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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經濟日報》

   國際金融危機沒有改變全球化深入發展的總體走勢。未來幾年，全球化將呈現新的變化，在帶來難得機遇的同時，也使競爭更加激烈，風險和不確定性因素進一步加大。面對更加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我國不僅要增強抵御外部風險的能力，還應采取更為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迎接更加深入、更具挑戰的全球化發展。

   全球化趨勢未發生根本變化

   全球化使各國在經濟發展中的相互依存度日益增強。盡管國際金融危機導致世界經濟陷入低速增長，但并未改變全球化深入發展的總體走勢。

  一是貿易投資自由化仍是主要趨勢。2011年全球貿易和跨境投資已分別比危機最為嚴重的2009年增長44％和27％。從政策層面看，國際金融危機后各國投資政策出現雙向調整的跡象，多數國家繼續開放并進一步加強投資促進政策，2011年全球共有67項影響外國投資的新政策出臺，限制性政策的占比已從2010年的32％下降至22％。在制度安排層面，作為全球化進程中一個突出特點，區域和雙邊自由貿易安排持續快速增長。截至2013年1月，已向關貿總協定或世貿組織通報的RTA總數達到546個，較2012年1月增加35個。而且，在已經和準備啟動的自貿談判中，也出現轉向與重要經濟體、建立跨地區的自由貿易制度性安排的趨勢。

   二是跨國公司繼續在全球配置資源和國際化生產布局。近年來，跨國公司在全球經濟中占據更加重要的地位。由于日益重視拓展海外業務，跨國公司國際化生產近年來呈總體上升趨勢。根據貿發會議的年度調查，2011年全球100家最大跨國公司的海外銷售收入和雇員人數的增速都明顯高于母公司的業績增長。

   三是技術創新不斷取得突破，全球性議題顯著增加。經濟危機之后往往是新技術革命的孕育期和創新活動的爆發期。近兩年，各國加大研發投入、紛紛推出新興產業發展規劃。以信息技術深入發展和應用、新材料和新能源開發為特點的新一輪技術創新不斷取得突破，將為全球經濟增長注入新的活力，有助于各國加快結構調整和增長方式的轉變。與此同時，氣候變化、環境保護、資源短缺、糧食安全、大宗商品價格走勢和人口老齡化等全球性議題顯著增加，成為影響各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也促使各國深切地意識到，只有通過加強國際合作才能解決全球面臨的問題、滿足共同的利益需求。

   全球化呈現新的特點和趨勢

   第一，國際經濟格局發生深刻變化，新興經濟體成為全球化新動力。長期以來，發達國家成為推動世界經濟的重要引擎。國際金融危機后，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速明顯高于發達經濟體，群體性崛起呈加速上升態勢，復蘇進程中的雙速增長使實力對比和國際經濟格局發生顯著變化。從經濟總量看，2000年至2011年，代表發達國家的七國集團（G7）在全球的比重從66％下降到48％，而24個新興經濟體（E24）的占比則從16%上升至29％。從貿易和投資額看，G7占全球進口的比重從近50％降至37％，同期E24占比從16％提高到28％；2012年全球跨境投資降至1.3萬億美元，但發展中國家吸收的FDl達6800億美元，首超發達國家。

   發達國家憑借自身實力和跨國企業所有權優勢，一直是全球化的推動者和規則制定者。近年來，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通過對外貿易和吸收投資，逐步融入國際生產體系和全球分工，激發了經濟活力。從經濟增量看，2008年至2011年全球經濟總量增長的近90％來自發展中國家。在未來工業化、城市化和全球價值鏈分工不斷深化的過程中，新興經濟體增長潛力以及對全球資源、技術、海外市場和跨境投資的需求巨大，將成為推動全球化的重要推動力量。而且，隨著生活水平的提升和中產階層的大量出現，將成為未來消費增長的新亮點，為全球化帶來新的增長動力和市場機遇。

  第二，國際競爭進一步加劇，各國面臨全球化新挑戰。一是對資源、市場和資金的競爭加劇。未來5年，新興經濟體消費增長尚難以彌補發達國家低速增長導致的國際市場需求疲弱，在全球范圍內對資源、市場和資金的競爭將日益加劇。二是對技術創新和引領新興產業的競爭加劇。據預測，未來新興經濟體研發投入增長率將明顯高于OECD國家，預計2013年美國研發投資將增長l.2％，而中國和印度的研發將分別增長11.6％和12％，各國在搶占全球技術創新與新興產業制高點的競爭不斷加劇。三是對利益分配和規則制定的競爭加劇。一方面，世界貿易組織、經合組織、亞行等國際組織和一些國家積極研究以增加值為基礎的國際貿易統計方法，更加全面、清晰地反映各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和國際貿易中的收益。另一方面，各方圍繞制定國際經貿規則的紛爭不斷。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強烈呼吁參與規則制定和全球治理的公平權利，如在全球性組織或區域集團中爭取更大話語權以反映其發展訴求。而發達國家則采取多種手段力求鞏固其規則制定者地位，如美國力推TPP，希望以國內法為模版塑造高標準的區域貿易投資自由化規則并向全球推廣；歐盟重新修訂貿易防御體系，倡導綠色經濟和碳排放交易規則等。

   第三，多邊貿易自由化陷入低潮，區域一體化趨勢增強。多哈談判陷入僵局，區域和雙邊FTA已成為開展經濟戰略合作與競爭的重要手段，各國都在加快推進FTA戰略，全球貿易投資自由化出現新趨勢。一是區域一體化加速推進。在解決歐債危機過程中歐盟不斷完善一體化的制度安排；美國強力推進TPP并不斷吸收亞太區域成員加入；中日韓自貿區和涵蓋16國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啟動談判，東亞一體化出現突破性進展。二是發達經濟體加快構建跨地區自貿安排。歐美于6月宣布啟動兩大核心市場間的雙邊貿易投資自由化談判。三是排他性有所增強。例如亞太區域一體化倡導兼容、開放，但近期有了一些變化。TPP雖然設立了“開放條款”，但實際上通過預設規則對新加入者進行資格審查，且強調高標準、全面一體化的理念，如要求服裝和鞋只有所用生產原料均來自TPP成員才能享受零關稅，對談判進程嚴格保密，都是排他性的表現。四是自由化標準更高、涵蓋范圍更廣。在歐債危機重壓下，2012年底“歐洲經濟貨幣聯盟”路線圖的達成，意味著更緊密的一體化制度建設取得新進展；美國在力推TPP的過程中將市場開放的重點轉向服務和投資，全面一體化涉及成員國國內經濟管理政策和體制等領域。總體來講，多邊貿易體制短期內取得實質性進展較為困難，各國對區域和雙邊自由貿易的制度性安排更加積極，區域一體化將出現更加復雜的局面。在亞太地區，短期內實現建立覆蓋整個區域的自貿機制的可能性不大；在發達國家，歐美自貿協定能否達成要看自身發展態勢和世界格局變化，新興經濟體崛起的外部壓力將是至關重要的影響因素。

  第四，世界經濟管理架構重建，全球治理難度加大。危機后，改革和完善世界經濟規則，推動國際經濟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發展，已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和行動。二十國集團（G20）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首要平臺，在遏制危機蔓延、加強金融監管、促進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等方面，各國通過G20和國際組織的合作努力取得初步成效。隨著危機的逐步緩解，各國之間、特別是G20內部各種矛盾分歧日益顯現，利益博弈復雜性上升。特別是新興經濟體已成為解決全球性問題不容忽視的力量，但發達國家部分話語權的讓渡，并未使新興經濟體實力的提升在全球治理改革中得到充分體現。由于各國在全球化中的利益訴求和關注議題不同，未來全球治理的難度必將進一步加大。

  此外，在未來全球化進程中，由于資源短缺、外部需求減弱、世界經濟轉入低速增長，還存在不少“逆全球化”的風險和不確定因素。比如，擔心利益分配不均，導致貧富分化加劇和新矛盾的產生；保護主義抬頭，導致全球貿易投資的發展環境惡化；全球治理和宏觀政策協調難度加大等等，這些風險和不確定因素亦不可忽視。

    積極迎接更具挑戰的全球化

  第一，利用“分享中國發展機遇”促合作，迎接全球化機遇和挑戰。新興經濟體的快速發展和跨國公司的供應鏈整合將成為全球化新的推動力量并帶來市場機遇；而隨著全球資源、市場、資金和技術創新上的競爭加劇，我國也將面臨來自發達國家和其他新興經濟體的雙重壓力，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增值潛力將受到擠壓。在應對思路上，應充分利用各國在經濟復蘇過程中希望更多地“分享中國發展機遇”，開展互利合作，進一步提升我國在全球分工的地位和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增值空間。

   第二，制定整體戰略，積極推進我國區域和雙邊自貿區建設。近期各國加快推進自貿區戰略和區域一體化新趨勢，將對我國產生顯著的貿易和投資轉移效應，在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中存在被邊緣化的可能。為此，除了繼續支持以多邊為主推進全球貿易投資自由化，我國需加快制定自貿區總體戰略，在擴大公眾了解、加強內部協調、減少國內阻力的基礎上，加強與不同區域、不同特點經濟體開展大膽接觸和深度探討，加快推進我國區域和雙邊自由貿易安排的建設。

  第三，繼續擴大開放，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和規則制定。國際金融危機后，各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和規則制定，希望在利益分配格局中爭得更大發言權和實際利益。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快速提升和與世界經濟的不斷融合，全球治理及其規則的走向直接影響到我國切身利益，各國對中國發揮更大作用既有期待，也想盡辦法予以制約。對此，我國一方面要敢于承擔與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大國責任，另一方面應看到規則制定的發展趨勢和我國市場開放重點與改革長期目標具有一致性。因此，需以更加積極、開放的態度參與全球治理和規則制定，既要像入世抉擇時“以開放促改革”，也需努力推進國內改革為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提供必要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