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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為“加快推進全國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獻言獻策
  • 點擊數:1006     發布時間:2014-10-18 22: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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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國科技網

    北京市科委正式發布《關于進一步創新體制機制加快全國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相關專家學者圍繞意見的出臺以及后續舉措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中國科技網訊 9月24日上午,北京市科委正式發布《關于進一步創新體制機制加快全國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相關專家學者圍繞意見的出臺以及后續舉措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以下是發言內容: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技術經濟部部長 呂薇

    關于北京建設全國科技創新中心的建議

    一、加強創新資源和政策統籌協調,集中力量建設全國創新中心

    改革開放以來,北京一直是全國的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和創新政策先行先試示范區。從1988年的《北京市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暫行條例》,到2009年的《中關村自主創新示范區條例》,每一次科技科技體制改革和創新政策示范都極大地促進了中關村的創新發展,北京已成為國內創新城市的排頭兵。但是,有些試點政策在北京是墻內開花墻外香,在其他地區落實情況好于北京。如, 聯想集團于1993年提出了“股份制改造方案”,歷經多年才得以落實。而且中關村具有相同背景的其他高新技術企業,也難以落實股權激勵的政策。但股權激勵政策在外地幾乎不成問題。因此,北京建設全國科技創新中心,應加強政策和科技資源統籌和深化體制機制改革。

    1、提高政策的綜合性與協調性。

    創新政策是綜合政策,需要科技政策、教育政策、財稅金融政策、貿易政策、產業政策、競爭政策、社會保障政策的協調配套。一項創新政策往往涉及多個部門,不是單個部門能夠落實的。如,技術轉移中科技人員股權激勵政策就要涉及科技、工商、國資、財政、稅務等多個部門。而目前我們有些政策比較原則,需要進一步細化和相關部門配合,把政策落到實處。

    2、加強科技資源配置的協調。

    首先,要加強地方與中央機構的合作和協調,明確分工。北京的中央部屬院所較多,中央的科技資源多,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職能不同。中央投入大部分是基礎性和全局性的,與地方經濟的聯系不多。地方側重技術產業化和具有地區特色產業群發展,不能總是跟中央配套。因此,北京市的科技和創新投入應與中央對接,為我所用,重點放在科技成果轉化、產業化和培育創新創業企業,以及特色產業群的創新服務平臺建設方面。

    另一方面,我國科技資源的配置存在部門分割,低水平重復,創新鏈與資金鏈不匹配,特別是中試和創業初期的資金嚴重不足,造成創新鏈腸梗阻。產業技術的資助計劃應采取研究開發、成果轉化和產業化示范和推廣一體化。因此,應加強北京市各部門科技和創新資金的統籌協調,根據地區特色產業群轉型升級的需要,設置一批目標導向RD&D一體化的創新計劃,促進產業鏈與創新鏈、資金鏈的協調配置。

    3、加強頂層設計和組織保障,促進政府部門間、地方與中央間科技資源統籌協調配置。

    建議成立市領導牽頭,跨部門、跨層級的首都創新協調領導小組,發揮頂層設計、戰略決策和統籌協調政府科技資源的作用。如,美國白宮設立兩個頂層設計的科技統籌協調機構。一個是總統科技委員會,負責制定政策,協調部門之間預算和關系;另一個是總統科技顧問委員會,負責提供政策咨詢,反映社會各方面的意見。

    二、提高中關村的國際化水平,增強對全國的輻射帶動作用,擴大北京創新中心的全球影響力

    北京是我國的科教、智力資源最密集的地區,成為全國的技術轉移擴散中心和科技企業孵化中心,對全國發揮了重要的輻射帶動作用。近些年來北京的技術交易額占全國的40%左右,約80%流向北京以外地區。中關村有各類孵化器130家(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30個,國家級大學科技園14個,國家級技術轉移示范機構數量占全國1/5)。但目前還主要以孵化國內技術成果為主,在對外開放方面,主要是吸引跨國公司設置研究機構以及少數留學歸國人員創辦企業。

    2009年,國務院在批復建設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時,要求把中關村建設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與國際領先的創新中心相比,中關村集聚全球創新要素的能力有待提高。美國硅谷地區約四成的人口出生在國外,而中關村尚無外國人士創業;2013年,中關村留學歸國人員和外籍從業人員約3萬人,占從業人員比重1.6%;中關村匯聚的創業投資總金額約人民幣133億元,硅谷約為人民幣740億元。北京作為全國的創新中心,不僅要能夠吸引國內創新要素,還應吸引外國人才、技術、資本等,成為國際高端人才創新創業的“棲息地”,對內引領創新,對外參與全球創新競爭。

    1、在中關村開展與國際接軌的創新創業環境試點,加快集聚和整合利用全球高端創新資源,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

    爭取開展以下方面的試點:一是放松外籍高端創業人才辦理簽證和綠卡的管制,集聚更多國際人才來中關村創新創業;二是放松對收購海外技術的管制,提高獲取國際先進技術的便利性;三是開展中小型科技企業和創投機構的外匯管理制度改革試點,改善融資環境。

    2、與國際風險投資合作,吸引全球科技和創新要素到北京安家落戶,即為全國服務,又提升北京的產業結構。

    如,李嘉誠基金會根據國內需要和市場原則,在全球選擇創新創業團隊和產業化技術,引入中國;深圳吸引全球華人帶前沿技術回國創業。北京應與國際風險投資合作,多引入高質量的國際創新創業團隊。

    三、建立長效的區域間合作機制,構建具有特色的區域創新集群

    北京的孵化器數量多,運行模式多樣化,投資主體多元化,功能專業化,形成了孵化產業。目前,已畢業企業的7500家,在孵企業8500家。培育了70余家國內外上市企業,一些企業成長為行業知名企業。

    但由于北京的房地產價格和要素成本較高,在中關村孵化和培育的大批創新創業企業,除少數高附加值的企業留在本地發展壯大外,許多“畢業”企業遷往外地發展。截至2013年底,中關村企業在京外地區設立分支機構9191家。2012年,中關村的上市公司實現合并報表營業收入1.3萬億元,其中在京外實現的收入超過1萬億元。因此,建議:

    1、大力發展孵化器產業,發揮北京對全國的技術擴散和創新帶動作用。為了解除北京依靠發展經濟和制造業來獲得財力的后顧之憂,真正實現北京城市功能的轉變,使其專心建設政治中心和創新中心,應對北京實行首都財政。

    2、建立以創新驅動為龍頭的區域合作機制,發展區域創新集群。抓住京津冀一體化的重大戰略機遇,培育跨行政區的區域創新網絡,促進人才、資金、技術、信息等創新要素在京津冀地區的合理流動和充分共享。以北京為技術孵化中心,天津、河北為科技成果產業化基地,構建從科研、科技成果產業化、到孵化企業規模化發展的上下游一體化跨行政區的區域創新集群。如,北京與天津和河北合作建設高技術產業化園區,建立政府之間、孵化器和產業資本之間的利益合作機制,促進北京的創新創業企業有序的轉移至天津與河北地區規模化發展。

    3、借鑒長江三角洲的經驗,建立區域創新體系,促進創新要素的集聚和流動。一是啟動一些跨區域的創新合作項目。如,“十一五”期間,上海市、江蘇省和浙江省共同編制了《長三角科技合作三年行動計劃(2008-2010年)》,建立科技合作和資源共享機制。2006-2010年累計安排項目近40個,經費過億元。二是統一編制標準,建立區域創新資源共享平臺,促進要素流動。如,2007年6月,浙江、江蘇和上海等二省一市政府簽訂了《長江三角洲科技資源共享服務平臺共建協議書》,建立一個覆蓋全區域的三級體系構架的科技資源共享平臺。逐步實現大型儀器設備、科學數據、文獻、實驗基地等共享,以及人才和機構的資質互認等。

    4、高端服務業與中低端服務業相結合。北京的產業結構,特別是服務業既要一部分高端化,同時,要發展一批適應和滿足普通百姓和工薪階層需要的中低端服務業,以滿足各中收入群體的生活需要。

    中央政策研究室經濟研究局副局長 白津夫

    傾力打造國家創新平臺 加快首都科技創新中心建設

    當前,在全球創新的大時代,我國創新驅動發展的關鍵時點上,加快首都科技創新中心建設,要站在國家戰略全局的高度,以打造“國家創新平臺”為重點,全面提升能力和水平,努力建成具有全球影響力創新中心。

    一、正確定位首都科技創新中心

    1.首都科技創新中心是一個大概念的中心。是科技與經濟一體化、技術與金融相融合的中心。科技創新中心建設要從創新全鏈條上來布局和發力,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厘清政府與市場關系,按照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要求重構創新鏈條,把政府布局與市場發現相結合,突出金融在整個創新鏈條中的支撐作用,從個別環節的資金支持到全過程資金支撐,前期提供源頭活水、中期強有力資金保障、后期持續跟進成果轉化。使現代創新活動從沿產業鏈布局創新鏈、優化資金鏈,進一步轉變為:以資金鏈支撐創新鏈、引導產業鏈、提升價值鏈。

    為此,要同時發揮北京已經形成的科技與金融優勢,進一步優化科技與金融資源,圍繞新定位、重塑新優勢,更好服務京津冀協同發展。要強化科技部門的統領作用,整合北京科技與金融資源,共同做大科技創新中心。

    2.首都科技創新中心是大區域中心。首都科技創新中心是立足京津冀、服務全中國的大區域創新中心。需要北京在帶動京津冀一體化發展中,突出以創新驅動發展為主線,強化科技支撐引領作用,讓創新成為推動經濟升級的強大動力,推動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與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同步發展、并聯發展、疊加發展,“為優化開發區域發展提供示范和樣板”。

    3.首都科技創新中心是國際化的全球創新中心。按照首都新功能定位,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科技創新中心和國際交流中心,這四大功能是相互關聯的、互為內涵的,充分體現了首都的特殊功能屬性。其中國際交流中心本身就內涵了首都其他功能的國際性要求,也就說,首都科技創新中心也要同時體現國際交流的特點。反過來也一樣,在國際交流中,科技交流也是重要內容。從這個意義上說,首都科技創新中心本身是國際化的創新中心。更何況現代創新是更加國際化的創新,任何封閉的、孤立于全球創新體系之外的創新都是不可持續的。所以,首都科技創新中心更應成為全球科技創新中心,這是順理成章的。

    4.首都科技創新中心核心是人才資源集聚中心。“創新驅動實質上是人才驅動”。北京要保持高端創新優勢,必須“把人才資源開發放在科技創新的最優先位置”,以創建國際人才自由港為重要載體,“實行更加開放的人才政策,不唯地域引進人才、不求所有開發人才,不拘一格用好人才”, 擇天下英才而用之,廣泛吸引各類創新人才特別是最缺的人才。強化人才支撐作用,繼續保持人才領先優勢,加快形成人才驅動創新、創新驅動發展新格局。

    二、加快首都科技創新中心建設主要任務

    (一)建立京津冀創新共同體,作為協同創新的重要載體。依托中關村、濱海新區及河北相鄰區域,建立模糊邊界的創新共同體,核心在于打造創新平臺、共享創新資源、推動協同創新、加速成果轉化,通過更緊密合作放大創新優勢。在共同體內,可以多區并存、聯動發展、政策交叉覆蓋。例如共同體內自由貿易區政策可以共享,防止多頭申報。同時,根據各自優勢發展特色園區。如以中關村為核心載體,加快建立科技自貿園區、科技金融示范區等。

    建設“創新共同體”,美國已經走在前面,并上升為國家戰略。共同體由科技園區、大學及研究機構、國家實驗室和私營研發企業構成,旨在推進各主體間的協同創新,促進研發成果產業化。

    建立創新共同體,就是要整合區域創新資源,使產業鏈和創新鏈有機結合,資金鏈優化配置,建立更深層次的創新合作機制和利益共享機制。

    (二)完善區域創新體系,圍繞“首都經濟圈”打造“首都創新圈”。總書記在兩院院士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科技創新活動不斷突破地域、組織、技術界限,演化為創新體系競爭。以協同創新引領區域協同發展,重要的是要完善區域創新體系,優化創新資源配置。首先,要明確“首都功能”不等于“北京功能”。建設“首都創新圈”,既要依托北京、又要跳出北京,著眼于國家戰略和區域創新發展的大格局來謀篇布局。其次,合理配置創新資源,形成科技創新及其產業化的分工合作體系。優化布局、合理分工、合力推進。防止過度競爭和重復建設,避免創新資源錯配。特別是要防止從過去“城”自為戰轉為“區”自為戰。京津冀加起來各類園區300個左右(河北5個國家級高新區、6個國家經開區、196個省級開發區。天津1個國家級高新區、6個國家經開區、31個市級開發區)。各類園區都具有一定的比較優勢,如果缺乏統籌協調,各自為戰,勢必會加劇無序競爭。第三,加強創新圈一體化建設,除了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一體化之外,關鍵是要形成跨區域的協同創新機制,提升創新圈的國際競爭力。

    (三)建設中關村“國家創新平臺”。當前,首都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的核心重點,就是按照總書記提出的創新平臺建設的要求,加快打造中關村國家創新平臺。隨著大數據廣泛應用、互聯網全時空連接,以及創客運動的快速興起,使得現代科技創新走向“平臺創新”時代,從過去的以創新資源集聚為特點的園區創新向以平臺功能優勢為特點的平臺創新轉變。創新平臺的核心功能,一是數據的獲取、儲存及服務功能。二是計算能力,將大數據處理成為有效的資源。三是信息交互能力,在開放的信息空間廣域交換信息資源。建設國家創新平臺,要瞄準國際科技前沿和最新水平,搶占科技創新制高點,為全國創新發展提供源頭支撐。

    首都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必須充分發揮以中關村的創新優勢,以建設國家創新平臺為核心載體,強化中關村的技術發現、源頭支撐、示范引領作用。成為系統推進全面創新改革試驗區、創新驅動發展的示范區,并成為全球有影響力的創新中心。當下,中關村正處于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要加快從高新技術產業化為主向新一代信息技術為主導的新經濟轉變。

    (四)“把科技創新真正落實到產業發展上”,積極發展新經濟,強化協同發展的產業支撐。北京去經濟中心化,不是不要發展經濟,而是要重點發展“新經濟”。總書記在國際工程科技大會講話中指出,“世界正在進入以信息產業為主導的新經濟發展時期”。要“打通從科技強到產業強、經濟強、國家強的通道”,促進科技成果加快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形成新產品、新服務、新業態”。強化產業支撐要推動存量調整與增量優化相結合,存量上,要“優化產業特別是工業項目選擇”,加快推進產業對接協作,理順三地產業發展鏈條,形成區域間產業合理分布和上下游聯動機制。增量上,要大力發展新業態經濟和新氣候經濟,發展數據產業、互聯網金融、跨境電子商務。

    (五)大力發展民生科技,突出高端化、服務化、集聚化、融合化、低碳化。北京要加快建設國際一流的和諧宜居城市,必須把提高城市生活質量,“提升發展品質”放在突出位置,著力在民生科技創新方面實現新突破、形成新優勢。這既是城市轉型發展、經濟提質增效升級的路徑,也是北京產業發展“高端化、服務化、集聚化、融合化、低碳化”的具體體現。同時,民生科技領域如家政服務機器人、移動醫療、健康養老、休閑娛樂等,具有技術基礎和廣闊的市場空間,具備規模產業化的條件。

    三、加快首都科技創新中心的環境建設

    一是積極爭取建立國家全面創新改革試驗區,創造更加寬松的創新環境,推動創新發展戰略落實,發揮示范和引領作用。

    二是深化改革,建立健全體制機制。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國民經濟主戰場,精心設計和大力推進改革,讓機構、人才、裝置、資金、項目都充分活躍起來,形成推進科技創新發展的強大合力。要圍繞使企業成為創新主體、加快推進產學研深度融合來謀劃和推進。要按照遵循規律、強化激勵、合理分工、分類改革要求,繼續深化科研院所改革。要以轉變職能為目標,推進政府科技管理體制改革。

    三是擴大開放,全方位加強國際合作。要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積極融入全球創新網絡,全面提高我國科技創新的國際合作水平。

    四是加大重點投入。國家出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的政策和部署、國家重大科技專項、選擇一批體現國家戰略意圖的重大科技項目和重大工程,適度向首都科技創新中心傾斜。
 
    五是集中力量、合力推進。首都科技創新中心建設是國家戰略,要在創新驅動發展頂層設計方案中有所體現,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各方面協同攻關。

    著力增強自主創新能力 全面推動北京科技創新中心建設

    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已經成為我國快速和可持續發展的國家戰略,北京市適時發布《關于進一步創新體制機制,加快全國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的意見》,也是北京市落實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特別是考察北京工作時的重要指示精神,堅持和強化首都城市定位戰略,具有重要戰略和現實意義,必將對全面推動北京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發揮決定性作用和產生深遠影響。

    在中央的支持下,北京的科技創新卓有成效,首都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全國“科技創新中心”。但是,要把北京建設成世界一流的科技創新中心、走上健康的可持續發展之道,需要北京市在體制機制創新方面邁出更大更堅實的步伐。

    如何全面推動北京科技創新中心的建設?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新加坡建設城市(國家)的經驗可以借鑒。新加坡國土面積700多平方公里,人口約540萬,2013年GDP約3000億美元(與北京市相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5.48萬美元(排名位居世界第8位,是北京市的3.8倍),新加坡創建了裕廊高科技工業區,該區的面積為70平方公里,包含了八千多家跨國公司和本地的高技術制造業公司,每平方公里近120家公司。工業園區主要以這些世界知名跨國公司的創新研究中心和創新實驗室為主,是地地道道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集聚區。此外,在新加坡的高校,也布滿了來自全球的科技創新實驗室和協同創新中心。

    我個人認為,全面推動北京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必須圍繞科技創新中心的基本特征,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開展體制機制創新并取得突破:

    第一,北京科技創新中心要成為全球高端科技創新人才匯聚中心。未來國家間的競爭力主要體現在創新的競爭力。而科技創新的競爭主要是科技創新人才的競爭。

    北京作為我國的首都,科技創新人才資源得天獨厚,全國有超過50%的頂尖科技創新人才云聚北京。此外,由于北京市還是我國的國際交流中心,對吸引國際頂尖科技創新人才也優勢凸顯。北京市還應加大力度,突破科技創新人才的吸引、扶持和支持力度,特別是要不拘一格吸納青年科技創新人才,使北京市產生比新加坡和美國硅谷更具魅力的高端人才集聚效應。

    第二,北京科技創新中心要成為全球具有國際一流水平的創新平臺聚集中心。

    坐落在首都北京的國家實驗室、國家重點實驗室、國家工程實驗室、國家工程技術中心、國家工程研究中心等國家級科技創新平臺數量眾多,質量和水平位居中國之最,一大批科技創新平臺已是國際一流。科技創新平臺是科技夢想家和科技創業者的人生表演舞臺,北京市應著力加強政策引導、資金支持和金融服務,通過聚集、整合和進一步建設,將北京建成具有國際領先或一流的科技創新平臺群。

    第三,北京科技創新中心要成為全球化的跨領域、跨學科、跨行業和跨產業的協同創新中心。

    當代科技創新的突出特征是單一傳統學科界面模糊、學科交叉活躍,新的學科增長點、高科技創新成果、高科技產品產業等無不誕生在學科交叉和多領域協同創新的土壤里。坐落在北京市的國家級科研院所、國際一流大學、跨國集團研究開發中心密集,為北京成為協同科技創新中心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北京市應根據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原則,加快研究和實施協同創新戰略,著力解決政府的支持機制,高校、科研院所、企業之間的投入和分配機制,解決好上游科研人員科研條件及權益保障問題,建立合作多贏的協同創新中心或協同創新聯盟,加速實現科技創新成果向高科技產業的轉化。例如,為了加速發展北京市新能源汽車戰略新興產業,北京市應加大力度支持建設北京市節能與新能源汽車協同創新中心或創新聯盟,使北京在新能源汽車領域穩居國內領先和國際一流的位置,成為為北京科技創新中心的重要組成部分。

    總之,全面推動北京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就是要全面落實習總書記“著力增強自主創新能力,著力完善人才發展機制”的指示,以需求為牽引,自主創新引領發展為目標,匯聚創新要素,激發創新人才活力,加強行業和學科交叉融合、提高技術攻關成效、促進跨行業產業協同,形成原始創新、技術創新、應用創新的長效激勵機制,有效推動首都經濟和產業的快速與可持續發展。

    讓科技創新成果更多的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近一年,習總書記多次談科技創新問題,在去年9.30中央政治局領導集體到中關村學習,今年院士大會以及最近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七次會議上,習總書記都非常明確地提出,要堅持企業在創新中的主體地位;堅持需求導向和產業化方向;加快推進產學研深度融合;打破一切體制機制障礙等。

    依靠創新驅動,需要有技術源頭的轉化,由于我國科研投入的導向,導致大部分領域的研發成果不在企業,而在高校、院所,如他們沒有動力轉化,這些投入就不能成為現實生產力。所以創新驅動發展,首先,需要大院大所有動力、有壓力將那些束之高閣的成果拿出來,通過企業這個主體實現轉化,否則就是無源之水。

    但是,關于企業是創新主體問題,一直爭論不斷,始終沒有共識。什么叫以企業為主體?企業當得了主體嗎?華為可以,小企業可以嗎?如果企業是主體,大院大所是什么?國家的錢都給企業行嗎?我們的企業還在模仿創新階段,他們對高科技的成果轉化做得了嗎?對此問題,有種種說法,一部分人是出于自身利益的關系,這幾年一些學校、專家白拿錢,不問成果的好日子過慣了,一些國家項目被若干專家把持,形成了行業壟斷,企業根本沒有獲得國家財政支持的發言權,上什么項目,不上什么項目都由專家說了算,政府體制變相成為專家體制。這些人對“以企業為主體”的說法最反感。但大多數有不同認識的人,并不是出于利益集團的角度考慮,而真的是認為我前邊說的那些話,因此,不解決在這個問題上的誤區,無法共識。

    在我看來,以企業為主體,談的不是誰是接受撥款的主體,或誰在創新活動中的地位更重要,而只是談一種社會分工。大學從事基礎研究及應用技術研究,只是把錢變成技術和成果的過程,是最前的一公里,而企業從事的活動是把技術變成錢的過程。從最后一公里角度講,當然是要以企業為主體。無論大企業、小企業,都是在做熊彼特對創新定義的:“對技術的首次商業應用”,習總書記進一步強調:創新要堅持需求導向和產業化方向,堅持企業在創新中的主體地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應當說對此問題給予了進一步的明確。

    為什么在中國這個問題被弄的如此復雜?與我們過去的體制有關。60多年來的科研與經濟體制的分割,導致本來簡單的問題確需要共識。在80年代改革之初,我們下海做的就是將大批束之高閣的成果產業化。之后,把大院大所趕到了市場,試圖解決兩張皮的問題,但由于一刀切,加上這些年對科學院、大學的科技投入上沒有把握好,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投入體制的問題,導致今天出現的新一輪部分科技成果僅投入無產出的嚴重浪費,不會出現一批批非市場化的小富即安的科技小作坊,出現在國家創新體系鏈上,沒有形成源頭向企業進行技術輸出的局面。為此,我們的政策制定部門、政府、專家、學者應當對什么是“堅持以企業在創新中的為主體地位”的問題作撥亂反正,作認真反思。

    那么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機制”,到底走哪個路徑?

    從發達國家的經驗看,大體是歐、美兩種模式。美國模式我指的是硅谷模式,歐洲模式可以德國為研究對象。硅谷模式大致就是斯坦福模式,鼓勵大學教授直接帶成果轉化,辦公司,入股,之后可再回來教學,美國國家有成果強制轉化的法案(拜杜法案),要求科研成果必須擊鼓傳花式地轉移出去,這種模式,非常適宜顛覆性創新技術的市場化;而德國等歐洲模式大致是由國家建立共性技術研究平臺,為中小企業提供技術服務,這些技術平臺不僅關注形成新的產業,更注意將創新成果推廣到整個工業部門,通過創新不斷向產業注入新的技術,有效地將實驗室成果與小企業融合,加上德國“雙元制”教育體系的支撐,使德國建立了與世界工廠相適應的平衡學術與職業培訓之間的教育體系,不斷推動工業企業技術升級。此外,德國在對待產業與金融的態度上也與美國不同,大多數德國企業不愛上市,也不好玩金融,加上德國實行有限產權及非市場化的住房制度,既遏制了房地產對產業資本的發展,也使實體企業可專注制造業的發展。可以說,德國模式更適合制造業發展。歐美兩國模式,都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問題是,中國作為泱泱大國究竟選什么模式?分行業?分區域?大一統?多元化?應當組織專家學者及政府部門的智庫組織,對中國產學研合作機制進行系統的模式研究,以確定中國選取的模式和途徑。畢竟,模式不同,政策的取向就不同。

    今天的科技體制改革改什么?打破科技體制機制束縛是改革的主要任務。解決這個問題,在當下既有緊迫性也有可行性。從緊迫性而言,經濟下行,企業轉型,只能依靠創新實現升級。改革,首先要為創新源頭的大院、大所、高校松綁,再次釋放他們的創新活力,只有他們活了,我們企業才能活;從可行性而言,這么多年,各地進行了一系列的產學研結合的體制機制探索,都有了一定的經驗,但目前,懸在他們頭上還有四把劍:一是無形資產視同有形資產管理,擔心國有資產流失,無法實現有效的成果轉移;二是高校干部與國家機關干部同樣管理,無法實現連人帶土的轉移;三是人才雙向流動的制度通道不通的問題,大學教授帶成果轉移到企業,但卻回不去了,影響轉移積極性;四是能否讓科技人員致富問題,職務發明通過什么樣的機制轉讓給個人及團隊?現在不是比例多少的問題,而是定心丸問題。這些問題不解決,從事基礎研究及應用研究的科研人員都沒有成果轉化的積極性,導致企業創新成為無源之水。除了動力之外,還應當建立技術轉移的壓力機制,這方面需要修法去實現。

    第二,要改變科技投入的方向和方式,對大學、科研機構的投入主要是基礎研究的投入,對應用技術研究的投入要么對其又必須實現轉化的硬規定,要么就以全社會招標的方式進行定向投入。現在對大學、科研院所給予相當多的應用技術方面的投入或對個別企業給予的大量投入都破壞了公平競爭的規則,造成嚴重的重復投入以及大量的浪費。國家應在共性技術、功興工藝研究方面做些平臺性投入,讓社會大小企業共享投入的資源。

    第三,要改變政府部門的職能,政府要從投入主體的角色變為服務主體的角色。

    最后談談改革的方法論。推進改革就是一個充分地認識、論證的過程,用什么樣的指導思想去做論證?這當中涉及改革的方法論。現在各地方領導都做了許多改革的先行先試,中關村京校十條,武漢金十條等,都是有含金量的改革方案,但依靠地方卻改不下去,缺少一個上下聯動的改革體制設計。由于許多事權集中在中央,地方不敢越紅線,例如武漢提出,我們政府幫助院校作改革背書,仍然沒有人敢去冒險,明顯地存在地方政府積極,中央各部門改革動力不足及不一致的問題。因此,改革按什么方式推進?自下而上,還是自上而下,需要明確,我建議:建立上下聯動的改革機制。鑒于中國地大,科技領域眾多,改革可采取頂層設計與實踐相結合的方式。頂層先做底線思維,確定負面清單,對吃不準的事可先確定邊界及時限,在此基礎上鼓勵各省去試,讓地方政府“擺平”或搞定各種模式的差異,中央政府部門將改革的權利放到地方,讓最有改革動力的人去設計改革。

    聚集國際人才資源 著力完善人才發展機制的建議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先后30多次對人才工作作出重要論述,且在不到一年時間中,連續三次講話提及“國際人才”。

    2013年10月,總書記在出席歐美同學會成立100周年慶祝大會時指出“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人才是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指標,綜合國力競爭說到底是人才競爭,誰能培養和吸引更多優秀人才,誰就能在競爭中占據優勢”;

    2014年5月,習近平在出席亞信峰會后,召開外國專家座談會指出:“要實行更加開放的人才政策,不唯地域引進人才,不求所有開發人才,不拘一格用好人才”;

    2014年6月9日,在人民大會堂出席中國科學院和工程院兩院院士大會,再次提到“要廣泛吸引海外優秀專家學者為我國科技創新事業服務。”

    由此可見,國際人才戰略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已成為中共中央和本屆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

    2013年4月,IMF預測稱,按照購買力平價,中國經濟將在2017年超過美國。長遠來看,中國應該做好成為世界第一大國和第一強國的準備。如何凝聚全天下人才為我所用,是北京建立全國科技創新中心的必要條件。

    北京既需要通過科技創新,構建世界城市的基礎設施、升級首都產業經濟,又要建立國際大都市,匯聚全球人才,成為世界科技交流中心。人才是第一資源,北京建設科技創新中心,應首先完善人才發展機制、建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制度優勢。

    具體建議如下:

    第一,完善人才的國際培養機制

    1.吸引更多外國留學生,并留下可用之才

    外國留學生也是人才儲備的一種。我國接收的留學生數量少,占比很低。發達國家,如英國的國際留學生占全國大學生比例大約17%,法國約12%,就連日本也達到3.8%,而我國僅為0.425%。并且,發達國家的簽證政策,均有留住優秀留學生的規定,例如美國的H1B簽證。我國沒有相應的外國留學生工作簽證制度,而且規定申請我國外國人工作簽證,需要相應的工作經驗,來華留學生后無法居留工作,只能回國。

    目前中關村很多企業抱怨,希望留下更多外國留學生在企業任職,。北京要建立科技創新中心,可以模仿美國的做法,首先吸引留學生來華學習,在企業實習,允許企業有需求的留學生留在北京繼續工作、生活。

    2.發展中外合作辦學,提高國內培養國際化人才的能力

    中外合作辦學可以引進海外優質教育資源,提高國內高校的國際化人才培養能力,讓國內學生不出國門即可享受到國際化教育。建議,北京加大中外合作辦學的力度,引進更多世界級頂尖學府來北京建立分校、合作辦學。

    第二,完善人才的國際流動機制

    1.樹立建設世界人才之都的目標,提高國際人才比例

    北京目前國際人口比例不足1%,國際大都市一般都高達20%。北京應該同時樹立建設世界人才之都的目標,吸引世界人才,才能進一步開展科技合作和交流,搭建接觸世界頂尖科技的渠道。

    2.放開國際科技人才的流動限制

    9月20日,李克強總理考察上海自貿區時,針對綠卡問題說到,“我們對人才,特別是對企業的研發人才,應該是來去自由,提供更多便利。”

    建議北京在72小時過境免簽的基礎上,再延長過境免簽的時間;制定科技人才交流免簽證計劃;延長外國專家在華居留的時間限制,增加他們出入境免簽的次數。

    第三,完善國際人才的引進機制

    1.實行普惠制的留學歸國人才政策

    我國進入了留學熱、歸國熱的人才大進大出的階段,去年一年有超過35萬的大量海外留學生回國。這部分留學生人才層次出現多樣化,但大部分具備國際視野、跨文化交際能力和雙語能力,可以很好的幫助提高北京科技企業的國際化水平。建議實行普惠制的留學歸國人才政策,給予留學生主要群體更多的優待政策,防止“夾心層”歸國人才的出現。

    2.向海外華人華僑人才發放“僑胞證”

    根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的藍皮書《海外華僑華人專業人士藍皮書》研究,中國目前在海外的華僑華人專業人士數量達到400萬。他們是我國龐大的海外人才資源庫。建議通過發放“北京僑胞證”,吸引更多海外華人華僑回北京服務。僑胞證可以僅在北京地區有效,可以借鑒印度頒發海外印度人卡的做法,并比照頒發給港澳臺同胞的“臺胞證”或“回鄉證”的做法。

    第四,加強國際人才的研究,建立更多智庫機構,建設海外人才信息庫,加強人才制度的頂層設計。

    海外高層次人才分布廣泛,通常需要事先掌握情況和聯絡感情。而且,高層次人才并不是看廣告就能招來,需要做大量細致、深入的交流工作,需要懂得高級人才的運作規律和國際慣例。需要建立一個在全球負責搜索海外高層次人才的政府獵頭部門或特別工作組,專為本市高層次國際人才引進工作服務。

    借鑒美國、新加坡、澳大利亞、新西蘭、馬來西亞、泰國、以色列等建立國家獵頭部門的經驗,因為在國外工作,為避免引發爭頓,獵頭部門可以建立在體制之外。

    以科技創新為引領 系統推進首都全面創新改革試驗

    堅持和強化首都城市戰略定位,必須加快全國科技創新中心建設,更好地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關鍵是以科技創新為引領,系統推進首都全面創新改革試驗,形成具有創新示范和帶動作用的區域性創新平臺。為此,提出以下建議:

    一、進一步發揮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在全國科技創新中心建設中的支撐、引領和示范作用。加快首都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關鍵在創新驅動,重點是培育國際科技創新產業集群,以新技術、新產業、新模式、新業態為全國科技創新中心建設提供經濟支撐。首都產業轉型升級的目標,是構建高精尖經濟體系,核心是瞄準產業升級,培育“五少一高”,即用水少、用地少、用人少、用電少、污染少,附加值高的產業,著力點是用科技創新調整、優化和提升產業結構。中關村應積極借鑒上海自貿區和深圳前海的經驗,在行政管理改革、政策創新、區域合作等方面為全國科技中心建設提供示范。

    二、大力推動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全面創新,構建與國際一流和諧宜居之都相適應的城市綜合創新體系。國際一流的和諧宜居之都,就是善用一流的資源、一流的技術、一流的人才、一流的環境,打造原始創新策源地、技術創新總部集聚地、科技成果交易核心區和全球高端創新型人才中心。以科技創新為核心,推動產業創新、政策創新、文化創新、生態環境創新、社會治理創新和政府改革創新。

    三、實施更加積極有效的創新人才政策,實現首都從人口資源向人才資本的戰略轉型。首都的難點是人多,但首都的出路在人才。實施從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的轉型,關鍵靠人才。首都的重點不僅要疏解功能、疏解人口,更重要的是要優化功能、引進人才。首都功能調整、優化和提升的過程,就是人口資源向人才資本轉化的過程,是“騰籠換鳥”到“鳳凰涅槃”的過程。

    四、做好科技創新“十三五”規劃編制,打響“科技創新北京指數”。要把全國科技創新中心建設作為首都“十三五”重點規劃。“北京指數”應當成為全國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的風向標。要讓創新資源、創新環境、創新服務和創新績效引領首都創新創業,要聚焦產業化、體制機制、軟環境和人才等方面,推動一批能夠填補國家空白、首都急需、具有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的創新工程和創新項目落地見效。積極融入全球創新網絡,全面提高科技創新的開放水平,讓北京成為全球創新網絡節點城市。

    五、在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中深化京津冀協同創新,率先建設京津冀國家級協同創新先行示范區。瞄準建設京津冀國家級協同創新先行示范區,進一步加強功能協同、空間協同、區域協同、產業協同、文化協同、政策協同和體制機制協同,加強京津冀產學研深度融合,充分促進科技與經濟深度融合,把整個京津冀作為創新容器,建立以“科技資源服務平臺+企業孵化培育平臺+科技金融服務平臺”為重點的全程化科技服務鏈,形成京津冀區域在科技創新方面的空間響應。

    依靠科技創新推動大氣污染治理

    作為“首善之都”,長期以來,北京市環境空氣質量一直受到社會各界的熱切關注。改善空氣質量,還市民藍天白云,是北京市政府長期以來工作的重點。科技創新為北京市十六階段大氣污染防治行動及“北京市2013-2017年清潔空氣行動計劃”提供了堅實的科技支撐。同時,科學研究也指出,大氣污染的來源和成因十分復雜,大氣污染治理任重道遠。實現北京市的環境空氣質量改善,必須從推動區域大氣污染治理聯防聯動開始,要形成京津冀及周邊地區的合力,來實現“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和“北京市2013-2017年清潔空氣行動計劃”的目標。

    科技創新在區域大氣污染治理中,自始至終都發揮著非常重要和關鍵的支撐作用。下面就依靠科技創新,推動京津冀及周邊區域的大氣污染治理,提出幾點建議:

    一、 加強大氣污染治理基礎工作所急需的科技創新

    大氣污染治理工作是一項長期、艱巨的工作,需要一系列的基礎工作作為前提,如城市及區域空氣質量監測網絡的建設、污染物排放源清單的編制、顆粒物及揮發性有機物排放源譜的建立、顆粒物來源解析等。作為科學評估大氣污染狀況和精確控制排放源的基礎,這些工作在京津冀地區已開展多年,但由于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十分迅速,污染形勢變化和污染源排放狀況日新月異。在當前形勢下,利用科技創新,建設立體的監測體系、建立動態更新的排放源清單、建立完善的源譜數據庫、開展持續的顆粒物源解析工作顯得尤為必要。

    二、加強大氣污染成因機理研究方面的科技創新

    大氣污染的成因機理十分復雜,涉及到污染過程的生成、發展、消散等階段,同時涉及到氣體污染物、顆粒物、大氣氧化劑等污染物種,并與當時的氣象條件有密切關系。據研究,北京市的大氣污染受到本地的燃煤、工業及機動車等排放源的影響,又同時受到天津和河北省污染物傳輸的影響,不同類型的污染混合在一起,更增加了污染過程成因機理的復雜性。2012年中科院啟動了“灰霾追因與控制”專項研究,努力解答大氣污染成因中的科學問題,但針對華北地區PM2.5和O3污染的相互作用,建議要進一步加強相關研究,特別是大氣中過氧化物在這一過程中所發揮的關鍵作用。

    三、加強環境空氣質量管理的科技創新

    城市和區域空氣質量改善很大程度上依靠管理,而環境管理本身就是一門科學。針對大氣污染治理中的管理進行科技創新,其根本目的是提升環境治理的效果、降低污染治理的成本、縮短達到環境治理目標的時間,使環境管理決策科學化、實施高效化、費效合理化、過程可持續。因此,建議加強環境空氣質量管理中的科技創新,著力強化環境管理中政策情景研究、管理費效分析、決策平臺建設、政策實施監管評估等方面的科技創新。

    四、加強跨區域跨部門跨行業合作的模式創新

    大氣污染治理工作不是某一個城市的事、不是某一個部門的事,不是某一個行業的事,也不是某一個社會階層的事。從地域來說,區域性大氣污染已經打破了城市、省的行政界線,要推動區域大氣污染治理,必須建立區域聯防聯動機制;從管理來說,大氣環境是一種公共資源,大氣污染治理也不僅僅涉及到環保局,而是需要通過政府帶領下的全部門協作才能實現;從排放來講,在目前嚴峻的復合污染態勢下,污染物的排放量有大小之分,沒有行業之分,所有行業均需擔負起相應的減排責任;從支撐區域大氣污染聯防聯控來說,應該建立京津冀區域大氣環境科學中心,作為科學研究和成果發布的統一科技平臺。此外,大氣污染防治工作需要全民的參與,只有依靠全社會的力量才能完成污染治理的目標和實現環境空氣質量的長期改善。因此,在推動區域大氣污染治理工作中,建議加強跨區域、跨部門、跨行業、全社會的合作模式創新,有助于我們更好、更快地實現空氣質量改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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