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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頻道關于智庫，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經濟學部主任、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思考最多的，或許就是學術與智庫功能的關系，因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有三個定位，學術與智庫就占其二。研究兩者如何共居，如何才能有效發揮智庫作用，意義不言而喻。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他以嚴謹的用詞概況了五個區別。
他認為，新型智庫要面向大眾，面向世界。新智庫建設需以網絡為“家”，否則會造成我們的思想和成果沒有平臺安放。
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發布的全球智庫排名中，中國社會科學院位列亞洲前茅。但在李揚看來，對于外界的評價不必過于在意，一定要把自己定位在一個適當的位置上。他曾告訴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項目負責人詹姆斯?麥甘，我們發揮智庫功能最主要的通道，其實并不在你們的評價標準之內。
針對外界對官方智庫的質疑，他引出“文死諫”的中國士人風骨，并以他敬佩的經濟學家孫冶方作為例證，表明官方智庫一樣可以做獨立、科學、有價值的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如何理解新型智庫？建設新型智庫，應在哪些方面作出創新和突破？
李揚：一說到智庫，大家就會有一種判斷：智庫在中國是新事物。其實，智庫功能在中國古已有之，只不過名字不叫智庫。比如，中國歷朝歷代都有言官制度，從唐朝起設立翰林院，這些都是智庫。如此等等，體現出中國智庫具有一個很顯著的特色：官辦以及直接為政治服務。實際上，美國的智庫也是為政治服務的，只不過，那里的智庫是以美國的方式為美國的政治服務。服務政治，是智庫之本質，原本就無可厚非。
當然，我們現在要建設中國特色的新型智庫，需要在一些方面借鑒國際最佳實踐，增添新的內容。我認為，一定要突出“三化”，即網絡化、媒體化、國際化。網絡化的意思，是要充分利用門戶網站、微博、微信公眾平臺等現代網絡傳播手段，傳播我們的研究成果；媒體化就是擺脫“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傳統思維，善用媒體平臺，宣傳好自己的成果；國際化，就是要有國際化的視野和眼光，善于向世界說好中國的故事。
《中國社會科學報》：網絡化、媒體化都涉及對外宣傳，為什么對宣傳尤其重視？
李揚：建設新型智庫，一定要面向大眾，面向世界，說好自己的故事，否則就是失職。拿我做金融研究的體會來說，我們經常接待國外的一些研究機構和金融監管當局的官員，會談后，對方通常都會表達這樣的看法：收獲極大，但似乎在公開渠道得不到這些研究成果。這就是我們的問題，應該說的話，應該闡述的事實，我們沒有說到。所以，建設新型智庫的重要一條，就是學會向外宣傳自己的成果；不僅應有中文版本，還要有英文及其他外文的版本。這就需要有專業化的龐大的隊伍。現在中國越來越重要，其他國家需要也愿意傾聽我們的意見，我們自己必須充分表達自己的看法，否則就是失職。
談到網絡，其重要性更不容置疑。我們必須記住這樣的事實，在網絡化的世界中，我們獲取信息和傳達信息，主要通過網絡。因此，我們必須擁有現代化的網站，而且，我們的所有活動、所有的言論、所有的觀點，都須在自己的網站上及時、完整、多語言地表達。照此標準，我們的網站確實是太粗糙了。我以為，新智庫建設需要以網絡為“家”，不然會造成我們的思想和成果沒有平臺安放，外界也無法及時、準確了解我們。
《中國社會科學報》：有人質疑官方智庫能否做獨立的研究，您怎么看？
李揚：中國有句老話，“文死諫、武死戰”。文官提出一個看法，認為對國家有利，會誓死捍衛。敢于諫言，一直是我們國家士人的風骨和優良傳統，而且這個傳統在我們的國家是始終存在的。
我們經濟學界在國內最重要的一個獎項是“孫冶方經濟科學獎”。孫冶方先生是我院經濟研究所原所長，他就是一個在體制內但敢于諫言、敢于建言的優秀代表，為堅持真理，不惜遭牢獄之災。孫冶方先生所代表的社科人，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優秀代表，他的精神，值得我們繼承和發揚。孫冶方及一大批像他那樣的社科人“威武不能屈”的高風亮節，從一個側面回答了這個問題。這個例證說明，官方智庫是可以從事獨立研究的，而且，由于我們所處的特殊地位，我們的研究成果對社會經濟的發展可能產生相當重大的作用。
《中國社會科學報》：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在內的一大批國內研究機構，都面臨學術與智庫的權衡兼顧問題。學術研究和智庫的功能有哪些不同？
李揚：本質上，學術研究與智庫之間存在著重大的功能區別，其要點有五：其一，學術的目的是鍛煉學理、觀點和理念；而智庫的要義是運用現存的學理、觀點和理念闡釋現實問題，提出政策建議，解決實際問題。其二，學術是“荒江野老屋中三兩素心之人商量培養之事”（錢鍾書先生語），相當程度上被學者個人的志趣左右；而智庫則有明確的目的和效率指向，它要求匯聚各方專家，動員各種資源，平衡多方觀點而形成共識，它體現的是機構組織的共同看法。其三，學術追求的境界是“十年磨一劍”，講求厚積薄發；而智庫則要求及時、迅速做出反應，最忌延誤時機。其四，學術成果優劣的判別依據在于知識的積累與傳承；而智庫成果的判定標準則在于是否能在國家政策中得到體現，是否被相關領導和部門關注，是否在社會公眾中產生影響。其五，學術發展的過程高度依賴于“養士”機制；而智庫的運行則重在“用士”，等等。
《中國社會科學報》：如何才能在體制上處理好這種差別？
李揚：學術研究與智庫的功能和運作模式如此不同，顯然必須有適當的體制機制安排來妥善處理兩者的關系，才能使其各自發揮最大作用。從多數國家（地區）的實踐看，處理學術研究機構和智庫之間的關系，在體制上大致有兩類安排。
一是機構分設，即學術功能和智庫功能分別由不同機構承擔，絕不混搭。即，若定位于學術研究，則專注于窮經皓首。其成果評判標準，便是在國內外學術刊物上發表的論文，在學科發展上發揮的引領作用，以及在國際學術會議上產生的影響力。若定位于智庫，則專注于戰略設計和政策咨詢，關注政策影響力和對社會公眾的影響力。至于發表論文、學科建設等，根本不在其考評視野之內。不妨以我國臺灣為例。在那里，“中央研究院”的定位是學術殿堂；而“中華經濟研究院”和“新竹工業研究院”等則是智庫。
二是殿堂與智庫功能共居一體，但這些功能分別由專門的下屬機構分擔。“功能分設、適當交流、相互支撐”是其基本特色。世界上有些著名大學，即屬此類，如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擁有30余家研究中心，其中包括全球著名的智庫胡佛研究所，英國倫敦經濟學院擁有26家研究中心和研究所等，在英國的決策中也發揮重要作用。與純粹且單一的學術研究機構和單一智庫相比，多功能大學的優勢在于，研究人員可以在校屬教學、科研和智庫等內設二級機構之間適當流動。由于人員可以比較自由地流動，這些大學便有了其他機構所不具備的優勢：一方面，因其功能分設，不僅考核機制專一，可收專業化之效，不至產生顧此失彼的弊端；另一方面，因人員可以流動，可以獲得學術研究、政策設計與教學彼此促進、相互支撐的共贏局面。因此，兩者適當分開是有道理的。
以社科院為例，我們始終在討論一個問題：政策報告算不算科研成果？如果是智庫的話，毫無疑問，這些就是你的成果。而如果是學術機構，成果是在核心期刊發表的文章，政策報告十有八九不能算學術成果。也就是說，如果兩者合在一起，就是要在一個架構下，有兩種不同的考核制度；如果兩者分開，考核標準也就不同，有利于定位更加清晰。我在復旦大學的經歷是一個很好的例證。那時，復旦有一個世界經濟系，平行的還有一個世界經濟研究所。我們常常聽到這樣的說法：某某老師這兩年在系里工作。這意味著，這兩年內，其主要任務就教書，對他的考核，是教書的好壞。過兩年我們又聽到這樣的說法：這兩年我在所里工作，這意味著，做研究、寫文章，是他的主業。這期間，對他的考核標準就是發文章。這樣的安排，其實有合理性。在具有不同功能的機構中，做不同的工作，發揮不同的作用，考核的標準和方法自然也不同。
《中國社會科學報》：近年來賓夕法尼亞大學每年都會發布全球智庫排名。您如何看待智庫的影響力？
李揚：在不同的國家，智庫產生影響力的方式和途徑都是不同的，因此評價的標準也不同。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項目負責人詹姆斯?麥甘來中國，我們交流時，我簡要介紹了中國社科院發揮智庫功能的幾個渠道，比如我們社科院會經常派人去為中央領導講課、報送要報、信息專報，這些內容外界是看不到的。另外，我們的研究所和政府部門有非常密切的合作關系，這些在外面也沒有任何記載，而這卻是我們發揮智庫功能最直接和最主要的通道，因為你在直接參與政策的制定，直接為決策者做咨詢。我告訴麥甘，這些都不在你的評價標準之內，所以你的評級有片面性。
我認為，對于外界的評價不必過于在意，最重要的是自己定好位，把自己的事做好。你是什么樣的智庫，通過什么方式發揮智庫作用，在國家的決策體系中有怎樣不可替代的地位，抓住這些就可以了。我們一定要清楚，自己不可能什么都做，更不應該做你沒有優勢的東西，一定要把自己定位在一個適當的位置上。長期以來，我們社科院在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制定過程中的定位是“對策思路”。對策，使得我們有別于大學等傳統的“學術機構”；“思路”，使得我們不同于政府部門政策研究室，我們的研究綜合、全面、問題導向、思路見長、有深厚理論支撐，無自己利益。簡言之，我院要充分發揮智庫功能并在社會上立足，首先要善于發現問題，然后是長于提供對策思路。
摘自《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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