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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人民日報 作者：王少國

　當前，國際經濟形勢錯綜復雜，我國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如何看待當前經濟形勢？我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為什么必須加快經濟轉型升級？日前，首都經濟貿易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等單位在北京舉辦了“中國經濟增長與周期論壇（2013）”，來自高等院校和社會科學研究機構的近百名專家學者圍繞這些熱點問題進行了深入討論，提出了一些頗有啟發的見解和思路。

  我國經濟短期“弱回升”，長期潛在增長率下移

  與會者認為，目前我國經濟呈現“弱回升”態勢。2012年9月起，我國經濟運行的多項重要指標結束了兩年多的探底下滑，開始出現企穩回升態勢。但2013年頭幾個月，各項經濟指標回升態勢出現分化：一些指標在回升中出現輕微下滑；一些指標繼續呈回升態勢，但回升幅度不大。這說明，經濟上行動力和下行壓力相互交織，經濟上行動力并不強勁，經濟回升基礎并不穩固。

  導致我國經濟“弱回升”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幾個：首先，國內外經濟大環境、大背景的深刻變化。從國際看，世界經濟已由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前的快速發展期進入深度轉型調整期，經濟走勢錯綜復雜，充滿不確定性，危機的影響還在不斷發酵，國際市場需求仍然低迷不振。從國內看，我國經濟正由高速增長期進入潛在增長率下移的增長階段轉換期。在這樣的大環境、大背景下，我國經濟很難進入強回升狀態。其次，宏觀調控政策放松力度不大。本輪宏觀調控沒有采取大力度的刺激政策，而是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統籌考慮穩增長、控物價、防風險，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另外，受居民消費價格和住房價格上漲壓力的影響以及產能過剩的制約，目前宏觀調控政策放松的空間較為有限。第三，各級領導班子處于換屆期。各地、各部門要形成新的決策和規劃，需要有一個調研、醞釀、決策及實施的過程，難以一下子形成助推經濟迅速回升的力量。第四，經濟周期波動處于低谷。企業生產經營和財務狀況困難，生產經營和固定資產投資的預期前景都不被看好，企業擴大生產以及銀行放貸都非常謹慎，使得經濟回升的啟動比較困難。尤其是在國內外經濟環境不確定性加大的情況下，經濟回升就更加乏力。

  從長期經濟增長態勢看，隨著我國經濟總量越來越大，經濟潛在增長率將逐步下降。2013年一季度我國GDP同比增長7.7%，低于市場預期，也是自2012年第二季度開始，連續4個季度低于8%，表明我國經濟正從高速增長進入中高速增長時期。這與發達國家和拉美國家工業化階段向城鎮化階段轉變期間潛在增長率下降的變化一致。從目前出現的一些明顯跡象諸如資本彈性下降和勞動彈性上升、人口轉型加速、生產率提高放緩、碳排放限制更嚴、節能減排標準提高、資本效率遞減來看，我國經濟出現減速趨勢是必然的，現有的投資驅動經濟增長模式難以持續。與會者認為，我國中長期經濟潛在增長率降為7%—8%符合經濟規律。

  工業化和城鎮化潛力巨大，將推動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我國已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經濟增速下降引起了我國是否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擔憂。與會者認為，按照中央提出的未來一段時期經濟年均增長7.5%的預期目標，到2020年我國人均國民收入將超過1萬美元，就會勝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7.5%的經濟增速是有保障的，主要根據如下。

  工業化深入發展。我國已進入工業化中后期階段，但區域差異較大，東部發達地區工業化程度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而中西部地區的工業化水平仍然偏低；從地區工業結構來看，各地區在技術水平、產品層次上存在同構性，這種雷同的工業結構有待優化。由此可見，我國工業化仍然有很大發展空間，特別是在新一代信息技術的推動下，信息化與工業化的深度融合將極大提高我國工業化的水平和生產效率，從而推動經濟持續快速增長。

  城鎮化加速推進。2012年我國城鎮化率為52.57%，與發達國家70%的水平相比還有較大差距。不僅如此，在這52.57%的城鎮化水平中還包括2億多沒有真正成為城市居民的農民工。根據國際經驗，城鎮化水平在30%—70%之間是城鎮化加速推進的時期。因此，未來20年，我國城鎮化將持續較快發展，從而拉動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快速增長。從投資需求看，隨著城鎮化率的提高，城鎮基礎設施投資繼續擴大，房地產投資以及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投資也會相應擴大。從消費需求看，隨著農村富余勞動力轉入城鎮，連同其家屬，將有三四億人由農民變為市民，這必將顯著擴大消費需求，有力拉動經濟增長。

  面臨諸多經濟難題，經濟轉型升級勢在必行

  與會者認為，我國經濟發展既有巨大潛力，也面臨嚴峻挑戰，特別是面臨以下突出難題。破解這些難題，必須加快經濟轉型升級，把改革的紅利、內需的潛力、創新的活力疊加起來，形成新動力。

  政府干預替代市場機制的負效應顯現。我國經濟作為趕超型經濟，在一些領域政府干預替代市場機制，在動員儲蓄和投資、推動經濟高速增長中發揮了作用。但長期下來，市場擇優機制被人為阻隔，導致低效率邊緣企業不斷增加，進而拉低了整體投資報酬率；還導致壟斷現象廣泛存在，尤其是服務業中的壟斷問題比較突出，使得產業升級的高關聯度、高勞動生產率準則難以發揮作用，因而市場對于經濟轉型升級的促進機制難以發揮作用。

  城鎮化的土地利用效率不高。在過去30年中，我國城鎮化快速推進，但占用的土地資源增長過快。從國際比較來看，我國城鎮化進程中土地利用效率低、浪費嚴重。城市在基礎設施建設上進行了大量投資，但并未產出相應的GDP，城鎮化質量和經濟發展效益不高。

  消費體制有待完善。我國投資率不斷提高，消費率不斷下降，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消費體制不完善。消費體制是消費領域中各種消費關系包括消費權益、消費組織、消費教育、消費信用、消費信息、消費安全以及消費運行機制和調控手段等的總稱，其核心問題是消費權益。消費體制不完善，制約了居民消費，扭曲了收入、儲蓄、消費三者的關系，導致內需難以擴大，不利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經濟轉型的微觀基礎還不健全。這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由于地區發展不平衡，經濟欠發達地區仍然具有土地、勞動力等方面的要素稟賦優勢，企業通過增加要素投入進行外延式擴大再生產仍然有利可圖，粗放型增長方式還有一定發展空間；二是由于市場制度不完善，地方政府代替企業承擔了相當多的經濟職能，而地方政府受政績目標的激勵，具有推動經濟粗放擴張的動力和條件，投資沖動比企業更為強烈。

  后發優勢空間縮小。發達國家為了實施再工業化，更加嚴格地控制高技術出口，我國靠引進高端技術發揮后發優勢的空間趨于縮小，我國產業向價值鏈高端提升的難度加大。特別是一些中高端制造企業回流發達國家，使我國產業升級的道路更加艱難。另外，勞動力成本上升和資源環境約束強化，不僅對我國現有制造業發展構成巨大挑戰，而且制約發達國家高端制造環節向我國轉移。一些沿海發達地區產業發展近幾年處于“高不成、低不就”的狀態就反映了這種變化，也反映了我國經濟急需轉型升級，以獲得新的競爭優勢。

　　（作者為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