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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頻道來源：上海證券報
活動鏈接：2015年控制網技術專題——開拓工業服務“新藍海”
到2020年中國能否從工業大國走向服務業大國，既是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點，又是主攻方向。實現這一轉型，可以在結構升級的基礎上形成7%左右的中速增長新常態，從而為從中等收入國家邁入高收入國家創造有利條件。
要實現從工業大國向服務業大國的轉型升級，根本在于改革。尤其是在增長、轉型、改革高度融合的大背景下，改革面臨利益固化的“硬骨頭”。在轉型升級的時間、空間約束不斷加強的背景下，既要客觀把握改革的歷史定位和歷史使命，更要突出改革的歷史自覺和歷史信念，把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落到實處。
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關鍵就在2020年這個“中期”。如果把握和謀劃好這個“中期”，加快以轉型升級為主線、以確立服務業主導格局為重點、以理順政府與市場關系為主線的改革，不僅能有效化解短期的矛盾風險，而且將為中長期的可持續發展奠定堅實基礎；如果失去“中期”這個歷史機遇，我們就失去了主動權。
我的總的判斷是：2020年是中國轉型升級的歷史關節點，是經濟轉型的最后窗口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時間節點，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臨界點。為什么這么說？
第一，在內外發展環境深刻復雜的變化下，增長、轉型、改革高度融合成為這一階段最為突出的特點，經濟增長新常態的形成，高度依賴于以轉型升級為主線的深化全面改革的重大突破。
第二，以轉變發展方式為主線的經濟轉型處于最后窗口期。立足中期化解短期矛盾，形成長期公平可持續發展的新格局，成為最為現實的選擇。也就是說，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關鍵就在2020年這個“中期”。如果把握和謀劃好這個“中期”，加快以轉型升級為主線、以確立服務業主導格局為重點、以理順政府與市場關系為主線的改革，不僅能有效化解短期的矛盾風險，而且將為中長期的可持續發展奠定堅實基礎；如果失去“中期”這個歷史機遇，我們就失去了主動權。
第三，當前伴隨著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增長的前景、增長的動力關鍵是轉型，轉型需要改革破題。在增長、轉型和改革高度融合的特定背景下，“十三五”轉型改革的時間空間約束全面增強，需要以轉型升級為主線，以改革為支撐，以實現并保持中速增長的新常態。
2020年實現經濟轉型升級階段目標
到2020年中國能否從工業大國走向服務業大國，既是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點，又是主攻方向。實現這一轉型，可以在結構升級的基礎上形成7%左右的中速增長新常態，從而為從中等收入國家邁入高收入國家創造有利條件。
1.消費結構升級的大趨勢。經過36年的經濟快速增長，中國已經成功地跨越了以解決溫飽問題為主要目標的生存型階段，進入以解決人的自身發展為重要目標的發展型新階段。這個新階段，由于人口城鎮化的較快發展、老齡化時代的到來，全社會的消費需求結構升級呈現階段性特征：
特征一是從生存型消費向發展型消費升級。生存型消費主要是吃飯穿衣的消費，發展型消費主要是教育、醫療、健康、文化等服務消費。當前，城鎮居民的消費需求正由工業消費品為主向服務消費為主轉變；農村居民的消費需求正由生活必需品為主向工業消費品為主轉變。特征二是從物質消費向服務消費升級。2010年中國服務性消費需求占比為40%左右，與過去相比明顯提高。特征三是從傳統消費向新型消費的升級。伴隨著互聯網的興起和電子商務、物流快遞等新型服務業態的快速發展，新型消費的增長很快。
2.服務業較快增長的大趨勢。消費升級伴隨著消費規模的快速擴張，形成走向服務業大國的市場潛力與市場空間，推動服務業成為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消費增長推動服務業快速增長的趨勢正在形成。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中國從一個生產大國向消費大國的轉型會不會成為現實？我認為已經成為一個客觀趨勢。因為，新增消費不斷加大。例如，2012年城鄉居民新增消費量超過2萬億元，這相當于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一年的消費總量。其次，消費總規模逐步擴大。
3.由工業大國走向服務業大國的大趨勢。13億人的潛在消費需求成為中國增長轉型的突出優勢；13億人服務需求釋放的規模與速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經濟結構、利益結構、城鄉結構調整的進程和由工業大國走向服務業大國的趨勢。
中國增長動力正在發生明顯變化。今年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速放緩至7.3%，創2009年一季度以來的新低；另一方面經濟結構升級的態勢初步形成。今年前三季度，服務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46.7%，創歷史新高。這些年工業增加值占比逐年下降，從2006年的42.2%下降到2013年的37%。同期，服務業占比從40.9%提高到46.1%，2013年服務業占比首次超過第二產業。估計到2015年，有可能達到48%以上，超過國家“十二五”規劃目標。這表明，中國經濟增長動力正在發生重大變化。
到2020年服務業規模有望實現倍增。2008-2013年，即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的5年中，中國服務業增加值從13.1萬億元增長到26.2萬億元，實現了規模上的倍增。未來6年，如果服務業增加值年均增速保持在10%左右，服務業總規模有望擴大到48-53萬億元。
形成服務業主導格局是“十三五”轉型升級的重大任務
“十二五”最后兩年服務業將呈現較快發展的大趨勢，但是還沒有呈現服務業主導的格局。“十三五”期間，釋放13億人的服務消費需求，推進由工業主導向服務業主導的轉變，既是“十三五”經濟轉型升級的大趨勢，又是決定增長、轉型與改革的關鍵所在,牽動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
1.加快形成服務業主導的經濟結構新常態。從工業經濟向服務業經濟的轉型與人均GDP水平有著內在聯系。中國從人均GDP 6500美元到1萬美元的過渡階段中，服務業的比重至少會提高10個百分點。應當說，到2020年中國服務業占比達到55%以上是有條件、有可能的。
人口城鎮化為生活性服務業發展提供了重要載體。從國際經驗看，城鎮化進入快速發展階段，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發展型消費需求越來越依賴于教育、健康、醫療等生活性服務業的發展。2013年中國的名義城鎮化率為53.7%，而人口城鎮化率僅為36%左右。從新型城鎮化的進展看，2020年名義城鎮化率有可能達到60%左右，人口城鎮化率有可能達到50%以上。這幾年城鎮化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可以帶動服務業增加值比重提高0.77個百分點。以此估算，未來6年即使人口城鎮化率僅提高10個百分點左右，也有可能帶動服務業比重提高7-8個百分點。
工業轉型升級為生產性服務業發展注入內在動力。從國際經驗看，進入工業化中后期，經濟轉型升級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工業經濟向服務業經濟的轉變。傳統農業和工業的轉型升級直接依賴于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由此形成對生產性服務業的巨大市場需求。新一輪工業革命最為突出的特征是，信息、研發、設計、物流、銷售、大數據等生產性服務業引領傳統制造業向高端制造業的升級。就是說，高端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的相互融合是一個大趨勢，生產性服務業已成為提升制造業競爭力的主要推動力。
2.以形成服務業主導的新格局為重點，走向經濟新常態。服務業的發展程度是形成經濟新常態的重要標志。它不僅成為經濟轉型的主要推動力，而且也將不斷釋放經濟增長的新動力(310328,基金吧)。
一是形成中速增長的新常態。中國仍是一個經濟轉型大國，經濟增長新常態取決于盡快形成服務業主導的經濟結構。近幾年，中國服務業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可以帶動GDP增長約0.4個百分點。如果未來6年服務業增加值年均增長10%，可以帶動經濟增長4個百分點左右，為中速增長的新常態奠定重要基礎。
二是形成新增就業不斷擴大的新常態。形成服務業主導的經濟結構是擴大就業的主渠道。從近兩年的情況看，服務業增加值每增長1個百分點能創造約上百萬個新的就業崗位。未來6年服務業增加值按年均10%增長估計，每年新增就業將達到1000萬人左右。
三是形成全社會創新創業的新常態。進入工業化中后期，生產性服務業直接融入制造業轉型升級的全過程。為此，服務業主導不僅是形成新一輪創新創業潮的主要推動力，而且將為創新創業開辟巨大的市場空間，由此形成創新驅動新格局的重要條件。
四是形成利益結構和社會結構優化的新常態。從國際經驗看，服務業快速發展將帶來中產階層規模的不斷擴大。
五是形成綠色發展的新常態。發達國家在由中等收入階段邁向高收入階段的重要歷史時期，之所以能夠系統地解決生態環境問題，重要的原因在于經濟結構普遍經歷了一個由工業主導向服務業主導的結構變遷。目前發達國家服務業比例普遍穩定在70%-80%，大大減輕了資源環境的壓力。當前，向霧霾宣戰，建設美麗中國最重要的挑戰是經濟發展對工業尤其是重化工業的嚴重依賴。通過提高服務業比例，可以有效地擺脫經濟增長對重化工業的路徑依賴，以形成綠色發展的新常態。
3. 把實質性提高服務業占比作為“十三五”規劃的約束性目標。
第一，明顯提高服務業比重。建議國家“十三五”規劃明確把服務業占GDP比重達到55%、生產性服務業占服務業比重達到30%作為主要的約束性目標，以此作為衡量結構調整優化的主要標準。
第二，加快推進投資轉型。與服務需求快速增長趨勢相適應，重點加大教育、醫療、健康、文化、體育等生活性服務領域的投資；從工業轉型升級的現實需求出發，重點加大信息、研發、設計、物流等生產性服務業投資。
第三，實現發展理念的深刻轉變。由工業大國走向服務業大國，無論企業、社會、還是政府，都將面臨前所未有的考驗，尤其是需要改變某些傳統的發展理念。例如，走向服務業大國，形成服務業主導的新格局，不是不要制造業，不是不要工業，而恰恰是通過生產性服務業提升傳統工業，推動“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的升級。更根本的在于，要改變過去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方式、終結GDP為中心的增長主義、以增長代替發展的理念。
關鍵在于加快服務業市場開放與制度創新
中國由工業大國走向服務業大國，關鍵在于加快服務業市場開放和制度創新。這些年，服務業供給瓶頸問題突出，難以滿足社會服務需求，根源不在于國內資本短缺，而在于服務業市場開放的嚴重滯后。
1.盡快使社會資本成為服務業發展的主體力量。發展服務業，主體是中小企業，關鍵是放開市場，重點是激活社會資本。從國際經驗看，服務業大多是從小企業開始成長的，大資本的優勢并不明顯。比如，亞馬遜、谷歌、臉譜等國際服務業巨頭，都是在車庫中創業出來的；從國內實踐看，以大企業為主做強服務業并不成功，某些大企業靠做大規模進入世界500強，但缺乏對市場需求變化的靈敏反應，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不強；恰恰是阿里巴巴這樣創立初始僅僅是小企業的，卻在市場競爭中成長為市值接近三千億美元的大企業。從產業發展規律看，服務業門類繁多，個性化、差異化程度高，恰恰是中小服務企業更能夠靈敏地反映市場需求，并通過公平競爭激活、做大服務業市場。這在客觀上要求盡快出臺相關政策，加快服務業市場對社會資本的開放。
一是加快市場準入的開放。在銀行、證券、保險、電信、郵政快遞等行業進一步放開市場準入，取消不合理的經營范圍限制。
二是實質性打破對社會資本的限制。鼓勵支持社會資本進入教育、醫療、健康、文化等領域投資。以發展政府購買服務為重點，支持公益性社會組織在公共服務領域發揮獨特的作用。
三是加快公共資源配置市場化進程。當前加快營轉增改革，客觀上降低了服務業的成本，問題在于，當前公共資源配置多方面對服務業發展形成掣肘。以用地成本為例，服務業用地是工業用地的4-5倍。再例如，城鎮公用事業領域向社會資本開放不足。為此，土地等公共資源配置要向服務業傾斜或者至少是與工業一視同仁；要在城鎮公用事業領域特許經營權的出讓方面引入競爭機制，加快市場化配置進程；在行政系統服務資源配置方面規范完善政府采購。
2．著力打破服務業領域的行政壟斷。過去兩年來，中央政府出臺了不少鼓勵服務業發展的政策，但這些政策的落地，關鍵在于打破服務業的行政壟斷。雖然全社會的服務需求不斷上升，但從近幾年實際情況看，由于教育、醫療、健康、金融等服務業領域仍然保持一定程度的行政壟斷，市場主體難以有效進入，使得服務行業的供給能力、供給質量和供給效率遠不能滿足社會需求，成為社會反映突出的問題。
一是盡快修改《反壟斷法》。把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的“進一步破除各種形式的行政壟斷”納入《反壟斷法》。
二是向社會資本推出一批有吸引力的服務業重大項目。在已經推出一批重大項目的基礎上，盡快在電信、教育、醫療、金融等服務業壟斷領域再推出一批向社會資本開放的重大項目。
三是加大反行政壟斷力度。與混合所有制改革相配套，盡快建立國有企業的反壟斷審查機制。與推行負面清單管理的改革相配套，盡快對現行行政法規進行系統的反壟斷審查，廢除各類行政壟斷的行政法規。
四是加強政府市場監管有效性。推進由行政監管為主向法治監管為主的轉型，強化以法治為基礎的市場監管。建議組建權威性、綜合性的市場監管機構；調整市場監管權力結構，建立決策和執行嚴格分開的執法監督機構。比如，未來國家發改委的重要職能，既不是審批項目，也不是反壟斷監管，而是管理好全國的中長期規劃，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穩定性。
3.盡快提高服務貿易比重。我國以往開放重點是制造業領域，服務業開放相對滯后。有研究表明，開放對我國制造業增長的貢獻約為28%，而對服務業增長的貢獻僅為7%。由于服務業領域的對外開放嚴重滯后，服務業難以利用國際先進技術和服務管理經驗，制約了服務業的有效供給。其結果是，國內的教育、醫療等服務消費外流的問題比較突出。這次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中國提出了設立亞太自貿區的設想，其中服務貿易和服務業開放將成為重點，這既是中國開放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也是中國主導亞太自貿區建設的一張王牌。未來6年提高服務貿易比重的緊迫性全面加強,這就需要加快服務貿易對外開放進程。
一是明確服務貿易占比提高到20%的目標。2014年上半年中國服務貿易占貿易總量比重僅為12.3%，明顯低于全球2012年18.7%的水平，更低于印度25%的水平。為此，建議明確提出，把服務貿易占比到2020年要提高到20%作為“十三五”對外開放的重要目標，以此倒逼服務業開放進程。
二是實施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和外商投資準入前國民待遇。加快推進金融市場有序開放，擴大教育、醫療、健康市場開放，推進文化、體育、娛樂市場開放。
三是逐步把服務業外商投資審批制改為登記備案制。除國家規定的重大和限制類項目外，對外資企業投資項目的審批，逐步實施備案制度。
四是加快擴大雙邊和區域服務貿易協定，打破一些國家對中國服務貿易的壁壘。中國加快服務貿易對外開放，同時也要求貿易伙伴尤其是某些發達經濟體打破或減少對中國的貿易壁壘。在這方面，可以率先在新興經濟體、亞太地區、歐洲等國家和地區取得突破，加快拓展與這些國家在金融、信息、物流業等服務領域的開放合作，把服務業開放和服務貿易自由化作為雙邊或區域合作的重點。
到2020年，中國實現由工業大國向服務業大國的轉型，意味著中國經濟的全面轉型升級。它不僅是一個增長新常態的形成過程，還伴隨著經濟結構新常態、利益結構新常態、創新創業新常態、綠色增長新常態的形成；不僅涉及經濟領域的改革，還涉及社會、政治、文化、生態等各個領域的改革。要實現從工業大國向服務業大國的轉型升級，根本在于改革。尤其是在增長、轉型、改革高度融合的大背景下，改革面臨利益固化的“硬骨頭”。在轉型升級的時間、空間約束不斷加強的背景下，既要客觀把握改革的歷史定位和歷史使命，更要突出改革的歷史自覺和歷史信念，把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落到實處。
（作者系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備案號：11010802023656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