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經濟日報》
當前我國經濟處于轉型升級的關鍵階段。如何在實現轉型升級,促進我國經濟在中高速增長、中高端發展中抓住機遇、迎難而上,是擺在廣大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面前的一大課題。
一
從過去幾年經濟運行的情況看,我國經濟增長正在發生階段性變化。一是當前我國經濟運行總體平穩,各項宏觀指標還在合理區間,總體向好;二是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穩中趨緩、穩中有險、穩中有憂。我國現在是“三期疊加”,特別是經濟增速換擋。從2012年開始,經濟回落到8%以下,已連續多個季度在7.4%至7.9%之間,成為新的常態。中國經濟會不會出現硬著陸?國內國際有比較多的爭論。在這種情況下,對經濟形勢高度重視是可以理解的。
從今年二季度開始,國務院既堅持了宏觀政策的連續性,保持定力,又陸續推出了一些預調微調、精準發力的措施,包括運用開發性金融支持棚戶區改造,運用鐵路發展基金支持西部鐵路建設,推出80個鼓勵社會資本參與建設運營的示范項目,實施定向降準,調整商業銀行存貸比口徑,對小微企業減半征收所得稅等等一系列微刺激。但三季度形勢還會比較嚴峻。帶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即投資、消費、外貿,都沒有完成年初計劃。GDP年度計劃是7.5%,照此推算,全年完成目標就較難。
面對上述困難,第一,要進一步淡化GDP指標,不要把經濟增長速度作為從中央到地方追求的唯一重要指標。要解放思想,只要年度增長符合市場實際,就可以把更多注意力放在改革和結構調整方面。第二,要穩經濟,不能靠過去習慣的投資拉動,要真刀真槍推動改革,釋放改革的紅利。
另外一個重要方面,要繼續鼓勵支持民營企業發展。改革開放30多年來,民營企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我國企業總數中的90%以上,整個城鎮就業的80%以上,工業增加值的70%以上,投資總量的60%以上,整個稅收的50%以上都是民營經濟貢獻的。總的看,民間投資的環境有所改善,民營企業的信心有所提振,民間投資增長的內在動力進一步激活。但也要看到,民間投資增長速度下滑也是一個事實,民間投資主體的投資意愿仍然不高,民間投資在許多領域的發展相對比較滯后。
出現上述問題的原因:一是行業壟斷阻礙了民間投資的步伐,這是影響民間投資的最大制約因素。民間投資仍面臨著“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二是當前經濟增速放緩也是影響民間投資信心的重要因素,民間投資、民間資本對宏觀形勢更敏感,在當前經濟下滑、PPI長期負增長情況下作出一些比較審慎的選擇可以理解。三是融資困難增大了民間投資的成本。國家發改委的一份報告,曾指出民營經濟特別是中小企業的貸款利率上浮比較多,最多的上浮30%,民間借貸年化利率高達25%。四是政策滯后制約了民間投資的發展,這是制約民間投資的老大難問題。
二
當前,促進民營企業發展要抓住三個機遇:
一是改革的紅利。比如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簡政放權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個先手棋、當頭炮。表面來看,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主要任務是簡政放權,實際上的目的是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最關鍵的問題是正確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這是最核心的。1700多項行政審批,經過一年多工作,取消和下放了630多項,今年年底前還要爭取再下放和取消200項,整個國家行政許可控制在1000項以下。
同時也要看到,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不能是擠牙膏,不能是僅僅做減法,要從“清理”、“下放”轉向“確權”、“規范”,從根本上對現行的法律法規和政府的行政許可進行一次全面的清理。要按照市場經濟要求、按照《行政許可法》的要求,可以保留的保留,其他的統統取消,放給市場。政府公布權力清單后,法無授權不可為。對于企業來講,則是法無禁止即可為,讓民營經濟分享改革紅利。再如壟斷行業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也都為民營經濟發展提供了機遇。
二是自主創新。我國經濟雖然處于世界經濟前列,是工業大國,但是遠遠不是工業強國,很多產業處于世界中低端。傳統高投資、高耗能、高污染的增長模式確實不可持續,必須通過創新驅動推動結構調整。這是一場戰略性、結構性、創新性的調整。要在改造傳統產業的同時,大力發展新興產業、高技術產業、新興服務業,提高我國產品和服務在全球價值鏈的位置。去年電子商務交易額達到了10萬億元,同比增長了25%,網上零售額1.8萬億元,增長35%,同時電子商務物流每年增長50%至60%。這是一個全新的領域,競爭比較充分,政策比較寬松,市場環境比較好,是民營企業創新的機遇。
三是結構調整。包括產業結構的調整,新興服務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和地區性結構調整。今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京津冀一體化戰略,這非常重要。從國土面積來講,京津冀地區只占2.5%,經濟總量卻占10.9%。長期以來,這個地區行政配置資源的色彩比較濃厚,公共服務水平差異比較大,通過京津冀一體化這樣一個重大的調整,一方面可以為我們國家經濟提供新的增長點、新的動力,同時,也為民營經濟提供了很好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