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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中國科技網-科技日報

  [導讀] 如果擁有十幾億人口的中國成功實現了向創新驅動發展的轉變,對人類文明進程的影響將是極其深遠的。 

釋放“三個紅利” 加快創新驅動發展

  馬云榮獲了英國《金融時報》2013年度人物。《金融時報》如此描述馬云：與他同時代復制成熟商業模式的創業者相比，馬云是一位真正的創新者。如今阿里巴巴的銷售額已經超過了亞馬遜和eBay的總和，而馬云成為了中國互聯網的化身，體現了中國互聯網的全部潛力和矛盾。

  馬云和阿里巴巴的成長壯大充分體現了制度、技術、人力資本共同作用所釋放出的巨大威力。中國互聯網產業的市場化程度之高，幾乎是個“奇葩”。馬云并非是一個“技術控”，他的過人之處在于把技術、資本和商業模式創新有機結合起來，搭建了一個獨具創新生態的平臺，新的商業模式對于生產者、消費者和監管者都產生了顛覆性的影響。在馬云身上充分體現了一個轉型發展時代的企業家精神氣質，阿里巴巴和淘寶成就一大批人的創業夢想，電商物流造就的數百萬“快遞員”，使得我們要對新興產業發展與勞動力就業之間關系進行重新思考。

  李克強總理在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上強調，用改革紅利、人才紅利、創新紅利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這個重要論斷體現了對經濟發展規律的準確把握。經濟增長不僅僅體現為GDP的數量增長，增長的質量更為重要，能夠體現增長質量的重要指標就是全要素生產率（TFP），也就是土地、資本、勞動力之外的因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如果一個經濟體增長同時也體現為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那就是健康、可持續的增長。而全要素生產率的構成主要包括幾個方面：一是效率的改善，往往要通過新的制度安排來實現，也就是改革紅利；二是技術進步，也就是創新紅利；此外經濟學研究證實了人力資本質量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就是人才紅利。因此，釋放改革、創新、人才“三個紅利”，最終體現為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是一種“有質量增長”理念的體現。

  制度、技術和人力資本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國經濟快速增長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只不過現階段這三種要素的內涵發生了深刻變化。最初的改革就是科斯所說的“邊緣革命”，以“漸進、增量改革”的方式逐步搭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而現如今，隨著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決定六十條的出臺，改革進入深水區，需要啃“硬骨頭”，最關鍵的是要處理好市場和政府的關系。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經濟發展主要依靠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而隨著中國技術、經濟追趕的步伐不斷加快，與世界技術前沿愈來愈接近，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成為未來發展的不二選擇。規模龐大的低成本勞動力曾經支撐了中國產業規模壯大，并融入到全球產業分工體系之中去，而“人口紅利”的逐步減少和中國產業轉型升級的需要，對高素質勞動力的需求越來越迫切。

  隨著中國經濟增長從高速進入到中高速的“換擋期”，“引擎”也要更新換代，釋放“三個紅利”就是要換新的“引擎”，而新“引擎”作用的集中體現就是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從釋放“三個紅利”的視角來看，加快創新驅動發展還要破解若干重要問題。

  首先，創新活動的本質是“不確定性”，市場競爭是高風險的，要讓更多企業家投入到創新活動中，必須營造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打破行業壟斷，讓那些知識、技術密集的產業成為能賺錢的行業，在全社會形成一種“我要創新”的正確導向。

  其次，發揮政府的“推手”作用和放手讓市場“說話”必須有機結合，除基礎性、前沿性的公共產品和服務之外，政府在產業技術研發中扮演多種角色。從供給方的角度，設定技術進步標準，提供產品補貼，由企業來選擇研發路線，推出符合政府產業導向的技術和產品；從需求者的角度，通過首購、訂購來培育新技術新產品市場；對于某些關鍵技術和產業，還可以國家意志來推動產業技術方向，如中國的3G、4G產業。政府和市場都不是萬能的，需要相互協調配合，而這“兩只手”的作用能否得到有效發揮，將取決于政府職能的轉變和市場機制的完善。

  第三，中國科技創新已進入到一個跟蹤、并行、領跑三者兼有的新階段，創新理念和路徑也必須隨之調整。英國智庫國家科技藝術基金會將中國創新的這個階段稱之為“吸收發展期”，研發和創新所需要的條件已經達到相當的高度，日益豐富、專業化的研發協作網絡，可以保證新的創意能夠被有效吸收和利用。盡管在原始創新方面我們還比較薄弱，但新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敢于走別人沒有走過的路”的重大機遇。同時也要看到，無論是科學研究還是技術創新，體現“快速跟進和吸收能力”的“二次創新”，是我們現階段的最大優勢。我們要利用好這個創新優勢并將之轉化為產業的競爭優勢。

  第四，與新的人力資源相適應的產業發展方向需要進行調整。以規模龐大的高校畢業生為代表的低成本、高素質勞動力，將是未來一個時期我國從傳統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轉變的重要基礎。讓這些人力資源能夠充分發揮作用，需要大力發展那些能夠把知識、技術和勞動要素有機結合的產業，如研發外包、軟件外包、醫藥外包，以及創意設計、品牌開發、市場營銷、知識產權服務等。基于移動互聯網的電子商務、物流、金融服務等新興產業發展，也要利用好我國傳統和新興的兩種低成本勞動力兼有的優勢。

  第五，先行先試，讓一部分地區先創新起來。知識和信息的分散性是市場經濟體系的顯著特征，更多需要的是相機決策，摸著石頭過河是改革開放的重要實踐經驗。頂層設計要解決的是發展理念、發展思路和發展方向等宏觀層面上的問題，具體的創新實踐還是要由各類創新主體和不同的區域來進行。要以自主創新示范區和走在創新前列的地區為突破口，在創新資源配置、創新政策措施、創新人才培養使用機制、創新成果收益分配等方面，大膽探索，勇于嘗試，敢于突破。

  在一個創新日益全球化的時代，人才、技術、資本流動越來越快，創新要素和資源更多地集聚在那些具有良好的制度環境和巨大發展潛力的地區，釋放“三個紅利”的過程也是形成新的競爭優勢的過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邁進高收入國家和創新型國家行列，制度、技術和人才缺一不可。如果擁有十幾億人口的中國成功實現了向創新驅動發展的轉變，對人類文明進程的影響將是極其深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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