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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日報》，2013年7月26日

   近兩年我國經濟發生新的變化，出現一些新特點，最突出的是經濟增長速度呈現趨勢性放緩，經濟轉型的動力增強，壓力加大。世界經濟也在發生一些變化，比如，美歐日等主要經濟體實施重振制造業戰略，新一輪技術創新和產業革命孕育著突破，等等。這些新變化不僅給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帶來不少機遇，也帶來不少挑戰

   面臨五個方面的機遇

   機遇一：新的區域增長極和產業升級動力正在生成。在經濟增速放緩的背景下，我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其實正在發生一場“靜悄悄的革命”。現代生產性和生活性服務業發展相當活躍，近兩年非制造業商務活動指數一直處于擴張期，今年以來這種態勢仍然明顯延續。中西部承接東部產業轉移的效果凸顯，新的區域增長極正在形成。在東部工業增加值、出口利潤和財政收入等指標明顯下滑時，中西部一些省份和城市的這些指標卻逆勢上揚，甚至大幅度上升。產業遷移促使要素流動，有利于矯正扭曲的市場價格和效益分布狀況，催生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新動力。制造業技術創新和轉化應用能力有所增強，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的全要素生產率逐步提高。同時，全社會就業總量并未減少，相反還在擴大，去年經濟增速慢于8%，但城鎮新增就業超過年初預期目標366萬人。正是由于產業結構、區域布局和增長動力的這些新變化，我國才能在經濟增速放慢的情況下擴大就業容納量。

   機遇二：我國的市場回旋余地大，綜合競爭優勢明顯。在這種情況下，新技術和產業容易形成規模經濟，應用新技術的成本會迅速下跌，成本下跌就可以促進產業化、商業化、規模化。當前，雖然我國土地、資源、環境、勞動力等綜合成本確實在上升，但我們的綜合競爭優勢仍然明顯。去年國研中心外經部在全國對幾百家國內外企業做問卷調查，讓它們對中國和其他新興經濟體做一個投資環境評價，時間段分為過去、現在、未來，各是五年，滿分是10分。結果中國的評分高達8.5分，其他新興經濟體6.5分，評分曲線都是上揚的，我們中國的上揚比他們高2分。有12項指標，其中除了對勞動力成本和水電成本上升的評分為下降之外，其他10項指標評分全部是上升的，包括生活環境、社會環境、市場環境、基礎設施條件、產業配套環境、政府服務效率，還有勞動者素質的提高等。這表明我們的綜合競爭優勢仍然明顯。雖然我國勞動力數量增長速度放慢了，甚至絕對量減少了，但是這么多企業肯定并繼續看好中國勞動力素質的提高。可見，不能簡單說年輕勞動力減少，人口紅利就沒了，而勞動力素質提高則是我們新的人口紅利來源。在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當中，勞動力素質提高是很重要的一個因素。我國的市場規模和回旋余地這么大，又有這樣明顯的綜合競爭優勢，我們應該利用好這些積極因素，推動產業結構調整。

   機遇三：地區分工和產業布局將展開新的重組。我國堅持擴大內需方針，工業化、城市化、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匯成4股潮流，居民消費結構由溫飽型向小康型升級進程持續活躍，投資和消費兩大內需十分旺盛。中西部和東部的差距也是巨大的經濟發展潛力。中西部正在形成新的區域經濟發展格局，一些資源型城市加快產業轉型，新的市場需求和后發優勢孕育積累，產業梯度轉移的戰略縱深不斷拓展。“十二五”期間，突出環境約束、民生改善和創新驅動的轉型導向日益鮮明，支持結構優化、實體經濟發展和有利于構建生態文明的財稅金融改革、資源價格改革，以及鼓勵競爭的改革，亦將陸續配套推進。我國經濟發展的區域分工、市場需求、產業關聯、制度環境等都將繼續發生新的變化。

   機遇四：產業組織和供應鏈將發生新的整合。在新技術和新市場的引導下，原有的工業門類可能演化為生產性服務業，傳統的服務業可能整合為新型的服務業，制造業的核心業務可能越來越趨向于精、專、強，而原來的非核心業務可能越來越獨立為新的經營實體，甚至發展為新的產業形態。產業分工形式、上下游供應鏈、產業組織和產業生態環境都可能發生新的調整重組，進而影響企業到哪去投資，以及用什么樣的商業模式和贏利模式，來應對這樣一些變化。誰能夠認清轉型過程的客觀趨勢、經濟技術規律和體制變革方向，從中發現機遇，把握好產業的市場定位和分工定位，順勢而為，誰就能在轉型中成為領航產業或行業的領頭羊。

   機遇五：新興經濟體合作潛力很大，前景看好。經過多年快速發展，新興經濟體活力增強，科技實力正在改善。它們內需潛力大，新技術的市場空間廣闊，在傳統技術和工業上的沉淀成本小，人口紅利明顯，創新所需的人力資源潛力不可小視。新興經濟體完全可以成為第三次產業革命的生力軍。在區域和雙邊活動中，新興經濟體的比較優勢和國際競爭力各具特色，以自由貿易區為主要方式的區域合作方興未艾。在應對危機中，它們主動加強合作，有利于形成穩定的全球經濟格局。我國經濟與其他新興經濟體有很強的互補性，我國工業對它們的市場適應性和就業包容性也有突出優點，向新興經濟體“走出去、扎下根”大有可為。

   不容忽視的六大挑戰

   第一個挑戰：經濟增長速度放慢導致“速度型效益”大幅縮水，加劇財政金融風險。這可能導致不少地方和企業原有的贏利模式被沖垮，原來占有的市場中心，或盈利的主要來源，現在可能整個被打亂。“速度型效益”加速縮水對地方政府帶來的挑戰十分嚴峻。一些地方原有的財政收入來源不再可靠，例如土地批租收入急劇下滑，又沒有新的利稅來源，特別是正常可持續的稅收來源，經濟高速增長期間掩蓋的財政窟窿明顯暴露，產業發展生態嚴重惡化。

   第二個挑戰：國際競爭加劇，市場重心可能轉移。美歐日實施重振制造業戰略，會影響中國傳統優勢市場，我們如果進行同構同類競爭，就要考慮在技術水平、產品研發投入方面有沒有競爭力，怎樣通過品種或市場布局的調整，來形成差異性競爭，保持我們原有的競爭優勢。跨國公司仍然看好中國市場，并實施研發本地化、制造本地化和市場本地化的新戰略，在我們家門口形成直接競爭壓力。現在發達國家的投資貿易保護措施名目繁多，除了反傾銷、反補貼、技術壁壘，還攻擊中國搞國家資本主義，進行不公平的競爭，等等，跟著拋出相應的貿易投資規則，對我國產業發展形成新的牽制。

  第三個挑戰：產業結構調整面臨的資源環境約束明顯增強。我國在國際上承諾，到2020年單位GDP碳排放強度要比2005年減少40%至45%，“十二五”規劃綱要也對減少單位GDP能耗和碳排放規定了必須完成的約束性指標。突出環境約束，是對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提出新的約束條件，中西部地區傳統產業比重大、資源密集、環境脆弱，面臨的轉型壓力更大。

   第四個挑戰：綜合成本上升，傳統產業的盈利空間急劇縮小。這和“速度型效益”縮水是密切相關的。比如，地價、水電價、資源價格、治理污染的代價、勞動力成本和融資成本都在上升，壓力有增無減，這是企業反映最大的難題。由于外需下降，傳統產業原來靠出口能夠盈利的空間也受到擠壓。所以，社會上關于減稅的呼吁很強烈。現在推出的“營改增”，逐步擴大營業稅改為增值稅的范圍，正是在考慮減輕企業稅賦，從而增強企業活力和技術改造發展后勁，鼓勵服務業發展，引導產業結構調整。未來，結構性減稅還要向深入推進。

   第五個挑戰：行業利潤分配嚴重失衡，導致產業結構調整方向混亂。近年來，許多加工制造企業紛紛“轉型”，轉到股市、樓市去投機，卻不愿意做實業。這種畸形的要素流動，從根本上看是行業利潤信號嚴重扭曲導致的。要改變這種局面，需要從完善競爭政策、財稅政策、金融政策以及改革資源價格上發力，從而校正行業利潤信號，正確引導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

   第六個挑戰：挺過“陣痛期”與追求短期目標的矛盾。在我國經濟增長態勢放慢的過程中，原來沒有暴露的問題都會暴露出來，這就像一段“陣痛期”。比如“速度型效益”嚴重縮水，導致財政金融風險暴露；又如利潤分配嚴重失衡，導致沒人愿意去發展實業，在經濟高漲的時候它們都被掩蓋起來。同樣，經濟高漲時人們也不覺得產能有什么過剩，該淘汰的落后產能還在開足馬力。而在經濟增速出現趨勢性放緩的情況下，原有的深層次矛盾必然會水落石出。這個時候要考慮，我們能否挺過這段“陣痛期”，借這個機會把該淘汰的都淘汰掉，奠定更好的后續發展基礎。經驗表明，短期目標很容易被追求，優勝劣汰的時機很容易被延宕，該淘汰的很容易死灰復燃。為了克服積重難返、尾大不掉的難題，我們始終需要面對如何遠近兼顧，作出更為積極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