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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緒箕(1914-2015)力學家、教育家、上海交大原校長
95 歲時,他還在出版專著;100歲時,還在指導研究生,102歲時,還在發表英文論文。他一生未婚,以學生為骨肉,以航空救國為志業。耄耋之年,猶自游刃于 科研之林,領銜沖刺航空航天科技前沿領域的研究,以生命挑戰人類從事科研年齡的極限。他一生篳路藍縷,獻身航空教育事業,見證了中國航空航天事業的曲折發 展,自身就是歷史,本人即為傳奇。他是一部“濃縮的中國航空航天教育發展史”。2015年11月21日6時48分,這部傳奇的史書緩緩合上了。
他是范緒箕,中國航空教育的重要奠基人,空氣動力學研究的先驅者之一,著名的力學家、教育家,上海交通大學原校長。
2015年11月28日,上海龍華殯儀館送別大廳里,巨幅照片兩側掛著挽聯,“范為人師緒起航空一生報國箕星與日月同輝,學為泰斗桃李漫天百年精勤功績與蒼穹同高”,是其一生寫照。
航空救國夢
范緒箕1914年1月5日生于北平,時“一戰”爆發,日軍侵入膠州灣,袁世凱稱帝在即,家國動蕩。幼年時,他家境日隆,生活優裕,尚無從體會家國離亂。
父親范其光,為清政府選派的第一批留俄學生,留俄18年,專攻鐵路工程。歸國后,曾任中東鐵路局局長,兼任哈爾濱工業大學領導工作。母親李國奎,門第顯赫,出身李鴻章家族,為其長兄李瀚章長孫女,長于上海,從小接受中西合璧式教育。
范家兄妹四人,此后皆一時俊彥。姊范緒箴,俄文教師;兄范緒筠,后為世界半導體物理開創者之一,物理學家;妹范緒篯,曾任教北大物理系,妹夫謝家麟,中科院院士,2011年度國家最高科技獎得主。
幼年時,范緒箕在私塾開蒙,從閻蔭桐先生習四書五經;后入英式教會學校,在當時京城最著名的四所新式學校之一私立崇德學堂,接受西式教育,與楊振寧、梁思成、鄧稼先等為校友。
10歲時,他隨父遷哈爾濱。15歲時,入哈爾濱工業大學校(哈爾濱工業大學前身),習機械工程,接受俄式大學教育。
1931年,他17歲,“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經歷家國離亂,范緒箕目睹其父供職的中東鐵路成為日方的劫掠目標。為奪其控制權,日軍頻頻制造事端,武裝襲擊、殺人、縱火,時有發生。
兩年后,范家從長春去哈爾濱,途中遭劫掠,火車傾覆出軌,哥哥肩部中彈。事發時,日機在上空盤旋、轟鳴,俯沖,在人們驚愕中又飛掠而去。遭此凌辱,范緒箕憤怒異常。一個航空救國的夢想,在中東鐵路上就此扎根。
而在中國內地,“九一八”之后,日軍依仗戰斗機等現代武器長驅直入,國土淪喪,激起了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斗志,“航空救國”已成為科學界、教育界的熱門話題。那些懷著“航空救國”夢的熱血青年中,有一個叫范緒箕,還有一個叫錢學森。
1934年8月,錢學森赴南京參加清華大學庚款留美公費生考試,投考航空機架專業,次年赴美留學,正式走上了航空研究之路。
這 一年,在留美的哥哥資助下,范緒箕也來到了美國加州理工學院。1930年代的加州理工學院大師云集,愛因斯坦在這里過冬,摩根在這里獲諾貝爾獎,世界各地 的科學新秀紛紛跨海而來。范緒箕在這里遇到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導師——航空學巨擘馮·卡門,并成為他赴美后第一個中國學生。
1937 年,范緒箕獲得機械工程碩士學位,又繼續攻讀航空工程碩士。時錢學森從麻省理工學院獲碩士學位后,轉來攻讀博士。二人成為師兄弟。范讀碩士,攻飛機結構。 錢讀博士,攻空氣動力學。二人同一師門,也同住一寓所,四年間結下深厚友誼。錢學森的努力鉆研給范緒箕留下深刻印象,也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他對待學術更認 真、嚴謹。
此外,他與談家楨、袁家騮、盧嘉錫等時相過從,日后成為各自領域之大家,一輩子互為良師益友。
1940年夏天,范緒箕正專心致志撰寫博士論文時,萬里之外的祖國已是山河破碎。應母親“病危”急召,他來不及完成博士論文,就匆匆回國。
在淪為孤島的上海,他見到了闊別五年的父母。原來母親無恙,只是離亂之中思子心切。此時,中美客輪航路已斷,返美無期。他開始尋找地方,安頓自己的航空救國夢:一是錢學森推薦的航空委員會航空研究院,二是先期回國的談家楨相邀的浙江大學。
回國不到一周,他背著父母,搭乘即將停運的英國輪船,去往香港,又冒著日機襲擾的危險,從香港飛往重慶,再坐木炭汽車,去向貴州遵義,尋找西遷的浙江大學。
多年后,他向弟子形容西行景況:一向養尊處優的倜儻青年,一路目睹山河離亂,經歷千難萬險,一身虱子,仍堅持西行。
到達遵義時,已是1940年底。他被浙江大學聘為工學院副教授,不到一年便晉升為教授,由此開始了一生的教育事業。
令范緒箕苦惱的是,浙大沒有航空工程系,他只能在此教授材料力學。他記掛著導師交代的博士論文,但在落后的遵義,連電燈也沒有,遑論計算機、打字機。科研條件讓他焦慮,渴望找到一個更適合之地。
1942年8月,在赴蘭州參加工程師年會后,他應邀加盟航空委員會航空研究院,初涉國內航空工程研究。但在這個中國實力最強的航空研究機構,他發現自己參與的航空器材國產化研究,竟然是以竹替代鋁合金。戰時物質匱乏可想而知。
次 年他又應清華航空研究所之邀轉赴昆明。他滿懷期待的心很快又涼了,這里的研究依然是航空研究院的老路數,只是研究材料換成了木層板。彼時“一窮二白”的中 國現實讓他深知,沒有完整的航空實驗設備做基礎,航空科研、制造都將是“空中樓閣”。于是,他有了第一次科研轉向,潛心研究風洞,并決心投身教育事業,通 過培養更多的航空專業人才為中國的航空事業奠定基礎。
抗戰終于結束,1945年,他應邀重返浙江大學,創辦航空工程系。又在條件極端艱苦的情況下,白手起家,建成包括中國第一個自籌自建的3英尺低速風洞在內的教學實驗室。
風雨中的堅持
大時代的變革來了。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軍管會把范緒箕推上了浙大總務長位置,全面負責學校的行政工作。三年后,當他計劃回歸專業時,一項更大的挑戰與變革來臨了。
1952年,全國高等院校大規模院系調整,調整的方向之一,是根據蘇聯的大學模式,取消大學中的學院,調整出工、農、醫、師范等學科,建立專門學院,或合并到同類學院中。航空系的調整不可避免。
新中國成立初期,國際局勢日益緊張,北方抗美援朝,南方臺海局勢一觸即發,當時的航空工業極為薄弱,亟待建設,對于航空工程人才的需求也愈加迫切。1952年9月,中央確定交通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的航空系合并,成立華東航空學院籌備小組,范緒箕被指定為召集人。
他辛苦創建的浙大航空系還沒能扎下根,建立的實驗裝備還未能發揮作用,就要被拆走了,似乎一切努力付諸東流。但他來不及遺憾,忙著組織人員搬遷、安頓,把設備和圖書運往南京。
三 系合并,工作千頭萬緒,范緒箕任校務委員會主任兼教務長,在中山陵下選了一塊寶地,邀請建筑學家楊庭寶設計教學主樓,現代建筑學、建筑史學家劉敦楨設計校 園,新校區基建工程不到兩年時間即告完工。1954年,新校區啟用。在教學中,他重視師資力量的培養與學科建設,特別是前沿學科的發展動態,使教學工作很 快走上了正軌。
1956年,國務院根據當時的國內外形勢,計劃開發西北,考慮到航空工業和航空教育的合理布局,華航西遷,更名西安航空學院,最后與西北工大合并。范緒箕費勁辛苦爭取的一塊寶地及其建筑規劃也落了空。7月,他被調至南京航空學院任副院長。
南航與華航一樣,同樣創建于1952年,最初是依托航空修理工廠,建起專科學校,其規模與發展規劃都由蘇聯援建專家制定,教員多從工廠轉來,并無教學經驗,學員多來自部隊。
上 任伊始,范緒箕就遭遇了“九月事件”——部分學生了解到學校的教學水平和條件等同于中專,憤而上街游行,要求改讀本科。他到任后,迅速化解危機,順利完成 了建院改制,將南航的教學水平從最初的蘇式專科學校,轉制成符合國情的大學本科。此后,他以任務帶科研,帶領南航踏上了無人機研制之路,建成了風洞等關鍵 試驗設備,開啟了研究生教育,至1960年,南航被一機部確定為部重點高校。
在南航的23年,是他生命中的黃金時代,也是他經歷風雨最多的時期。他的經歷,和當時國家的政治形勢緊緊聯系在一起。
1958年,他在國內率先提出研制無人機。當時,只有美國和德國剛剛研制出無人機,這在世界軍事領域上尚屬新鮮事物。時任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長的錢學森,認為無人機的構想非常好,建議根據國家現實的需要,結合當時導彈研制計劃所需要的靶機來研制。
這 一年,中國正處于“大躍進”時期。8月,范緒箕帶著靶機研制任務興沖沖回到南航,沒想到一進校門就遭痛批。有人說,現在要大煉鋼鐵,師生都得參加,你搞靶 機項目就是沖擊毛主席的大練鋼鐵。范緒箕說,大煉鋼鐵是一項群眾運動,航空院校的躍進,不應體現在小高爐煉鋼上。一批干部認為他是資產階級思想,是與大煉 鋼鐵口號唱反調,于是白天晚上批斗,連批了兩天。
直到10月,南航劃歸國防科委領導,下達研制靶機的任務。范緒箕抽調人員成立了靶機研究室。11月15日,南海一號靶機試飛成功,打破了中國空白。
在大煉鋼鐵運動中,南航為了完成煉鋼指標,把暖氣管、大門都拆下來用來煉鋼。為了保護學院的資產,他把全校僅有的兩臺計算機和準備用于建造風洞的鋼材藏了起來,又引來一場更嚴厲的批判。好在一場出訪任務讓他躲過一劫。
此后,中國的政治活動愈演愈烈。從1965年開始,范緒箕被剝奪了領導權。1965年和1969年,他分別被派到江蘇銅山縣和句容縣參加“四清”及拉練,被迫離開工作崗位長達1年半和1年之久。
每 天,他被迫接受工宣隊教育,打掃衛生,清理廁所,背“紅寶書”,晚上寫交代材料,天天掛著“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牌子。一個雪夜,工宣隊突然把他叫去,讓 他交代在國民黨航空研究院時是否特殊黨員。他說不知道什么叫特殊黨員,他們上來就扇一巴掌,讓他到外面清醒清醒。他在雪地里站了一兩個鐘頭。
“文革”中的范緒箕仍是樂觀的。多年后,他和弟子們講起,最初造反派批斗的是南航的書記,過了一段時間,又開始貼他的大字報,他每天晚上都去看大字報,看了一段時間,造反派就把他扣在教室里,不讓他回家。
直到1969年,軍宣隊進校,他才重新恢復工作。1972年,被任命為南航革委會副主任。
他在逆境中堅持工作,1970年10月,由他主持研制的高速風洞調試完畢,1971年,南航研制的長江一號無人機試飛成功。
科教春天里的改革
“文革”終于結束了。1979年,范緒箕調任上海交大副校長。次年,出任第36任校長。
彼時十一屆三中全會剛開過不久,國家的科教事業即將迎來發展的春天。交大在黨委書記鄧旭初領導下,積極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并在中央支持下,由國務院副總理王震兼任校務委員會主任,以更好推動各項改革。范緒箕的到來,無疑如虎添翼。
范 緒箕自小受到中西合璧的教育,對西方教育制度和模式有深入的了解。近四十年的教學管理工作,則讓他對高等教育模式有了進一步的思索。他認為,中國近代高等 教育雖只有百年歷史,但由于政治局勢動蕩,高等教育制度變化很大,并且總是跟著外國走,沒有形成自己的體系。中國曾經全面學習蘇聯,這就是一個沉痛的教 訓。應取人之長、補己之短,結合具體的國情、校情,走自己的大學發展路徑。
在上海交大,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人才培養、學科建設、師資隊伍上,實踐其教育思想。
學 科建設方面,他深知工程技術離不開科學之源,而科學的發展須遵循“分則深、深則通、通則合”的規律。初到上海,他看到交大這樣一所早在上世紀30年代初就 融理、工、管為一體的著名學府,被拆解得只剩下工科,甚至變成以造船為主,深感痛惜。此后,他致力于使交大“理工結合、文理滲透、學科交叉”等工作:拓展 方向過窄的專業,重建已有專業,把工科專業的拓展重點,放在發展電子計算機上;在理科領域,恢復重建應用數學系、應用物理系等;新建生命科學與技術系等國 際科技界的前沿專業,率先建立起高性能的計算中心,從硬件上促進了各學科與現代信息技術的融合;為打破系與系的界限,提倡科研合作精神,先后主持成立生物 醫學工程等六個跨系委員會。
在教學上,他倡導以課堂討論為主的啟發式教學,并強調動手能力的培養,建立開放性實驗室,恢復下廠實習。他還提倡選課制、學分制、導師制,壓縮必修課,增設選修課,鼓勵學生根據特長和興趣去學習。
范 緒箕值得稱道的還有世行生培養試點。世界銀行貸款是中國第一個大學發展項目,旨在幫助全國28所重點院校的理工科本科生和研究生,提高學術研究能力。項目 中有114萬美元用于出國進修及培訓費,上海交大是這批資助的獲益學校之一。當時國內高校出國深造的都是專業教師,他力排眾議,頂住壓力,主持選拔了38 個學生出國學習深造。在思想禁錮的1980年代初,成為“破天荒”之舉。
為了給世行生落實學校,他專程訪問了美國、英國等高校,幫忙落實導師。為了跟蹤他們的學習情況,還專程去學校考察。日后,38位世行生都學有所成,卓然一家。
1980年代,在鄧旭初和范緒箕的主持下,交大在全國高校率先開展新校區建設,率先接受包玉剛先生1000萬美元捐款,建造圖書館,為高校引進外資辦學開了先河。
范緒箕后來回憶說:“全國來了解情況、學習取經的高校絡繹不絕。當時我們還受邀到處去講經驗。記得有兩個記者,一個是《光明日報》的,一個是《文匯報》的,他們倆天天來交大。我一上班他們推門就進來了,問道:‘范校長,今天教學上又有什么新動作啊?’”
三十年解甲不歸田
1984年3月,范緒箕卸任上海交大校長一職,時年70周歲。
像他的導師馮·卡門一樣,他一生未婚。年輕時,也曾遇到心上人,可命運弄人,他們最終失之交臂。很多人為之惋惜,他處之淡然:“對于我的事業來說,或許是件好事,我可以不受家庭所累,隨遇而安。”
回眸70年,半世奔波拓荒,篳路藍縷,而事業往往在最緊要時,因外部原而放棄,且每一次變動總是從頭開始,留憾甚多。退休了,他終于有機會彌補缺憾。此后30年,他解甲不歸田,大隱隱于校,游刃于科研教學的自由天地間。
他 的科研之路,始于1937年師從馮·卡門時,研究板殼的彎曲理論,在當時屬世界最前沿的研究課題。在戰亂中的中國,他潛心研究風洞。1958年,他率先主 持研制無人機。1978年,他注意到,隨著飛行器飛行速度和高度的提升,由此而產生的“熱障”問題成為急需解決的新課題。他在國內率先開始熱應力理論和實 驗方面的研究,完成我國若干戰略性殲擊機、導彈型號部件熱應力測量研究任務。
退休后,他直接領導熱應力研究室和實驗室開展研究工作。此外,他注意到隨著計算機的發展,中國研制導彈的氣動加熱計算也開始通過程序化完成,于是他在氣動熱程序計算軟件方面也展開研究,該項成果獲1999年中國航空工業總公司科學技術進步一等獎。
他在交大帶研究生,始于1982年左右。退休后,他向學校請求繼續帶研究生。在網絡不發達的年代,為了幫助學生查資料,他介紹他們到北京國家信息中心去查,還打電話到美國,讓親友們幫助復印資料、文獻,再郵寄回來。
生活上,他的學生領到的科研補助,比別人多一些,他讓他們飲食無憂,專心科研。辦公室里冷,他給學生買個皮馬甲。學生寫論文辛苦,他每天早上給帶兩個包子。每年春節前,學生們到他家里聚一下。他從不讓學生買東西,90歲的高齡,還親自燒菜。吃完飯后,也不讓學生收拾。
如此,他三十年如一日,每天工作六小時以上,以學生為骨肉,以航空科研為志業。
1990年代,他已80多歲了,每年都要去國外參加學術會議,把最新的科研動態帶回來。在國外,看到先進的科研儀器,他就借錢買下來,常常因不符合某種規定,儀器被海關扣留。
80 多歲時,他開始學電腦。當時新出的電腦,操作系統正從DOS向Windows轉變,他不會用,就讓學生把從開機到打印的整個過程,寫在紙上。每天早上來, 他拿著那張紙,一遍一遍地練。此后,他都是自己打字。寫論文時,打出來以后,讓學生用尺子量字體的高度。發表單位對文字格式有要求,他就嚴格按要求去做。
年事漸高,但他的思維仍然敏銳。每天,他關注著世界航空最新的前沿技術,并不斷根據由新技術產生出的新課題來調整自己的研究方向。
1996 年,他注意到中國在設計航天飛機時,遇到氣動加熱的問題,于是他的研究重點轉向航天飛機的熱防護系統。中國神舟飛船使用的是燒蝕熱式防護系統,通過燒蝕的 過程把熱量帶出去,這種方法讓飛船落地后,返回艙表面看上去像被火燒過一樣。他研究的熱防護系統采用的是先進的納米材料,可以通過吸收和反射來隔熱,最大 意義是可以重復使用,從而節省成本。
87 歲,他出版《范緒箕論文選集》;90歲,出版《氣動加熱與熱防護系統》;94歲,他還帶著學生,坐著面包車,外出尋找耐高溫的陶瓷材料,先到宜興,又去紹 興;95周歲,出版《高速飛行器的結構分析與應用》。書中公式非常多,每一個公式他都自己推導,再讓學生幫助校驗;98歲,他還向所在學院申請:本人曾培 養出多名博士生,所帶的課題組一直承擔著多項科研項目,目前身體狀況良好,還希望指導博士生。
100歲時,他仍是每天早晨7點起床,8點半到辦公室,工作到下午3點鐘。直到2011年,他晚上回家時,摔了一跤,左腿不如以前,就每天坐車去辦公室。2015年,他仍躺在醫院里,仍不忘工作,仍有英文論文發表。
百歲華誕時,他曾自稱:“我的一生沒什么傳奇,如果說真有傳奇的話,那就是我還活著,人生如同驢推磨,我就是這小毛驢,雖然力所不及,道路也不是很平坦,經歷了風風雨雨,終究還是走過來了。”
對于長壽之道,他這樣總結:簡單生活,淡泊名利。“我的座右銘是:‘拋卻過多的欲望,保持內心的平衡’。我的主要精神就是在我的工作上,所以我的生活,我的想法會變得非常單純。”
雖然,早在1955年,新中國第一次教師職稱評定中,他就被評為一級教授,是航空院校中唯一的一級教授。他門下桃李灼灼,也不乏兩院院士。但他沒有院士頭銜,也從未主動申報過獎項與名譽。2001年,他榮獲香港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進步獎”,也是民間發起,學生推薦。
他 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我這一生碰到好幾個有名的人物,個個都比我強,我不能和他們相提并論,除了哥哥范緒筠,還有錢學森、前臺灣行政院長孫運璇、黃玉珊 等人。我大半生都跟著他們在一起,我再怎么努力也比不上他們,索性就不和他們比,但我也不自卑,感覺自己盡力干就行了,想到這里,也就心安理得了。可能正 是這個原因,讓我的心態相對比較平和。”
2015年11月21日,范緒箕在上海華東醫院逝世,享年102歲。十余小時前,他還打電話給弟子汪激,詢問一臺舊儀器的去留問題。
生前,他曾談及生死觀:我沒家人的牽掛,對錢也不吝惜,只要自己夠花就行。如果我死了,我愿意捐獻器官,只要能用,其他的就燒成灰,種在一棵樹底下,還可以養樹。
節選自《航空報國 杏壇追夢——范緒箕傳》,參考《錢學森和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學》等,及財新記者采訪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