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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競爭情報上世紀90年代被引入我國，近些年在我國企業中認知度逐漸提升，不少企業將其應用于商戰實踐。目前我國企業競爭情報水平參差不齊，政府、企業對競爭情報的重視程度還有待提高。 

     北京中興新景信息技術研究院是一家專門從事企業競爭情報人才培訓的機構，行政總裁陳偉給科技日報記者講起2002年公司剛剛起步時的尷尬，“我們打電話給一些企業，總是引來警惕的懷疑：競爭情報是什么？是特務間諜嗎？我們的電話你是怎么找到的？”但四五年后狀況變了，陳偉發現不少企業的招聘崗位中出現了戰略情報的職位。

    競爭情報上世紀90年代被引入我國，近些年在我國企業中認知度逐漸提升，不少企業將其應用于商戰實踐。近日在京召開的競爭情報國際論壇上，曾任中國科技情報學會競爭情報分會首任理事長的包昌火研究員告訴科技日報記者：目前我國企業競爭情報水平參差不齊，政府、企業對競爭情報的重視程度還有待提高。

工作流程來源軍事情報領域

    什么是競爭情報，“通俗說就是為了知己知彼、揚長避短、趨利避害所進行的信息收集和分析。”包昌火解釋說，“它是關于競爭環境、競爭對手和競爭策略的信息和研究，是一種過程，也是一種產品。過程包括了對競爭信息的收集和分析；產品包括了由此形成的情報和謀略。”

    在很多情報界的業內專家看來，“競爭情報”其實是一個典型的“軍轉民”項目。它帶動情報工作方法甚至情報人才的轉移。這種轉移開始于“二戰”后，經濟競爭上升為國家地區間競爭的主要領域。企業外部經營環境發生劇烈變化，對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和多變性的迅速感知成為需要。

    據包昌火介紹，東西方冷戰結束后，軍用技術向民用技術領域轉移成為一種潮流，具有先進技術手段和豐富實戰經驗的政治軍事情報力量也轉向了經濟技術領域。“競爭情報的工作流程直接來源于軍事情報領域，活躍于美國競爭情報界的專家和從業者有不少是從國家安全部門退役的前官員”。

    上世紀80、90年代，美國、日本、瑞典、澳大利亞等國陸續成立競爭情報協會。1995年，中國科技情報學會競爭情報分會（中國競爭情報研究會）成立，相關學術活動也進入新階段。

讓情報引領決策

    雖與軍事情報一脈相承，但競爭情報的從業者們始終強調：競爭情報必須完全在法律道德允許的范圍內依托公開信息源開展活動。

    “商場如戰場”，中國科學技術情報信息研究所陳峰研究員介紹說，國外很多著名企業，如空客公司、IBM、洛克希德·馬丁公司、殼牌石油公司等，多年來能逢兇化吉、長盛不衰的背后，是遠超同儕的競爭情報能力，外界所知往往是冰山一角。索尼公司總裁曾自豪地宣稱：“本公司之所以名揚全球，靠的就是兩手：一是情報，二是科研。”

    “軍事情報不準，價值200萬美元的一枚導彈只能打掉一個8美元的帳篷。”陳偉曾在多個場合舉這個例子說明情報對決策的重要性。“企業情報精準或缺失或偏差將直接決定決策的成敗。” 包昌火強調，“讓情報引領決策，這是競爭情報對企業的價值所在。”

    競爭情報怎樣為決策提供支撐？陳峰以“投資項目決策”為例給記者進行講解：為降低風險、提高競爭力，決策者必須了解產品所在行業的特性、項目市場容量、市場競爭情況、技術特性等。這些問題很多是典型的競爭情報問題。

    例如了解市場競爭情報，就需要清楚地回答諸多具體問題，如本項目所在行業現有哪些生產廠家？各自的競爭地位怎樣？競爭的范圍是什么？各廠家市場占有率怎樣？本項目產品最重要的競爭對手有哪些？對手的主要情況怎樣？對手項目產品優勢和劣勢各是什么？項目產品有哪些替代品，替代品的影響力如何？項目產品有哪些主要的供應商？供應商的影響力如何？……“這些都需要專業的情報收集和分析能力。”陳峰說。

情報部門是企業“第一科”

     陳峰介紹說，為在科技經濟領域領先，許多國家甚至大型企業都將競爭情報工作看作“重中之重”。2009年9月，法國政府設立了直接向總統負責的經濟情報部際代表，統領全國的競爭情報工作。

    包昌火給記者介紹了日本戰后“情報立國”助經濟騰飛的經驗。日本的大型企業都具備極強的情報能力。著名的六大綜合商社三菱、伊藤忠、三井、丸紅、住友和日商巖井在全世界有180多個辦事處，一萬多名雇員，建立起強大的情報網絡，每天不遺余力地搜集大量信息。這些來自全球的信息每天24小時不停送回日本總部，被選擇、分析，然后向各從屬公司擴散。“它們的情報搜集、分析和傳遞能力堪比美國中央情報局。”包昌火說。

    20世紀60年代，日本一些大公司紛紛建立起自己的競爭情報部門來彌補綜合商社提供情報的不足，情報部門往往是企業最重要的“第一科”，地位很高。一般而言，這些公司總部專門從事競爭情報工作的人有10—20個，一般屬戰略規劃部或研究部管轄，許多人在政府培訓機構接受過培訓。日本還有100多家被稱為“智囊公司”的私人公司專門從事情報搜集、分析和擴散工作，許多公司的雇員達到數百人。1982年，日本組建了專門為日本各公司培養情報人員的產業保護學院。

別缺了“競爭”情報意識

    “當國家和地區之間出現戰略高技術競爭、貿易爭端時，擁有強大競爭情報支撐的一方總能從容應對。”陳峰說。

    例如我國計劃在無線局域網領域強制實施WAPI安全標準，由于實施這項標準觸動了國外巨頭的利益，這些巨頭開展了縝密的競爭情報活動。通過“精確制導”式的組合拳予以打壓阻撓，使我國實施WAPI安全標準步履維艱、困難重重。之后我國也對此開展了專門的競爭情報工作，WAPI安全標準終于實現了強力突破，現已成為國際公認的安全標準。

    但目前，我國一些地方政府和企業領導并未建立起高度的競爭情報意識，往往給企業帶來不可挽回的損失。

    陳峰給記者講了兩個典型的例子。我國某著名鋼鐵企業在沒有開展競爭情報工作的情況下準備收購南美秘魯的一家鐵礦，原本4000萬美元的標底，這家鋼鐵企業竟然報出了1.18億美元的高價。花了大筆冤枉錢完成收購之后，運營麻煩不斷，成了困擾我國這家鋼鐵企業十多年的噩夢。

    近年來，我國企業“走出去”步伐不斷加快，但由于情報意識淡漠，海外投資遭受損失的情況不斷發生。“事實上，競爭情報意識強一點，做些基本的競爭情報工作，很多‘意想不到’的情況可以預見。”陳峰說。

    另一個例子則更能看出我們情報意識的不足。歐美正式決定針對中國光伏展開“雙反”指控前，都開展了縝密的情報活動。2013年，一位歐盟工作人員以學者身份到我國某光伏大省，以“取經”為名，行搜集情報活動之實。而該省有關單位高規格接待，滿懷自豪認真準備資料進行匯報，最終我們自己提供的“情報”成了歐盟指控我國光伏“雙反”的“鐵證”。

    “我們的企業為什么和日本、美國企業差距大，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我們對情報工作不重視。” 包昌火認為，“長期以來，我國情報界服務的重點一直是政府部門，對企業服務做得很不夠。在確立企業為市場競爭與創新主體的新形勢下，我國情報界也應轉變思想觀念，將學術活動多向企業傾斜。”

    此外，陳峰提到，我國應對貿易爭端的情報系統、支持重大技術研發的情報系統等，都是涉及利益巨大、工作量巨大的重大競爭情報工作。做好這類情報工作，首先需要政府牽頭主導推動，僅憑企業自身的情報力量很難應對國際競爭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