設,進一步擴充市場容量和擴大市場需求,帶動民間投資增長和激活居民消費,進而消化過剩產能和實現產業結構升級。
一、宏觀經濟有可能
“啟而不動”
近一段時期以來,隨著一系列強有力宏觀調控措施的實施,政策的積極效果開始有所顯現。主要體現在:工業增速小幅反彈;鋼鐵、電力等主要工業產品生產有所恢復;貨幣信貸增速明顯加快;部分商品出口開始有所回升;消費需求實際增長有所加快。雖然目前經濟運行和前幾個月相比出現了一些積極變化,但這并不意味著宏觀經濟由此可以扭轉下滑勢頭,經濟下行的壓力依然較大,宏觀調控政策效果還有待于進一步觀察,短期內宏觀經濟很有可能“啟而不動”。(見附表)
(一)對市場預期的不確定可能使政府擴大公共投資啟動經濟的舉措得不到企業的響應
當前,美、日、歐三大經濟體已經陷入衰退,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增長速度也開始明顯放緩,亞洲一些對貿易依賴度較高的國家出口受到嚴重沖擊。目前,對全球經濟最樂觀的估計也要到今年年底才可能復蘇。2009年全球性經濟衰退除了從市場需求、市場價格、匯率和外資利用等幾個方面對我國經濟發展產生消極作用外,更嚴重的是影響國內外投資者對經濟前景的信心,悲觀預期很可能使政府擴大公共投資啟動經濟的舉措得不到企業的響應。
1998年我國應對亞洲金融危機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連續幾年增發長期建設國債擴大政府支出,投資和經濟增長直到2000年才開始逐漸回升,而此時也正值世界經濟開始回暖。當前我國面臨的國際環境比1998年要嚴峻得多,因此,在全球經濟沒有企穩之前,無論是國際資本還是國內社會投資者都將有可能非常謹慎,市場預期不樂觀將使啟動經濟面臨一定的難度。
(二)外部需求持續低迷將會進一步加深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
外需萎縮將從三個方面對我國經濟造成不利影響。一是影響出口增速進一步回落,外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明顯下降。近幾個月來,我國進口降幅大于出口,進口在某種程度上是外需的先行指標,出口快速下滑、進口以更快速度下滑,預示著未來我國出口前景依然十分嚴峻。歷史經驗表明,加工貿易進口增速的大幅度回落是加工貿易出口增速大幅度回落的前導,由此可以判斷,今年我國的出口形勢不容樂觀,尤其是一季度的出口形勢將會更加嚴峻,我們預計全年出口增長率有可能降至零左右,出口不但可能對GDP增長沒有貢獻,甚至有可能還會拖累經濟增長。二是金融危機對我國外貿的沖擊已經開始從傳統大宗商品向機電等電器及高新技術產品蔓延,今年外銷產品對國內市場的沖擊將會更加明顯,國內市場競爭更加激烈,產能過剩壓力會進一步增大。出口企業虧損或破產將繼續增加,就業壓力進一步增大。三是長期以來,我國出口需求與投資需求之間有著密切的聯動性,出口增長大幅回落必然將帶動與出口相關的投資需求下降,進而將影響整個投資增長放緩。
(三)短期內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空間有限,擴大內需的乘數效應比預期的可能要小
當前我國啟動經濟的宏觀背景與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相比有著很大的不同,最突出的表現在1998年經濟實現軟著陸后國內需求開始醞釀著巨大的擴張力,尤其是居民“吃、穿、用”需求滿足以后,“住”和“行”在住房體制改革和擴大內需政策的共同刺激下迅速掀起了新一輪消費結構升級的高潮。然而,目前房地產和汽車市場經過近10年的高增長后開始進入調整期,且調整有可能持續一段時間。擴大政府投資其目的是帶動社會投資,而社會投資增長必須要借助消費結構升級這一載體來實現。由于住房和汽車消費短期內難以回升,至今又沒有新的可替代的消費熱點出現,社會投資很難跟進,擴大內需的乘數效應可能比預期的要小。居民住房和汽車消費結構升級受阻,還將導致加工能力嚴重過剩,尤其是建材以及家用電器等耐用消費品生產能力閑置,市場供大于求的矛盾將會更加突出。
綜合以上分析,當前我國經濟增長有可能面臨“啟而不動”、陷入中期低迷的局面。擴大內需的關鍵在于盡快消化存貨和解決過剩生產能力升級問題,這不僅僅是短期經濟增長的需要,同時也是推動我國工業化進程中產業結構不斷升級的需要。實現這一目標必須要啟動與過剩供給能力相對應的市場需求,只有真正啟動這部分需求,才能緩解經濟下行壓力,解決經濟運行所面臨的需求不足和供給過剩的雙重矛盾,使經濟重回上升通道。
二、下一步應將中等城市
作為擴大內需的著力點
理清制約當前經濟增長的主要矛盾和找準宏觀調控的切入點,是確保2009年經濟實現8%增長目標的關鍵。為此,建議下一步將中西部地區目前市區非農業人口在40萬以上的中等城市和部分發展較慢的大城市作為擴大內需的著力點,通過加快中等城市城鎮基礎設施建設,帶動民間投資增長和激活居民消費,進而帶動產業結構升級和中西部地區小城鎮經濟發展以及農村人口的轉移,這是解決中國短期經濟增長和長期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戰略選擇。
城市規劃部門一般是按城市人口規模劃分城市等級,分為特大城市(市區非農業人口超過100萬,其中超過200萬為超大城市)、大城市(市區非農業人口在50萬至100萬之間)、中等城市(市區非農業人口在20萬至50萬之間)、小城市(市區非農業人口低于20萬的設市地區)四個等級。目前一些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內部空間的承載力已經達到極限(包括基礎設施、環境人口和就業容量等等),進一步擴大內需的空間和其效果遠不如中等城市大。中等城市作為連接大城市和小城鎮之間的必要紐帶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擁有廣闊的發展空間。表現在:大城市經過近年來的擴張大規模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高潮已經過去,繼續“攤大餅”式的模式其弊端顯而易見;重化工業等一些主要產業外移在許多大城市已是大勢所趨;房地產業因土地成本增加、房屋空置率上升,短期內需求回升的難度較大;汽車消費因道路、停車等問題明顯受到限制。而小城鎮由于缺乏相應的產業和就業主體支撐,實際消費能力難以快速增長。中等城市作為連接大城市和小城鎮之間的必要紐帶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擁有廣闊的發展空間。
從長期來看,中等城市既能夠發揮工業生產與城市社區的集聚效應,又能夠避免城市人口過度密集可能引發的弊病,具有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雙贏的比較優勢。中等城市位于城市群的城鄉接合部,加快其發展可以起到溝通城市和農村之間的橋梁作用,扭轉目前我國存在的大中小城市發展差異較大的局面,通過加快中等城市發展從而實現城鄉協調發展的目標。
從短期來看,政府擴大公共投資的乘數效應將會非常顯著。第一,大規模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可以激發地方政府和民間投資熱情,帶動投資需求回升。第二,通過改善基礎設施等方面的硬環境,不但可以提高中等城市承接沿海地區加工工業和大城市重化工業產業轉移的能力,促進產業結構升級,而且能夠有效刺激住房和汽車消費。近年來,居民住房和汽車消費結構升級主要集中在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在其發展空間有限而小城鎮消費能力不足的情況下,大規模增量的居民消費結構升級必須要依托發展中等城市這一連接城鄉的重要載體來實現。第三,可以盡快吸納返鄉農民工就業,增加農民收入,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就地轉化。受金融危機沖擊,目前我國有2000萬農民工失業返鄉,如果再加上每年新增600萬至700萬新增農民工,今年共有2500萬農民就業需求。近年來,以中原城市群、武漢城市圈、湘株潭城市群為代表的城市群發展迅速,這些城市群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特大城市與若干個大城市、中等城市之間形成協作和互動。加大對中部地區城市群的基礎設施投入力度,必然會有效緩解農民工失業帶來的就業壓力,同時還可以增強中心城市的集聚、輻射能力,實現三次產業協同發展,既注重提高勞動生產率,又著眼于擴大就業容量,促進農民有序轉移、城市有序發展,形成支撐區域經濟發展和人口集聚的重要載體。
三、加快中等城市發展
應該注意的兩個問題
第一,要以規劃為先導,嚴格土地管理制度和城鎮建設新上項目審批制度。擴大政府基礎設施公共投資并不是再搞新一輪“造城運動”。進入新世紀以來的經濟擴張期,我國掀起了一輪以地方政府為主導的“造城運動”。一些地方政府(包括一些經濟還不發達、且較落后的中等城市)大興大廣場、豪華辦公樓、高檔賓館以及房地產投資等建設,導致我國自2003年以來固定資產投資反復過熱,造成土地等資源的極大浪費,增大了宏觀調控的成本和難度。為防止地方政府再搞新一輪“造城運動”,必須先期做好城鎮規劃,在合理的城鎮規劃基礎上進行建設;同時要嚴格土地管理制度和城鎮建設新上項目審批制度,防止搞與經濟發展水平不相適應、不切實際的攤大、過于超前的城鎮化建設。對于已經具備一定建設規模和基礎的中等城市,要加快其道路、電網、通信、污水和垃圾處理等市政工程建設,盡快完善配套設施,使其發揮承接大城市產業轉移和對小城鎮以及農村的輻射帶動作用。
第二,加快推進財稅體制改革,進一步拓展地方融資渠道。上一輪加快城鎮化建設,地方政府主要通過大力發展房地產業,以“賣地生財”的方式來彌補轄區內財政資金的不足。而目前房地產市場進入調整期,土地流拍以及嚴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使地方政府以土地生財的路基本被堵死。今年各級財政減收增支的壓力都比較大,保增長所需要的中長期建設資金相對短缺,建議適當擴大國債轉貸地方規模,同時,加快企業債券發行核準工作,允許符合條件的地區先行試點項目收益債券等新品種。此外,可賦予地方適度的稅收立法權限。營業稅、房產稅、城市維護建設稅、教育費附加等稅種與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關聯度較強,同時也具有區域性強、稅基穩定的特點。對上述稅種立法權進行靈活管理,適度放權,可以充分發揮地方政府對于區域產業發展和結構調整的主動性和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