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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最近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這一論斷對于我們這樣一個亟待轉型的制造業大國來說，具有極其特殊的重要意義。

一

近年來，我國制造業發展的國內外環境已經和正在發生巨大變化。

從國內環境看，中國經濟發展已進入新常態。呈現出以下幾個主要特點：一是速度換擋，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二是結構優化，第三產業、消費需求逐步成為主體，城鄉區域差距逐步縮小，發展成果惠及更廣大群眾；三是動力轉換，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

中國經濟新常態符合追趕型后發經濟體的一般發展規律。中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尚未完成，正在從上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邁進，經濟新常態是工業化進程向后期階段推進的直接體現，是我國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優化、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的必經階段。

經濟新常態，核心是實現動力轉換。新常態下經濟發展能否順利邁向更高階段、更高水平，關鍵在于新舊動力能否順利實現平穩接續。經過30多年的快速發展，我國過去那種依靠廉價而優質的勞動力等支撐經濟增長的基本動力已經發生了轉折性變化。在新的條件下，供給和需求都發生了明顯變化，約束條件不同以往，這些都意味著原來的增長動力必須調整，要真正實現經濟發展方式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發展動力從主要依靠大規模要素投入驅動增長轉向創新驅動增長轉變。

從全球背景看，全球制造業格局發生了深刻變化。近幾年來，隨著國際經濟、貿易與投資環境的深刻改變，制造業正在成為一些大國參與全球產業分工、爭奪產業鏈、價值鏈高端的角力場。一方面，國際金融危機后，歐美等發達國家紛紛推出“再工業化”戰略，力圖搶占國際競爭的制高點。另一方面，新興經濟體國家如印度、越南等，也利用其相對更低的勞動力等要素成本，快速推進其工業化進程。

此外，新一輪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也深刻影響著全球分工格局。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需要找到一條新的發展之路。形成中國經濟增長新動力，塑造國際競爭新優勢，重點在制造業，難點在制造業，出路也在制造業。可以這樣說，推動制造業在調整中發展，在發展中升級，對于提升綜合國力、保障國家安全、建設世界強國、實現兩個百年的奮斗目標都具有重要意義。

二

作為當今全球制造業第一大國，中國一些制造業部門目前出現了一種增速放緩、增長動力不足的現象。

一方面，隨著勞動力數量紅利遞減、生產要素成本提升、資源環境約束加強等因素的影響，資源密集型、勞動密集型、高耗能高污染行業等低端制造業增長乏力，并導致了中國工業整體增速下降。

另一方面，隨著經濟增速放緩和全球產業變革，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快速增長所積累的一些風險和矛盾也逐漸暴露。比如多數制造業部門出現嚴重產能過剩，而化解產能過剩亟待進行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這些不可避免會引發一些企業倒閉、員工轉崗甚至失業。

當然，盡管增長速度降下來了，但增長質量效益提升的空間仍然巨大。從全要素生產率的來源結構看，制造業高于農業和服務業，投資品制造業高于其他制造業，生產性服務業高于其他服務業，可貿易部門高于不可貿易部門。由于部門間的效率差距大于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我國具有相對更大的產業升級和生產率提升空間。

可以這樣說，我國制造業在結構調整、轉型升級中仍然蘊含著巨大的發展新機遇。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沒有改變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判斷，改變的只是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和條件；沒有改變我國經濟發展總體向好的基本面，改變的只是經濟發展方式和經濟結構。經濟結構調整難免陣痛，但調整成功了就會提升資產質量，提升產業結構，提升全球競爭力，“風雨之后才能見彩虹”。

三

目前，中國雖然已是制造業大國，但產業大而不強、自主創新能力不足、基礎制造水平落后、低水平重復建設等問題依然突出。

不可否認，中國制造業最突出的問題是處于世界制造業產業鏈的中低端，制成品不少都為技術含量低、附加值低、價格低的“三低”產品，在國際經濟貿易利益分配中處于劣勢。從產品競爭力看，國內市場急需的部分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技術裝備和產品則長期依賴進口。作為研究開發主體的大型企業或大型企業集團，科研開發能力與國外先進水平有較大的差距，用于制造業研發的投入遠遠落后于歐美等發達國家。我們雖然有華為、聯想、中興等創新投入很大和創新能力很強的企業，但整體上中國制造業企業研究開發經費投入不足，僅占銷售額的1％左右。技術落后、創新能力不強已成為影響中國制造業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的嚴重障礙。

同時必須看到，盡管中國制造業發展面臨諸多挑戰，但仍處于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具體來看，我們至少有以下幾大優勢：

一是中國有著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盡管我國經濟增速放緩，但2014年經濟增量達到近8000億美元。根據世界銀行數據，這一增量已經超過中等發達水平的土耳其2014年全年的GDP總量；我國每年貨物進口額為2萬億美元左右，約相當于世界第十大經濟體的經濟總量；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旅游輸出國，2014年出境游超過1億人次，海外消費額達1648億美元。這表明，只要制造業企業能夠開發生產出安全、高質量的產品，我國有足夠的市場潛力。

二是勞動者的素質不斷提高。我國每年大學以上學歷的畢業生超過700萬，另有200多萬人在電大和成人高校接受繼續教育。人力資本的質量優勢會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人口數量紅利的下降。而且，有相當一部分人能夠滿足跨國公司用人標準，這也是為什么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選擇在我國建立研發總部的一個重要原因。高素質人才隊伍業已成為我國制造業企業參與國際競爭的新優勢。

三是中國有全球最完善的工業體系。據IBM統計，我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在聯合國工業大類目錄中，擁有所有工業門類的國家，擁有39個工業大類、191個中類、525個小類，具有全球最為完備的工業體系和產業配套能力。這是我國實現制造業強國寶貴而難得的堅實基礎。

四是中國在拓展新興市場方面也具有較強的優勢。許多新興經濟體正加快推進工業化、信息化和城市化，基礎設施建設和產業園區發展是重點。我國在這些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已經形成了完備的工業體系和較強的產業配套能力。由于處于同一發展階段，消費和技術偏好相似，我國在國際產能合作和拓展新興市場方面具備更強的競爭力，這一優勢有利于我國在產業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過程中實現平滑轉身。

五是制造業受到了國家的高度重視，具有良好的政策環境。在制造業獲得更多發展機會的同時，服務于制造業的第三產業，也會獲得新的發展機遇。

四

轉型升級是中國制造業提升競爭力、防止產業空心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從長遠來看，中國需要通過加快制造業轉型升級，在未來較長時期維持中國在全球范圍內的競爭優勢。

推動結構轉型升級，首先必須明確結構調整的目標和方向。我認為，結構調整的目標和方向是建立更加協調的結構關系，使國內需求和國外需求、投資和消費的關系更加協調，使高端制造業、現代服務業和傳統產業的發展更加協調，使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發展更加協調，使經濟增長更多依靠技術進步和勞動力素質的提高，使我國經濟成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優化、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進。未來很長一段時間，代表工業4．0方向的智能制造將是中國工業轉型升級的重要目標，是國家戰略，但同時，我們也要補好工業2.0、工業3.0的課，在技術標準、質量控制等方面全面提升中國制造業的能力。

實現這些目標將是一項艱巨的工程。在“三期疊加”的經濟新常態下，我們同時面臨著轉方式、調結構、穩增長的任務，必須把握好三者之間的關系和平衡，既要在結構調整中實現經濟較快增長，也要在保持經濟平穩增長的條件下實現結構調整。更重要的是，要通過加快科技進步和創新驅動，培育經濟發展的新動力；要通過加快推進全面深化改革，構建起與結構調整的目標和任務相適應的體制機制；要通過加快新一輪對外開放，實現資源在更大空間范圍內的優化配置，推動中國國際分工地位的提升、制造業和經濟發展邁向中高端水平。

加快制造強國建設，不僅是時代賦予制造業的歷史使命，更是適應中國國情的戰略抉擇。要實現從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轉型，必須進行重大戰略和政策安排：

第一，做強傳統優勢產業，提升核心競爭力。可以看到，上一輪，中國制造業靠的是“大”，規模已躍居世界第一位；下一輪，中國制造業必須靠“強”，打造先進的制造業是做強中國經濟的脊梁。如何理解這個“強”？或者說達到什么標準才算是真正的制造強國呢？重要標志是“三個轉變”：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中國速度向中國質量轉變、中國產品向中國品牌轉變。具體來說，必須做強傳統產業，推動傳統產業由加工制造環節向研發、設計、專利、融資、投資、品牌構建、商業模式、物流體系延伸；必須掌握核心技術，促進制造業向產業鏈的高端延伸，推動加工貿易實現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發展。中國只有處于價值鏈中高端位置和產業鏈核心環節，企業的核心競爭力變強了，存活下來的制造業更強了，才能算是真正的制造強國。

第二，形成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制造企業和一大批具有國際競爭優勢的“專、精、特、新”專業化生產企業。在2014年公布的全球十家最賺錢的企業當中，中國有4家企業入榜，全部都是國有商業銀行，沒有一家工業企業。現在我們類似華為、中興、海爾、聯想這樣在國際上叫得響的跨國公司太少，如果能夠形成一大批具有核心競爭力和較強國際影響力的企業，那么中國經濟轉型就可以說成功了。

第三，為制造業發展與轉型創造法治、誠信、公平的競爭環境。這是中國制造業發展的核心。今后，制造企業靠“山寨”這種方式已行不通了。在新的發展階段，企業要形成競爭力，必須通過建設更加完善的創新制度體系和市場環境，強化知識產權保護，顯著提升對知識創新的保護水平，改善企業創新發展的政策環境。真正放開市場準入，鼓勵社會資本進入制造業領域，同時政府要提供配套政策和政策引導，鼓勵企業在制造業領域的創新發展。政府只有真正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放手讓企業成為市場創新的主體，多提供支持，少進行干預，才能使我國經濟迸發出強大的活力。

摘自《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