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日報》,2013年12月5日
當前,全球正進入一個空前的創新密集和產業變革時代。全球科技創新更加活躍,信息、生物、材料、能源、海洋、空間等領域不斷取得重大進展。學科交叉融合更加緊密,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與產業化的界限日益模糊??茖W與技術、科技與產業相互融合和轉化更加迅速,變革突破的能量正在不斷積蓄。以移動互聯、大數據、云計算、高端芯片為特征的新一代信息技術飛速發展,與能源、生物、新材料不斷融合,成為催生產業變革的重要引擎。如果把整個產u業體系比喻成一個有機的生命體,那么能源就是血液,材料就是骨架,信息就是神經。
信息技術對于工業發展而言,不僅僅是快慢、多少的問題,而是可能帶來顛覆性的影響??梢哉f,新一輪產業變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新一代信息技術重塑產業體系和發展模式的過程。依托快速發展的信息網絡,世界范圍內的社會經濟發展日益呈現全球化、知識化、信息化、網絡化的特征,一個有別于以往傳統工業的新型文明形態正在形成。能否把握住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機遇,不僅決定一國的產業能否實現跨越,更直接影響到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的提升。
加快發展4G適應產業變革新趨勢,搶占競爭制高點的客觀要求。從國內形勢來看,我國正處于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推進“四化”同步、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以及滿足億萬民眾改善生活的迫切需求,都要求我們及早轉入創新驅動發展的軌道,把科技創新的潛力更好地釋放出來。4G TD-LTE是TD-SCDMA演進技術,是我國科技產業界更加重大、更具有戰略意義和國際競爭力的系統性創新,4G的產業化不僅會大幅提升行業乃至國家的創新能力,更將有機會使我國企業成為標準的領跑者和產業的主導者。
TD-LTE的規模商用不但可帶動從系統設備、終端芯片、測試儀表、終端到運營服務、物聯網、云計算、移動互聯網的新一代信息技術龐大的產業經濟鏈條,而且將進一步擴大信息產品和內容消費,促進消費結構升級。4G網絡前期建設拉動的投資規模約5000億元,網絡正式商用后將帶動終端制造和軟件等上下游行業,產業規模有望突破萬億元大關。基于4G網絡的教育培訓、醫療衛生、電子政務、社會保障等將得到更加廣泛應用,特別有利于解決偏遠地區寬帶接入等問題,將有效提升社會公共服務和管理。4G TD-LTE的產業化對于新形勢下保障國家信息安全也具有重要意義。
信息技術領域變革飛速,4G產業化十分緊迫。堅定不移地發展自主TD-LTE 4G技術,既有機遇,更有基礎,不能等待、不能觀望、不能懈怠、不能遲疑,不能落后。
開啟移動互聯產業創新驅動新篇章——在4G TD-LTE商用之際對我國信息通信產業轉型升級的思考
大唐電信科技產業集團董事長兼總裁 真才基
《經濟日報》,2013年12月5日
在2013北京通信展上,大唐電信集團TD-LTE技術受到參觀者關注。
當前,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黨中央決定全面實施改革,把握全球新一輪產業變革和我國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交匯期,譜寫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歷史新篇章,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
移動通信作為我國通過自主創新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少數幾個領域之一,是深化改革,建立國家創新體系的重要突破口。當前,我國三家電信運營商正式領到了4G TD-LTE牌照,這標志著我國通信業全面步入基于自主創新產業支撐的移動互聯網時代。貫徹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建立科技自信,推動通信產業深化改革是推動我國信息通信產業轉型升級的關鍵
自主創新是我國移動通信發展的歷史選擇
我國移動通信的發展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引進到創新,從跟隨到同步的過程。上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移動通信在全世界的應用,我國移動通信業也開始進入1G時代。由于中國企業不掌握移動通信技術,我國通信產業從標準、技術到設備全部依賴進口,國內無線基站、手機市場占有率幾乎為零,甚至連手機皮套都需要進口。
90年代,我國移動通信進入2G時代,歐美公司控制了標準的主導權,并構建起知識產權壁壘,我國在龐大的2G設備市場僅僅獲取了不到5%的微薄份額,將近萬億元設備采購流向海外。
落后、被動的局面使我國認識到:標準和專利現已成為國際產業競爭中通用的游戲規則,誰掌握了標準,誰就掌握了競爭話語權和產業發展主動權。
進入本世紀后,由大唐電信集團提出的TD-SCDMA技術標準被國際電信聯盟正式確立為3G國際標準之一,我國通信產業從受制于人、技術跟隨升級到占據產業鏈高端環節。歐美廠商主導移動通信技術標準的壟斷格局被打破,中國本土產業鏈自此擁有了競爭主動權。
2008年,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TD-SCDMA在北京奧運會期間提供了預商用服務。2009年初,中國移動率先領取了TD-SCDMA 3G牌照,標志著中國版移動國際標準首次在中國本土市場實現商用。過去10年,中國移動通信一直在以驚人的速度增長,而且沒有跡象表明短期內增速會放緩。在自主TD的帶動下,信息通信技術、裝備產業化能力已經成為與國際差距最小的產業之一。截至2013年9月,TD-SCDMA基站規模達到40.5萬,網絡接通率為99.62%,掉話率僅為0.26%,各項核心指標已達到甚至超過2G和其他3G通信標準水平;TD-SCDMA入網終端已達2303款,其中手機為1917款,2013年前三季度手機銷量超過1.1億部;TD用戶達到1.7億,占我國3G用戶總量的46%,TD-SCDMA成為全球3G發牌四年后用戶數量最多的3G網絡,成功實現“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戰略目標。
TD-SCDMA產業帶動效應日益顯著,其規模產業化已帶動近萬億規模投入,直接和間接拉動GDP合計近5000億元,創造就業崗位43萬多個。目前,TD-SCDMA系統設備國內廠商市場份額占比超過90%,隨著TD-SCDMA產業化推進,芯片、儀表等傳統薄弱環節也取得重大突破,TD-SCDMA終端芯片國產化率,市場占有率超70%,遠高于其他制式。多款TD-SCDMA儀表領先市場,而其他制式中國企業卻難以染指。
2012年,由我國政府主導、大唐電信集團提出的TD-LTE-A(Advanced)被國際電信聯盟確認為兩大4G國際標準之一。隨著4G正式發牌,我國移動通信產業將進入一個與世界同步發展的新階段。
我國信息通信產業的發展歷程表明,堅持自主創新,是我國移動通信產業順應全球信息通信技術與產業變革,適應中國國情和發展階段的歷史選擇,是我國移動通信產業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的必然選擇。
3G正向系統創新 為4G發展奠定基礎
2007年以來,大唐電信集團依托TD-SCDMA核心技術優勢,開始探索TD-SCDMA產業化的有效途徑,在科學把握高科技成果轉化一般規律的基礎上,通過實現與之相匹配的戰略管理、資源配置、運營管理、產業協調、市場營銷、隊伍建設及文化變革等一系列的改革創新工作,大力實施正向系統創新戰略,探索走出一條“技術專利化、專利標準化、標準產業化、產業市場化、市場國際化”的高科技成果轉化的道路,歸納起來就是正向系統創新模式,這一模式的核心就是通過正向確定技術路線,依靠自主技術積累構建核心技術鏈,從核心技術、標準等技術鏈高端環節出發,構建完成產業鏈,最終形成產業主導權和競爭力。該模式的具體實踐包括以下方面:
構建高效協同的研發體系,打造核心技術鏈。大唐電信集團在長期技術創新實踐中,深刻認識到領先的技術水平和持續的創新能力直接關系到企業的核心競爭力,而一個有效運行的企業技術創新體系則是提高企業創新能力的重要保障。2006年,大唐電信集團著手以TDD技術標準為主線,依托國家級實驗室和國家科技重大專項,整合內外部創新資源,構建產學研用相結合的自主創新體系。在公司內部,深入推進戰略、路標、預算、考核相結合的一體化研發管理體系,充分發揮無線創新中心和國家重點實驗室在公共研發、產業支撐平臺作用,推動集團內各產業單位研發層面交流合作。積極創新引才用才育才機制,建立首席科學家制度,成立首席科學家實驗室。在公司外部,加強研發協同與合作,先后與國內知名高校、院所簽訂戰略合作協議,并與全球領先企業合作共建研發中心,多種方式推動研發與創新資源的協同。目前,已累計申請專利超過1.6萬件,其中發明專利占90%以上,確保在TD-SCDMA及其后續演進技術的領先優勢。
加強產業鏈高端環節布局,打通核心產業鏈。面對我國移動通信產業基礎薄弱,芯片、儀表關鍵環節缺失等產業化能力不足的困境,大唐電信集團深入剖析自身在產業鏈各環節的技術創新優勢和產業配套能力,遵循“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經營策略,加強高端布局。2006年至2008年,TD-SCDMA基本能夠滿足商用需要,但當時我國集成電路企業已有的工藝技術水平無法承接TD-SCDMA芯片制造業務。為徹底解決TD-SCDMA及后續技術演進所需的集成電路工藝配套能力缺失問題,2008年大唐電信集團成立聯芯科技,聚焦高端芯片設計。同年,戰略入資我國大陸地區規模最大、工藝最先進的集成電路制造企業——中芯國際集成電路制造有限公司,掌握高端制造工藝。2012年,為了填補我國在儀器儀表高端環節的空白,成立大唐聯儀,專注于通信領域儀器儀表高端環節的研發、測試、銷售和服務。至此,大唐電信集團逐步形成了圍繞TD技術的系統設備、芯片、終端和測試儀表的全產業鏈布局,打造了一條自主、完整的TD-SCDMA產業鏈。
推動全產業鏈戰略合作,打造產業生態系統。未來的移動通信產業競爭,必定是產業生態系統之間的競爭。誰能把握住產業生態系統發展的趨勢,誰就有可能在移動通信下一輪競爭中勝出。為加快推進TD-SCDMA產業化進程,在充分分析、研究和借鑒國際產業發展模式的基礎上,2002年大唐電信集團發起成立TD產業聯盟。以聯盟為樞紐,推動產業鏈各環節企業形成相互間知識產權共享與技術許可機制,降低企業進入門檻,有效促進系統、芯片、終端、儀器儀表廠家間的密切合作。目前,聯盟成員單位超過90家,帶動300多家企業深度參與,形成了專利共享、共同開發、協同組織的產業發展機制。
促進產融互動,實現資金鏈覆蓋產業鏈。2011年,大唐電信集團成立大唐電信財務公司,降低整體融資成本,提高資金使用效率,逐步打造資金結算平臺、集中管控平臺和籌融資平臺。同時,先后設立大唐高新創投基金、海南信息產業投資基金、大唐創業投資(海南)基金、大唐—比利時創投基金等基金,通過產業基金的運作和金融業務的拓展,促進與外部資本和產業的合作交流,提高產業發展的綜合支撐能力。2012年,將聯芯科技納入上市公司,完成優質資產與資本市場對接。通過有效整合,使資金合理流動,真正達到資金鏈覆蓋產業鏈。
大唐電信集團的實踐表明,在完全競爭的高科技領域,中國企業應該也能夠建立自己的核心技術鏈和產業鏈,實現從產業價值鏈低端向高端升級。依靠科技創新,中國企業能夠擁有與國際一流企業同臺競技的能力,進而趕上甚至超越競爭對手,改變市場格局。正向系統創新模式,不會僅是單個企業的實踐,對我國其他行業具有普適性的借鑒意義。
實施4G創新驅動戰略 提升通信產業競爭力
全球主要運營商,系統、芯片和儀表等廠商均已啟動TD-LTE產業開發進程,TD-LTE與FDD-LTE已成為并行者,不但技術性能基本相當,產業差距也已縮小至半年內。下一步,4G TD-LTE發展要有大國思維和大國戰略,堅定“以我為主”的科技自信。
要處理好3G和4G的銜接問題。TD-SCDMA是TD-LTE發展的基礎和前提,二者之間決不是你死我活的對立關系。穩健發展好TD-SCDMA,推動產業鏈的成熟,實現產業鏈和諧共贏才能為TD-LTE的發展創造好的基礎。因此,我們不能放棄TD-SCDMA 3G的應用,要做好3G技術現狀和投資回報的分析,確定實施LTE技術升級的策略和載體,平衡不同類型企業、產業鏈不同參與主體之間的利益,拓展TD-SCDMA 3G在行業信息化等領域的應用,化解技術升級帶來的市場波動和產業風險,確保不產生對3G的顛覆性影響。同時,加強我國通信產業的技術升級和產業銜接的整體規劃,保持技術、產業、市場的可持續,推動我國移動通信產業健康發展。
要積極做好4G發展的模式創新工作。當前,創新正從單點創新走向全產業鏈整體創新,從單企業創新轉向開放式協同創新。4G時代,網絡和終端都變得異常復雜,創新機會的更加普遍,創新邊界更加不確定,創新主體的交互更加緊密,創新要素的流動更加頻繁,創新的復雜性和動態性明顯增加。要在4G時代取得大突破,必須走跨領域跨行業的協同創新道路。創新主體必須打破壁壘,深度合作,有效集聚人才、資本、技術等創新資源,協力解決發展中的重大技術和產業問題。
要樹立起創新自信和產業自信。一切事物的發展都是從無到有,從有到優,從優到強。如果沒有TD-SCDMA就沒有今天的TD-LTE,從3G的產業化到4G標準的誕生,都是努力和自信的結果。同樣,4G時代,也擁有必勝的信心才可能把握第三次產業革命與第五次科技革命交匯的“彎道超車點”,推動TD-LTE產業化和規模商用,實現對其他制式標準的超越,最終引領全球通信產業發展。
要實施重點工程帶動產業發展。業內預計,4G移動通信應用的黃金期至少可延續至2020年,而支撐4G商用的28納米工藝芯片生命周期將達到8-10年,兩個產業生命周期將長時間“交疊”。當前,我國已實現移動通信標準持續引領,集成電路設計與制造能力正處在與全球領先水平差距“最短”的關鍵期。以“4G+28納米”工程為抓手,深化移動通信與集成電路產業協同,才能實現我國移動通信全面引領和集成電路產業跨越式發展。
要實施大企業戰略。4G TD-LTE作為影響我國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性高科技產業,具有投入大、周期長、帶動強等特點,必須集聚資源,培育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企業,以資本為紐帶深化產業鏈互動,最終構建4G的全球產業創新生態系統。
隨著4G TD-LTE牌照發放,我國移動通信已經踏上新征程。國內巨大的消費市場、日趨完善的產業配套、持續提升的創新能力將為4G發展奠定重要基礎。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在信息技術驅動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國有企業將更加發揮控制力強、影響力大、輻射帶動作用明顯的特點,成為國家科技創新和戰略實施的重要載體,在移動通信等關鍵戰略領域承擔重大變軌式創新;民營經濟等其他所有制經濟的創新動力也將在新一輪發展中得到充分體現。
我們相信,中國完全有能力在4G時代成為全球移動通信產業發展的引領者,并對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帶來更加深遠而具有歷史意義的影響。我們也完全有信心期待,在國家創新驅動戰略的引領和國家對先導性重大創新的支持下,將會涌現越來越多的創新成果,助推中國繁榮強盛,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