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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全球經濟社會格局正進入深度調整期，科學技術越來越成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力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孕育和興起，創新驅動發展是大勢所趨。

傳統意義上的基礎研究、應用研究、技術開發和產業化的邊界日趨模糊，科技創新鏈條更加靈巧，技術更新和成果轉化更加快捷，產業更新換代不斷加快，科技創新活動不斷突破地域、組織、技術的界限，迫切需要研發組織形式的突破。近年來，我國涌現出了深圳華大基因研究院、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光啟高等理工研究院、華為研究院、深圳清華大學研究院等一大批新型科研組織，該類科研組織在發展模式、管理體制、運作機制、協同創新等方面做出了全新探索，形成了推進科技成果轉化及產業化的新模式，有效地解決了科技與經濟“兩張皮”的難題，已成為區域源頭創新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重要力量。

我國新型科研組織產生和發展的原因

理論層面：后學院科學背景下科研組織結構的演變。科學活動作為一種知識的生產方式，正由過去的學院模式發展為后學院模式，科學研究和知識的生產正發生深刻變革。英國皇家學會會員、著名物理學家、科學社會學家約翰?齊曼認為，后學院科學是學院科學向產業領域的延伸，是與實踐網絡緊密纏結在一起的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后學院時代的科學研究需要持續、巨大的資源投入，基礎研究已不局限于認識世界，甚至延伸出直接依靠基礎研究孵化新興產業，將自身作為產業活動中的重要一環。尤其是在諸如生物醫藥、新材料等前沿學科，以應用激發的基礎研究既能產生突破性科學成果，又可以隨即進入產業化過程，使科學知識和商業價值合二為一，這被稱為“巴斯德象限”創新模式。

與此同時，研發活動的主體和組織機制也在不斷演變，以適應科學、技術、產業相互關系的變化。近年來，在我國不斷涌現出一些新型研發組織形態，該類研發組織在目標定位上更強調成果能夠轉化和孵化，科技更貼近市場創富和創造社會價值，而非局限于傳統的以科學和技術取向的求知和應用；在組織方式上多采用縱向一體化，淡化了科研分工的嚴格界限。一項科研項目無論做基礎研究還是應用研究，都重視科技成果的轉化和產業化或是直接服務于相關產業，是科學和技術更為復雜的融合。科研組織成為科研活動上下游聯通以及研究人員跨邊界流動的平臺。可以說，新型科研組織是對“后學院科學”范式下科技與經濟交互性不斷增強的適應和變異。

現實要求：實現科技與經濟的結合。當前，知識形態生產力向物質形態生產力的轉化逐漸加快，這需要科研機構能夠更好地發揮橋梁作用，連接創新價值鏈各環節，將創新鏈從基礎性科學研究直到產業化、創業服務化、科技金融等活動進行有機高效聯系，對于形成活躍的創新生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跨越“死亡谷”、使產業形態向“微笑曲線”高端轉移等都具有重要意義。

“死亡谷”處于基礎研究與商業性技術開發的交匯處，是知識價值向經濟價值轉化、各類行為主體發生復雜作用的場域。對于科技與經濟的結合來說，既是關鍵性的過渡環節，也常常是受到忽視的薄弱環節，往往存在“市場失靈”、“組織失靈”，乃至宏觀上的“系統失靈”等問題。傳統的科研組織大多從事基礎研究和商業性技術開發，在推動科學能力、技術能力、生產能力共同作用并最終形成創新能力的過程中存在功能錯位或不匹配。然而，知識經濟的進展不斷對科技與經濟的結合提出新的要求，這就使得處于創新鏈前端的從事科研的部門必須將其功能向創新鏈后端延伸，為成果的開發、應用甚至產業化提供支撐；而處于價值鏈后端的從事生產經營的部門，為了能夠在日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爭取主動權，也必然將活動領域向創新鏈前端延展，這不但要能夠方便地獲得科技知識，而且直接從事知識的生產。創新鏈中機構形態從兩端向中間靠攏，組織功能邊界不斷融合，使得直接負載著知識創造和產業發展兩種價值的新型科研組織的出現成為一種必然。

體制創新：體制機制改革助推新型研發組織的出現。美國政治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揭示了創新包含的兩種類型: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國家或企業獲得持續發展,必須同時進行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面對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以及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的趨勢變化和特點，必須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而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則是關鍵一環。

2015年3月，我國出臺了《關于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若干意見》，強調要建立技術創新的市場導向機制，完善成果轉化激勵機制，構建更加高效的科研體制，著力打通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通道，讓創新真正落實到創造新的增長點上，把創新成果變成實實在在的產業活動。這就要求現代科研組織能夠直接服務于市場和增強競爭力，為我國新型科研組織的出現創造空間。

近年來，不斷涌現的新型科研組織破除束縛創新的陳舊觀念、體制弊端，面向國家發展的戰略需求、搶占科技發展制高點目標，充分重視科研與產業的緊密關系，強調研發的市場導向，采用市場化運作機制，開展產學研協同創新，建立了融合“應用研究—技術開發—產業化應用—企業孵化”于一體的科技創新鏈條，同步研發、交叉融合開發的模式貫穿于其中，從根本上解決了經濟與科技“兩張皮”的問題。通過從源頭創新到新技術、新產品、新市場的快速轉換，充分釋放出創新活力，已成為新時期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的“尖兵連”。

典型案例分析

為更好展示我國新型科研組織產生和發展現狀，筆者選取深圳清華大學研究院、中科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深圳華大基因研究院作為代表進行重點分析，通過對典型案例的分析，總結出新型科研組織的一些共性特點。

深圳清華大學研究院——高科技企業孵化器的典范。深圳清華大學研究院是深圳市政府與清華大學于１９９６年12月共建的、以企業化方式運作的事業單位，雙方各占50%股份，實行理事會領導下的院長負責制。作為我國市校合建的第一家研究院，深圳清華大學研究院創建的目的就是在于解決科技與經濟“兩張皮”的問題，確立了“以高科技創業企業為孵化對象，在扶持高科技創業企業成長的過程中，實現科技成果的最終轉化，并培養出優秀的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的目標。多年來，通過創新體制和機制，形成了從技術研發、企業孵化、科技金融到人才培養、國際合作等的全方位服務體系，深圳清華大學研究院全面構建輻射海內外的科技創新孵化體系及產業投資平臺，培育關乎國家經濟命脈、具有行業領先地位、具備長期可持續的戰略性新興產業。

首先，加強科技研發，形成了由研究所、實驗室兩級結構組成的技術研發平臺。自成立以來，深圳清華大學研究院組建了寬帶無線通信研究所、電子信息技術研究所、新材料與生物醫藥研究所、光機電與先進制造研究所、新能源與環保技術研究所等5大研究所，研究所下設14個實驗室和2個研究中心。研究所與實驗室緊緊圍繞深圳市的產業布局、市場需求開展研發和產業化工作，近年來在生命健康、航空航天、先進材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領域尋找新的市場增長點，同時不斷研發出自主創新技術,增強自主研發能力,從而為長期獨立發展提供保障。例如，清華大學研發、深圳清華大學研究院參與產業化的無人機項目，定位軍民兩用，從發動機到測控系統全部自主研發。

其次，構建完善的孵化體系，加速科技成果轉化及產業化。一般來說，進入研究院孵化器的企業有兩種類型，一是研究院科技人員通過對有前景的實驗室成果進行工程化和市場化，創建新企業；另一種是吸引外面的初創企業入駐研究院。通過對這些初創企業提供技術、人才、信息、資金、管理等全方位的服務，幫助企業產品在市場上拓展，帶動企業的發展壯大。如深圳蘭度生物材料有限公司，就是深圳清華大學研究院立體孵化體系中的一個受益者。從組建實驗室到成立企業，從樣品到小試，獲得了深圳清華大學研究院全方位的技術支持和孵化支持，2014年5月該企業的估值已高達3.5億元，備受資本市場關注。

第三，建立投融資體系，促進技術與資本的有機結合。深圳清華大學研究院通過成立創投公司引入風險資本、控股上市公司實施資本運作等手段，有效實現了資本的進入和退出。如力合創投、清研創業、力合金控等創新投資企業和科技金融產業的綜合平臺，通過對高新技術企業和創業企業參股、購并、重組等資本運作，實現了技術、資金、人才的優化配置，培育出一批高新技術產品、優秀企業家和具有市場競爭力的高新技術企業。

第四，在開放條件下搭建全球的創新合作網絡。深圳清華大學研究院充分利用與整合國際資源，在技術、人才、資本甚至市場等方面與國際接軌，提升科技成果產業化的水平。通過與國際知名企業、高校、研究機構進行合作，深圳清華大學研究院迅速在數字電視、傳感器、無線射頻識別（RFID）、超精拋光、通信等關鍵技術上獲得突破，并促進了相關產業的形成和發展；成立深圳清華國際技術轉移中心，與國際合作部共同作為海外合作的國內支撐點；率先在美國硅谷成立北美創新創業中心，先后在英國牛津、俄羅斯莫斯科和德國科隆建立三大中心，以此形成了“一部四中心”的國際合作網絡。

中科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綜合性科研機構和公共研發服務平臺的代表。中科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成立于2006年，是由中國科學院主管、與深圳市以及香港中文大學共建的國家科研機構，實行理事會領導下的院長負責制，是我國內地首家以集成技術為學科方向的、主要從事現代制造業自主創新研發的科研機構。中科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的成立，是中科院為推進知識創新體系與技術創新體系、區域創新體系的結合而實施布局調整的重要環節，也是深圳市提升源頭創新能力、完善創新體系的重要舉措，并且成為加強深港科技領域交流合作的重要契機。

首先，形成了“四位一體”的微創新協同創新生態系統。中科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瞄準深圳乃至珠三角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科技創新需求，初步構建了“科研+教育+產業+資本”為一體的微型協同創新生態系統，高效地實現了創新鏈上下游資源的共享與協同。中科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在科研布局上形成“六所多中心”的創新組織格局；建立一所特色學院（深圳先進技術學院）；培育深圳蛇口機器人基地、深圳龍崗低成本健康基地、深圳李朗云計算與物聯網基地、上海嘉定電動汽車基地等４個特色產業育成基地；設立中科育成天使基金和中科明石、中科道富、中科昂森等風投基金。

其次，在科學與技術體系上遵循“巴斯德模式”，形成學科交叉和集成創新的特色與優勢。中科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強調由應用引起的基礎研究，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強調研發與生活、市場的緊密連接，真正實現科技創造價值，帶動深圳產業跨越式升級。中科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一方面立足源頭創新，面向科技前沿，培育新興學科，形成學科交叉和集成創新的特色與優勢，為深圳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提供持續的“知識源頭”和“核心知識產權”。另一方面，面向國家戰略需求，以重大項目和前瞻性布局為牽引，實現重大科技創新突破，瞄準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實施規模產業化。如圍繞健康與醫療、機器人、大數據與智慧城市、新能源與新材料等四大領域開展應用研究。

第三，形成雙螺旋產業化戰略。中科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以知識產權引導科研方向，以市場需求引導產業方向。為增強開放研發機制，中科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與企業攜手共進，推動產業化合作的“源頭對接”模式，合力推動產業化跨越式發展。在項目評價方面，加強產業化合作項目的績效比重，對國家縱向項目、深圳地方項目、產業化合作項目按照１∶1.2∶1.5的比重進行績效統計，將企業合作項目經費的5%直接獎勵給開發團隊。在項目管理方面，改變蜂窩煤式項目管理模式，實施動態矩陣式管理。

第四，建立起“領軍人物+百人計劃+青年骨干”的三層結構人才梯隊。中科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是深圳惟一的中央“千人計劃”基地，通過計劃內招生、聯合培養、設立“客座學生”等方式招收、培養研究生。同時，借力深港創新圈，打造流動的高水平研究和開發隊伍。2012年8月，以中科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為依托的深圳先進技術學院建立，通過港澳臺的教育資源和國家研究所的科研優勢協同創新，建設一所以研究生培養為主、多學科交叉、致力于集成創新、快速適應全球科技經濟發展變化和區域需求為特色的新型學院。

深圳華大基因研究院——探索具有產業化前景的專業化前沿研究，并以科學能力為本，衍生技術和產業能力。深圳華大基因研究院由北京基因組研究所南遷而來。1999年成立的華大基因研究中心，由于承擔和完成了人類基因組計劃和水稻基因組計劃等重大項目獲得國內外科技界的高度評價，中科院決定以華大基因研究中心為基礎成立“北京基因組研究所”，并將其納入中科院體系；北京基因組研究所于2003年11月得到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批準。2007年4月，華大基因研究所在深圳市民政局以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注冊；2008年6月，被深圳市政府批準成為事業單位。從本質上來講，深圳華大基因研究所是非營利性的民間科研機構，但其內部架構遵照企業化運行，還衍生出包括華大基因科技服務有限公司在內的多家企業，在生物育種、疾病預防等新興產業領域具有主導話語權。

首先，以科學引領產業發展。深圳華大基因研究所通過功能基因組和應用基因組研究，加速培育基因產業。2011年6月，深圳華大基因研究所與深圳市創新投資集團聯合相關企業成立深圳基因產學研資聯盟，以促進科研成果轉化、推進產業化應用。深圳華大基因研究所利用基因組技術培育農作物品種，轉基因谷子等品種已進行到田間試驗階段；無創胎兒染色體疾病檢測技術已獲得國內多個省市的臨床檢測許可，同時也在日本、韓國等國家進行推廣。

其次，形成“三發三帶”的創新發展模式。深圳華大基因研究所以基因組為基礎的“科學發現—技術發明—產業發展”“三發聯動”和與國際接軌的大科學項目任務“帶學科、帶人才、帶產業”的“三帶”聯動發展模式，突破現有產業資源和產業模式的束縛，形成科技成果產業化新模式。如2007年10月中旬，獨立完成繪制了“第一個中國人基因組圖譜”；2010年1月，購買了美國基因測序知名企業Illumina公司的128臺HiSeq2000測序儀；2013年又全額收購美國上市公司Complete Genomics，搶占了基因測序產業鏈的制高點。通過向產業擴張，深圳華大基因研究所構建起一個擁有從科學研究、技術發明到產業化生產的基因測序完整產業鏈的商業生態系統。通過為全球范圍內的科研機構、制藥公司提供測序服務彌補了研究所需的巨額研發開支；再通過將研究成果應用于科技服務創造了現金流，走出了一條“以研養商，以商促研”，科學發現與產業發展雙向循環的創新之路。

第三，搭建靈活的人才培養體系，為科學研究和產業發展提供支撐。深圳華大基因研究所注重通過對外培訓、聯合培養、在線開放課堂等方式培養跨組學科及產業人才。2008年3月，與深圳大學合作成立“深圳大學醫學院華大基因研究院”；２００９年3月，與華南理工大學成立“基因組科學創新班”，后又與多所國內重點高校采用此模式簽訂協議，聯合培養創新人才；2011年10月成立華大基因學院，這是深圳成立的第一所特色學院，也是深圳生物產業高端人才的“黃埔軍校”，被視為基因組學創新性方法和教育及培養的典范。

我國新型科研組織的共性特征

新型科研組織的出現，是科學技術作用于社會，并不斷受社會環境影響而變化的結果，是科學技術和經濟發展的相互依賴、相互融合的結果，表現為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生產組織的新形態。通過對上述３家新型科研組織的分析可以看出，雖然其發展經歷、研究領域各不相同，具有不同的工作重點和工作特色，在組織形態上也存在差異，但新型科研組織具有一些明顯的、新的共性特征。

首先，實現創新鏈與產業鏈無縫對接。與傳統研發機構難以適應產業發展需求不同，新型科研組織從誕生開始就與產業需求緊密結合在一起，具有非常明確的創新目標和研發導向。研發并不局限于服務科技創新活動的某個環節，而是逐漸演變成從上游源頭創新到下游產業化的全產業鏈創新體系，突破了傳統創新鏈條各個環節獨立性強、容易“斷鏈”的弊端，保證了科技成果產業化整個鏈條的通暢以及產業發展對科研的反哺。

其次，在組織目標定位上，新型科研組織結合了進行科技研發和從事創新創業兩種目標，其本質在于科技創新與創業的結合、借助創新而創業、通過創業而實現創新。新型科研組織一方面開展前沿研究、應用研究和基礎研究，形成科技成果并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另一方面，具有以探索性需求為導向的定位特點，希望衍生孵化一批企業、帶動一個（或若干）產業乃至一個區域的發展。研發成果的目的不在于為科研而科研，而在于更好地克服科技與經濟“兩張皮”問題，包括以孵化企業、所企合作和衍生企業的創業方式直接推進科技成果轉化。

第三，在研究內容和領域的選擇上，新型科研組織所從事的往往是“巴斯德象限”的研究。即：既有一定科技前沿性、達到較高的學術水平，又有應用目的性、面向產業和市場需求，將立足科技前沿探索與形成產業創新源頭聯系起來，致力于發展引領未來的、有可能導致產業代際轉移的原始性創新技術，孕育和引領未來產業，引領新的產業鏈和創新價值鏈，發揮著源頭創新作用。

第四，在功能實現上，注重技術創新與商業模式的結合，推進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緊密融合。新型科研組織引入金融資本，建立“政策+創新+產業基金+VC/PE”的新機制，實現“科研+產業+資本”的良性互動，一方面能夠為實現科技成果產業化提供資金支持，另一方面通過形成“資金—科研—企業—資本市場—資金”的增值循環鏈，解決了長期發展的資金問題。

第五，提供科技創新服務，衍生和孵化高科技企業，促進科技成果轉化。與傳統科研組織不同，新型科研組織不僅可以通過衍生企業而創業，而且往往具有高科技企業孵化器功能。其衍生和孵化的高科技企業的成果既可能是來源于本身的研發成果，也可以是來源于其他渠道的尋求孵化服務的科研成果。憑借自身研發實力，新型科研機構可以有效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便于通過引入天使投資、風險投資等方式積極介入資本運作，使眾多有前景的科研成果獲得轉化資源，使有前景的科技成果能夠通過中試，進而形成產品，得到商品化、產業化，從而跨越“死亡谷”。同時，創業型科研機構的孵化收益能夠反哺其自身的科研活動，形成良性循環。

第六，研發體系的高度開放。新型科研組織立足于推進科研成果產業化，促進新興產業發展和產業轉型升級，在項目上加強與行業相關的國際知名企業、高校、研究機構合作，實現新興產業在關鍵技術上的突破，促進了相關產業的形成和發展。不僅在全球范圍內吸引和培養國際頂尖人才，而且在項目開展上積極加強國際合作。

第七，采用靈活的運行和管理機制。在運行和管理方面，新型科研組織無論其隸屬關系如何，是“事業單位”還是“民營非企”或者“企業聯盟”，都有別于傳統科研機構和傳統事業單位，通過體制機制創新，實行一定程度的“企業化運作”模式和“非營利機構管理”模式。

摘自《中國高新技術產業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