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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頻道 新中國60年創造的經濟奇跡舉世公認，到2008年我國GDP已達到30萬億元人民幣，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三。前瞻今后60年，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能不能夠持續，怎樣才能持續？這，不但關系到中國自身的興衰，而且已在相當大程度上影響世界經濟和政治的未來走向。就這個全世界熱議的話題，有“先思一步的經濟學家”之稱的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魏杰，于今年8月23日接受了半月談記者的訪談。魏杰認為，作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的中國經濟已走到歷史轉折關口，持續多年的高速增長潛伏著一些風險與危機，“中國式發展”模式長期積累的深層次問題在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集中凸顯。即使沒有這次全球金融危機，我國經濟本身也會出問題，只不過是時間和程度不同而已。魏杰在訪談中提出，將來要保持中國經濟發展景氣的長盛不衰，必須理性直面和推動發展模式四大轉型，即應對高成本、啟動消費、民富優先、去泡沫化。這四大轉型堪稱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生死興衰之命門。
發展轉型一：從低成本時代轉向高成本時代
記者：中國經濟發展已進入高成本時代，你早在2005年就公開發出過預警。那么，高成本時代將在多長時期內、多大程度上影響中國經濟的增速和發展大勢？
魏杰：過剩經濟與高成本，可以說是中國經濟和中國企業相繼遭遇的兩次大挑戰。在新中國長期的嚴重短缺經濟中，旺盛的市場需求拉動中國企業發展，但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中國經濟已從過去的短缺經濟走向過剩經濟，一大批企業被淘汰出局，遭遇到第一次挑戰。第二次挑戰——高成本時代的挑戰，將比原來經濟從短缺走向過剩的挑戰還要厲害，影響還要深遠。原來預計，這一時期在2015年到來，而根據各方面的統計觀察，高成本時代的到來足足提前了10年。
記者：為什么會提前不期而至？有哪些表現和信號？
魏杰：自2005年下半年開始，能源、原材料價格大幅度上升，資源瓶頸明顯暴露出來。與此同時，土地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價格也在上漲，人民幣升值壓力增大。長期以來，中國企業競爭力實際上更多是依靠成本低廉而體現比較優勢，也即成本優勢。但是，自2005年、2006年以來，這種低成本比較優勢在不斷喪失，低成本時代宣告結束。而對此，中國企業普遍心理準備不足，應對無方，最終陷入困境，導致中國經濟增長缺乏后勁。
記者：低成本時代一味拼資源、拼能源、拼土地的粗放型增長方式確實已走到盡頭，應當終結。我記得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計劃時，我國就把轉變增長方式與轉變經濟體制并列為兩個轉變，當時許多官員和學者都不理解二者怎么可能等量齊觀。為什么中央早就看準的解決之道，卻在執行中一直受到抵觸呢？關鍵還在于各級政府依然掌握著一些重要資源的配置權力，GDP的增長依然是政績主要標志，各級政府的財政狀況依然和物質生產增長緊密相連。這些已經成為實現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的主要體制障礙。
魏杰：緩解資源環境壓力，必須形成資源節約型與環境友好型社會。為此，不僅要加強政府管制的作用，而且要更加注重市場機制的作用，使資源價格更能夠反映市場稀缺程度，從而對資源高消耗的經濟主體構成利益約束。
記者：高成本時代的中國企業怎樣謀求新優勢呢？
魏杰：企業應對高成本時代，無外乎兩條路線。一條路線是從成本優勢轉向技術優勢。企業要從核心技術創新、非核心技術創新、資源性技術創新中，選擇切合自身的技術創新路徑，構建實驗室經濟，組建技術團隊，籌措雄厚資金，深化體制改革。
另一條路線是通過企業自身的各種努力和改革創新，從傳統成本優勢轉向新成本優勢的獲得。如擯棄粗放型增長方式，推動自身的循環經濟，最大限度地節約資源；調整產業結構，挺進低消耗、低污染但附加值很高的產業，推動自身產業升級；調整產業鏈和價值鏈，重建新的增值、贏利模式。雖然我們提倡通過技術創新獲得核心競爭力，但實際上并不是所有行業和企業都能進行技術創新，如某些傳統工藝品制造業、各類服務業、玩具制造業等，這些企業主要應靠產品設計、品牌創造、銷售創新、服務增值等非生產環節增值模式的調整來獲得收益。
記者：應對高成本時代，除了企業經營戰略創新，政府要調整哪些政策？
魏杰：企業成本包括生產成本和社會成本，當企業生產成本上升時，政府就應該降低企業的社會成本，如降低企業所支付的各種審批費用等支出，尤其是要解決亂收費。此外，為企業提供更為便宜的公共產品，選擇時機適當減少稅負。不過，企業也不能將降低成本的希望都寄托在政府身上(有些社會成本如企業為職工繳納的各種社會保障基金是壓不下來的)，企業自身的信心和行動更重要。
記者：作為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之一，出口在前些年一直風光無限，近兩年為什么愈來愈遭詬病？
魏杰：1998年以后，我國經濟逐漸走上了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方式的道路，到2007年，出口對GDP的貢獻已接近40%。國際經驗表明，出口導向型經濟遲早要出問題的，本身潛伏著“脹死”和“憋死”兩種危機與風險：在國際市場對我國產品需求旺盛時，外需能支持出口的條件下，會將你“脹死”，而在外需不能支持出口的條件下，則會將你“憋死”。我國經濟2008年第四季度出現的企業萎縮倒閉，經濟增速急劇下滑，就是這種情況。1987年日本出口導向型經濟也出了問題，1997年東南亞同樣經濟泡沫破滅，最終使日本及東南亞各國進入較長的經濟衰退期。
記者：人們現已認識到這一弊端和禍害。中央近年的宏觀調控明確強調，要從出口導向型經濟轉向內需拉動型經濟。這一輪保增長，不是保原有傳統模式下的增長，實質上也是推動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
魏杰：不過，我們目前在啟動內需中似乎更多地注重對投資的啟動，對消費的啟動力度顯然較弱。誠然，投資與消費相比，見效快。保增長，人們往往首先關注投資，然后在抑制增長快速下滑的基礎上，有效啟動消費，最終全方位啟動內需。這種選擇并不錯。但我很擔心，在啟動內需中，謹防過于注重啟動投資而使中國經濟由出口導向型轉向投資拉動型。二者都不可取。
記者：為什么投資拉動型同樣難以維系未來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呢？
魏杰：內需的啟動最終要依賴于消費，也只有將有效消費作為經濟增長的內在驅動力，經濟增長才算是回歸其本意。
記者：當前大規模的政府投資可能給今后埋下哪些隱患？
魏杰：投資包括民生投資，其投資主體是政府；生產性投資，其投資主體是企業；資產投資，其投資主體是公眾。要注意民生投資可能會引發的問題：第一，如果投資控制不慎，將會出現一大批既沒有社會效益，也沒有經濟效益的所謂“政績工程”；第二，因為民生投資的主體是政府，往往容易產生權錢交易，搞得不好，腐敗就會大量產生；第三，在民生投資中，政府配置資源的權力極大，如果搞得不好，就會出現政府作用排擠市場功能，國有經濟排擠民營經濟的“雙擠出效應”，最終會使舊體制復歸而新體制受損；第四，民生投資，尤其是基礎設施投資，對保增長是有意義的，但對就業的吸納力不強，中小企業受惠也不會太多；第五，民生投資基本集權于中央，因而地方經濟的差異性和各地區在這次危機中所遇到困難的差異性往往會被忽視。
記者：擴大消費內需，喊了多年，效果總是不盡如人意，說明消費啟動“牽一發而動全身”，難度要比投資啟動大得多。
魏杰：啟動消費，包括啟動收入性消費、信貸性消費、預期性消費等三種形式，涉及面廣。它有賴于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社會保障體制改革以及財產制度改革的深化，涉及深層次經濟利益關系的調整，甚至涉及政治體制的改革。但是，改革的難度再大，也必須克服困難啟動消費，真正使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轉向消費內驅型。
記者：中央領導集體倡導科學發展觀，突出以人為本，重視民生福祉。在將來，中國經濟發展是否與國人民生改善更加唇齒相依？
魏杰：剛才說過，為什么我國的消費內需遲遲啟動不起來，迫使我們實行出口導向型和投資拉動型的增長模式？一大癥結就在于收入分配體制有問題。我國現有的收入分配體制的缺陷不少。在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中，國家占有的比例太高，而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中所占的比例太低，出現了國富而民并不富有，居民收入增長緩慢的狀態。國家更沒有注重將國民收入用于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而是重生產性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輕社會保障體制的建立。國家在再分配過程中，對居民之間的收入狀況調整的力度也不大，再加之腐敗和壟斷，形成了收入差距過大的狀態，中等收入者在社會階層中所占的比例太小。
改革開放激發的活力為國家創造了巨大的財富，但相當多的社會成員并沒有富起來。我曾提過，如果說改革前三十年是重在解決國富問題，而今后三十年則要以解決民富問題為中心。任何經濟活動都是為了人的福祉、為了人的發展。
記者：未來理順收入分配關系，實現共同富裕，應出臺哪些深化改革舉措？
魏杰：關鍵是重塑國家與居民的收入分配關系，新增收入要更多地向居民傾斜。要推進包括向居民免稅、退稅、提高個稅起征點為內容的稅制改革，推進讓居民能享有國有資產收益為特點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推進有利于提高居民財產性收入的金融體制和房地產體制改革。同時，將建立覆蓋全社會的社會保障制度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基礎性內容，不僅要將國家財富的增量更多地用于社會保障，還要將國有財產的存量部分也能用于社會保障(例如可以將優質國有資產納入社會保障體系)。還要加大對再分配過程的調控，尤其是要防范腐敗和壟斷所形成的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推動中等收入群體的壯大。
記者：在今后深化市場體制改革進程中，我們要特別謹防少數利益集團壟斷社會財富，我們拒絕權貴市場經濟，我們要的是人民的全民眾的市場經濟。而且，要解決民富的問題，政府也不能控制太多的社會財富。
魏杰：必須以民為本，而不是以政府為本。因此，我們要推動政治體制改革，限制國家權力體系支配社會財富的規模。人類社會由三大權利體系構成，一個是人權體系，一個是財產權體系，一個是國家權力體系，我們要有效界定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尤其是要防止國家權力體系過度支配和侵蝕人權體系和財產權體系。
記者：總結共和國60年民生建設得失，要提升13億人的幸福指數，有哪些民生短板或軟肋問題將來亟待解決呢？
魏杰：首先要擴大公共產品范圍，并實現公共產品享受均等化。居民消費包括個人消費和公共消費，居民公共消費產品主要是指醫療衛生、文化教育、社會保障、基礎設施。關注民生，雖然要對那些不能靠自身努力而滿足個人消費的弱勢群體提供個人消費保障，但更多的是要考慮提供更好的公共產品消費的保障。因此，政府要加大對醫療衛生、文化教育、社會保障、基礎設施這些公共產品的投資，擴大公共產品的范圍和提高其公益性程度。
記者：是否可以說，人們在公共產品享受上的免費程度越高，就表明民生狀況越好？
魏杰：是這樣。同時，居民個人消費和居民公共消費的支出比例，也是評價民生狀況的重要指標。改善民生呼喚財政支出體制的轉型，也就是從過去那種以生產性經營投資為中心的生產性財政，轉向以公共產品投資為重點的公共性財政。當然，民生的改善又有賴于社會財富的增長，有賴于中國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
記者：資本化無疑標志著市場化的深化，但資本化又往往會引發泡沫化。防范資產泡沫化的形成，是否與未來中國經濟命運息息相關？
魏杰：這確實也是我國經濟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不得不防。資產泡沫化不僅會中斷資本化進程，還會帶來經濟危機和社會動蕩。從世界各國的經驗教訓看，資產泡沫化往往都表現為股市泡沫和房地產泡沫，因此將來要穩定這兩大市場。
記者：中國經濟增長需要有虛擬經濟的支持，但是虛擬經濟的發展必須以服務而不是損害或沖擊實體經濟為前提。你認為，資產泡沫化對實體經濟會帶來什么危害？
魏杰：在2007年上半年短短的幾個月中，我國的房價竟然翻了兩番，泡沫太大，最后導致房子賣不掉，銷售嚴重下滑，拖累到與房地產相關的51個產業。在2007年年初，我們本應該有效穩定資產價格，但是我們實際上并沒有采取有效措施，使股價和房價都沖到了不應有的高度，而僅僅只是將GPI和PPI作為主要防范目標，這實際是放任了資產價格上漲而調控了實體經濟。現在看來，應將資產價格與CPI、PPI一樣，作為重要的宏觀經濟指標。
記者：將來如何在資本化進程中防范泡沫化沖擊？
魏杰：必須依靠立規則、勤疏導和巧隔斷三方組合聯動。立規則，就是構建合理的資產價格估值體系；勤疏導，就是推動靈活有序的流動性轉移；巧隔斷，就是設計有效的外部沖擊應對措施。
記者：這次全球金融危機，對我國有什么警示？
魏杰：我想特別指出一條，應該在激發市場經濟活力中有效解決貪婪無約束和信息不對稱。美國之所以出現次貸危機，一個根本原因就是美國經濟體制沒能解決好這一問題。我國2007年的教訓也應該記取。明明股價已大大超越了市盈率的正常界限，人們卻還在追逐股價，這不僅僅因為資本大鱷有貪婪的沖動，而且有中小投資者的貪婪趨向，這種貪婪無度在信息不對稱條件下，極易形成“集體性非理性”自我驅動，最終使股市泡沫自行破滅。房價也如此，明明已是天價，但開發商、投資者甚至一些地方政府在貪婪的利益驅動下，還在唱高房價。大多數住房消費者因為信息不對稱而跟風逐流。
記者：很顯然，須徹底實現信息公開化原則，才能消除市場經濟運行中的信息不對稱。保證那些具有天然信息不對稱性的產品和事件的信息公開化，促進信息對稱化，也理應成為服務型政府的重要職責之一。
魏杰：是的。而要制約貪婪，最關鍵之舉就是強化與利益最大化相關的責任。利益最大化是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但它是建立在應有責任基礎上的。因此，有必要將這種責任法治化，使那些只顧自身利益而無視社會責任的經濟主體受到法律嚴厲制裁，乃至身敗名裂。
發展轉型一：從低成本時代轉向高成本時代
記者：中國經濟發展已進入高成本時代，你早在2005年就公開發出過預警。那么，高成本時代將在多長時期內、多大程度上影響中國經濟的增速和發展大勢？
魏杰：過剩經濟與高成本，可以說是中國經濟和中國企業相繼遭遇的兩次大挑戰。在新中國長期的嚴重短缺經濟中，旺盛的市場需求拉動中國企業發展，但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中國經濟已從過去的短缺經濟走向過剩經濟，一大批企業被淘汰出局，遭遇到第一次挑戰。第二次挑戰——高成本時代的挑戰，將比原來經濟從短缺走向過剩的挑戰還要厲害，影響還要深遠。原來預計，這一時期在2015年到來，而根據各方面的統計觀察，高成本時代的到來足足提前了10年。
記者：為什么會提前不期而至？有哪些表現和信號？
魏杰：自2005年下半年開始，能源、原材料價格大幅度上升，資源瓶頸明顯暴露出來。與此同時，土地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價格也在上漲，人民幣升值壓力增大。長期以來，中國企業競爭力實際上更多是依靠成本低廉而體現比較優勢，也即成本優勢。但是，自2005年、2006年以來，這種低成本比較優勢在不斷喪失，低成本時代宣告結束。而對此，中國企業普遍心理準備不足，應對無方，最終陷入困境，導致中國經濟增長缺乏后勁。
記者：低成本時代一味拼資源、拼能源、拼土地的粗放型增長方式確實已走到盡頭，應當終結。我記得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計劃時，我國就把轉變增長方式與轉變經濟體制并列為兩個轉變，當時許多官員和學者都不理解二者怎么可能等量齊觀。為什么中央早就看準的解決之道，卻在執行中一直受到抵觸呢？關鍵還在于各級政府依然掌握著一些重要資源的配置權力，GDP的增長依然是政績主要標志，各級政府的財政狀況依然和物質生產增長緊密相連。這些已經成為實現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的主要體制障礙。
魏杰：緩解資源環境壓力，必須形成資源節約型與環境友好型社會。為此，不僅要加強政府管制的作用，而且要更加注重市場機制的作用，使資源價格更能夠反映市場稀缺程度，從而對資源高消耗的經濟主體構成利益約束。
記者：高成本時代的中國企業怎樣謀求新優勢呢？
魏杰：企業應對高成本時代，無外乎兩條路線。一條路線是從成本優勢轉向技術優勢。企業要從核心技術創新、非核心技術創新、資源性技術創新中，選擇切合自身的技術創新路徑，構建實驗室經濟，組建技術團隊，籌措雄厚資金，深化體制改革。
另一條路線是通過企業自身的各種努力和改革創新，從傳統成本優勢轉向新成本優勢的獲得。如擯棄粗放型增長方式，推動自身的循環經濟，最大限度地節約資源；調整產業結構，挺進低消耗、低污染但附加值很高的產業，推動自身產業升級；調整產業鏈和價值鏈，重建新的增值、贏利模式。雖然我們提倡通過技術創新獲得核心競爭力，但實際上并不是所有行業和企業都能進行技術創新，如某些傳統工藝品制造業、各類服務業、玩具制造業等，這些企業主要應靠產品設計、品牌創造、銷售創新、服務增值等非生產環節增值模式的調整來獲得收益。
記者：應對高成本時代，除了企業經營戰略創新，政府要調整哪些政策？
魏杰：企業成本包括生產成本和社會成本，當企業生產成本上升時，政府就應該降低企業的社會成本，如降低企業所支付的各種審批費用等支出，尤其是要解決亂收費。此外，為企業提供更為便宜的公共產品，選擇時機適當減少稅負。不過，企業也不能將降低成本的希望都寄托在政府身上(有些社會成本如企業為職工繳納的各種社會保障基金是壓不下來的)，企業自身的信心和行動更重要。
發展轉型二：從出口導向型和投資拉動型轉向消費內驅型
記者：作為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之一，出口在前些年一直風光無限，近兩年為什么愈來愈遭詬病？
魏杰：1998年以后，我國經濟逐漸走上了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方式的道路，到2007年，出口對GDP的貢獻已接近40%。國際經驗表明，出口導向型經濟遲早要出問題的，本身潛伏著“脹死”和“憋死”兩種危機與風險：在國際市場對我國產品需求旺盛時，外需能支持出口的條件下，會將你“脹死”，而在外需不能支持出口的條件下，則會將你“憋死”。我國經濟2008年第四季度出現的企業萎縮倒閉，經濟增速急劇下滑，就是這種情況。1987年日本出口導向型經濟也出了問題，1997年東南亞同樣經濟泡沫破滅，最終使日本及東南亞各國進入較長的經濟衰退期。
記者：人們現已認識到這一弊端和禍害。中央近年的宏觀調控明確強調，要從出口導向型經濟轉向內需拉動型經濟。這一輪保增長，不是保原有傳統模式下的增長，實質上也是推動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
魏杰：不過，我們目前在啟動內需中似乎更多地注重對投資的啟動，對消費的啟動力度顯然較弱。誠然，投資與消費相比，見效快。保增長，人們往往首先關注投資，然后在抑制增長快速下滑的基礎上，有效啟動消費，最終全方位啟動內需。這種選擇并不錯。但我很擔心，在啟動內需中，謹防過于注重啟動投資而使中國經濟由出口導向型轉向投資拉動型。二者都不可取。
記者：為什么投資拉動型同樣難以維系未來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呢？
魏杰：內需的啟動最終要依賴于消費，也只有將有效消費作為經濟增長的內在驅動力，經濟增長才算是回歸其本意。
記者：當前大規模的政府投資可能給今后埋下哪些隱患？
魏杰：投資包括民生投資，其投資主體是政府；生產性投資，其投資主體是企業；資產投資，其投資主體是公眾。要注意民生投資可能會引發的問題：第一，如果投資控制不慎，將會出現一大批既沒有社會效益，也沒有經濟效益的所謂“政績工程”；第二，因為民生投資的主體是政府，往往容易產生權錢交易，搞得不好，腐敗就會大量產生；第三，在民生投資中，政府配置資源的權力極大，如果搞得不好，就會出現政府作用排擠市場功能，國有經濟排擠民營經濟的“雙擠出效應”，最終會使舊體制復歸而新體制受損；第四，民生投資，尤其是基礎設施投資，對保增長是有意義的，但對就業的吸納力不強，中小企業受惠也不會太多；第五，民生投資基本集權于中央，因而地方經濟的差異性和各地區在這次危機中所遇到困難的差異性往往會被忽視。
記者：擴大消費內需，喊了多年，效果總是不盡如人意，說明消費啟動“牽一發而動全身”，難度要比投資啟動大得多。
魏杰：啟動消費，包括啟動收入性消費、信貸性消費、預期性消費等三種形式，涉及面廣。它有賴于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社會保障體制改革以及財產制度改革的深化，涉及深層次經濟利益關系的調整，甚至涉及政治體制的改革。但是，改革的難度再大，也必須克服困難啟動消費，真正使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轉向消費內驅型。
發展轉型三：從重國富轉向重民富
記者：中央領導集體倡導科學發展觀，突出以人為本，重視民生福祉。在將來，中國經濟發展是否與國人民生改善更加唇齒相依？
魏杰：剛才說過，為什么我國的消費內需遲遲啟動不起來，迫使我們實行出口導向型和投資拉動型的增長模式？一大癥結就在于收入分配體制有問題。我國現有的收入分配體制的缺陷不少。在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中，國家占有的比例太高，而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中所占的比例太低，出現了國富而民并不富有，居民收入增長緩慢的狀態。國家更沒有注重將國民收入用于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而是重生產性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輕社會保障體制的建立。國家在再分配過程中，對居民之間的收入狀況調整的力度也不大，再加之腐敗和壟斷，形成了收入差距過大的狀態，中等收入者在社會階層中所占的比例太小。
改革開放激發的活力為國家創造了巨大的財富，但相當多的社會成員并沒有富起來。我曾提過，如果說改革前三十年是重在解決國富問題，而今后三十年則要以解決民富問題為中心。任何經濟活動都是為了人的福祉、為了人的發展。
記者：未來理順收入分配關系，實現共同富裕，應出臺哪些深化改革舉措？
魏杰：關鍵是重塑國家與居民的收入分配關系，新增收入要更多地向居民傾斜。要推進包括向居民免稅、退稅、提高個稅起征點為內容的稅制改革，推進讓居民能享有國有資產收益為特點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推進有利于提高居民財產性收入的金融體制和房地產體制改革。同時，將建立覆蓋全社會的社會保障制度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基礎性內容，不僅要將國家財富的增量更多地用于社會保障，還要將國有財產的存量部分也能用于社會保障(例如可以將優質國有資產納入社會保障體系)。還要加大對再分配過程的調控，尤其是要防范腐敗和壟斷所形成的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推動中等收入群體的壯大。
記者：在今后深化市場體制改革進程中，我們要特別謹防少數利益集團壟斷社會財富，我們拒絕權貴市場經濟，我們要的是人民的全民眾的市場經濟。而且，要解決民富的問題，政府也不能控制太多的社會財富。
魏杰：必須以民為本，而不是以政府為本。因此，我們要推動政治體制改革，限制國家權力體系支配社會財富的規模。人類社會由三大權利體系構成，一個是人權體系，一個是財產權體系，一個是國家權力體系，我們要有效界定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尤其是要防止國家權力體系過度支配和侵蝕人權體系和財產權體系。
記者：總結共和國60年民生建設得失，要提升13億人的幸福指數，有哪些民生短板或軟肋問題將來亟待解決呢？
魏杰：首先要擴大公共產品范圍，并實現公共產品享受均等化。居民消費包括個人消費和公共消費，居民公共消費產品主要是指醫療衛生、文化教育、社會保障、基礎設施。關注民生，雖然要對那些不能靠自身努力而滿足個人消費的弱勢群體提供個人消費保障，但更多的是要考慮提供更好的公共產品消費的保障。因此，政府要加大對醫療衛生、文化教育、社會保障、基礎設施這些公共產品的投資，擴大公共產品的范圍和提高其公益性程度。
記者：是否可以說，人們在公共產品享受上的免費程度越高，就表明民生狀況越好？
魏杰：是這樣。同時，居民個人消費和居民公共消費的支出比例，也是評價民生狀況的重要指標。改善民生呼喚財政支出體制的轉型，也就是從過去那種以生產性經營投資為中心的生產性財政，轉向以公共產品投資為重點的公共性財政。當然，民生的改善又有賴于社會財富的增長，有賴于中國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
發展轉型四：從資產泡沫化到去泡沫化
記者：資本化無疑標志著市場化的深化，但資本化又往往會引發泡沫化。防范資產泡沫化的形成，是否與未來中國經濟命運息息相關？
魏杰：這確實也是我國經濟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不得不防。資產泡沫化不僅會中斷資本化進程，還會帶來經濟危機和社會動蕩。從世界各國的經驗教訓看，資產泡沫化往往都表現為股市泡沫和房地產泡沫，因此將來要穩定這兩大市場。
記者：中國經濟增長需要有虛擬經濟的支持，但是虛擬經濟的發展必須以服務而不是損害或沖擊實體經濟為前提。你認為，資產泡沫化對實體經濟會帶來什么危害？
魏杰：在2007年上半年短短的幾個月中，我國的房價竟然翻了兩番，泡沫太大，最后導致房子賣不掉，銷售嚴重下滑，拖累到與房地產相關的51個產業。在2007年年初，我們本應該有效穩定資產價格，但是我們實際上并沒有采取有效措施，使股價和房價都沖到了不應有的高度，而僅僅只是將GPI和PPI作為主要防范目標，這實際是放任了資產價格上漲而調控了實體經濟。現在看來，應將資產價格與CPI、PPI一樣，作為重要的宏觀經濟指標。
記者：將來如何在資本化進程中防范泡沫化沖擊？
魏杰：必須依靠立規則、勤疏導和巧隔斷三方組合聯動。立規則，就是構建合理的資產價格估值體系；勤疏導，就是推動靈活有序的流動性轉移；巧隔斷，就是設計有效的外部沖擊應對措施。
記者：這次全球金融危機，對我國有什么警示？
魏杰：我想特別指出一條，應該在激發市場經濟活力中有效解決貪婪無約束和信息不對稱。美國之所以出現次貸危機，一個根本原因就是美國經濟體制沒能解決好這一問題。我國2007年的教訓也應該記取。明明股價已大大超越了市盈率的正常界限，人們卻還在追逐股價，這不僅僅因為資本大鱷有貪婪的沖動，而且有中小投資者的貪婪趨向，這種貪婪無度在信息不對稱條件下，極易形成“集體性非理性”自我驅動，最終使股市泡沫自行破滅。房價也如此，明明已是天價，但開發商、投資者甚至一些地方政府在貪婪的利益驅動下，還在唱高房價。大多數住房消費者因為信息不對稱而跟風逐流。
記者：很顯然，須徹底實現信息公開化原則，才能消除市場經濟運行中的信息不對稱。保證那些具有天然信息不對稱性的產品和事件的信息公開化，促進信息對稱化，也理應成為服務型政府的重要職責之一。
魏杰：是的。而要制約貪婪，最關鍵之舉就是強化與利益最大化相關的責任。利益最大化是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但它是建立在應有責任基礎上的。因此，有必要將這種責任法治化，使那些只顧自身利益而無視社會責任的經濟主體受到法律嚴厲制裁，乃至身敗名裂。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備案號：11010802023656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