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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經觀察 中國制造迎來品質革命①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加快制造強國建設”“來一場中國制造的品質革命”。從制造大國邁向制造強國，近年來國家出臺了一系列優化環境、釋放活力的政策措施，企業也是摩拳擦掌、躍躍欲試。

當前，如何進一步激發制造業企業提質增效的動力？如何盡快補上短板、全面提升品質？如何順應產業變革之勢，打造中國制造升級版？這既是推動制造大國邁向制造強國的關鍵環節，也是制造業企業開啟高質量發展亟須破解的課題。從今天起，本版推出“中國制造迎來品質革命”系列報道，聚焦中國制造轉型升級的新進程。

——編 者

“過去蓄電池類別下面包含了儲能用、摩托車用、電動助力車用等十來個單元，企業想開發生產一個新單元，就得單獨申請一次生產許可證，等發證下來至少得6個月，很可能就錯過市場機遇。去年取消了蓄電池的工業產品生產許可證后，企業有更多精力投入技術創新，推動轉型升級了。”天能集團項目與知識產權部員工談志農告訴記者。

去年，我國取消和下放一批工業產品生產許可、簡化審批程序，實施生產許可證管理的產品減至38類，蓄電池便是取消的產品類別之一。今年，《政府工作報告》進一步提出，大幅壓減工業生產許可證，強化產品質量監管。

許可證“瘦身”空間不小

同一條冰箱生產線，小冰箱只需產品認證，大冰箱卻要有許可證才能生產

對于制造業企業來說，工業產品生產許可證是其啟動運營的重要前置條件。沒有許可證，別說產品投放市場，開動生產線就不合規。

然而，在很多制造業企業看來，這個許可證有必要大力壓減。

“我們已經呼吁好多年，這次《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大幅壓減工業生產許可證，希望能夠解決這個問題。”安徽一家冰箱企業負責人告訴記者，冰箱產品長期存在一種產品兩種準入制度的現象，同一條生產線，生產工藝和材料沒有本質差別，有效容積500立升以下的冰箱（簡稱“小冰箱”）進行3C認證，500立升以上的冰箱（簡稱“大冰箱”）要申請生產許可證。

根據中怡康線下市場監測數據，2017年大冰箱零售額份額已達到35.09%，并且近5年呈逐漸上升趨勢。“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家里有一個冰箱就很不錯了，基本都是小容積，但現在500立升以上的家用冰箱越來越常見，矛盾也就出來了。”該冰箱企業負責人說，兩種準入制度，企業管理要兩套體系，檢測也要弄兩套，增加不少負擔，然而大小冰箱又要接受統一的能效標識管理，企業感覺無所適從。“據我了解，一些同行干脆就不開發大冰箱了，還有的是生產500立升以上但把容積標小。”

“2009年以來，我們多次向有關部門反映過這一問題，希望盡早廢除大冰箱生產許可證，實行冰箱產品一個準入制度，大冰箱最好跟隨大多數產品轉為3C認證，這也和國際通行做法一致。”中國家電協會有關負責人說。

據了解，工業生產許可證制度上世紀80年代在我國確立。“它屬于行政許可項目，由政府部門發證并監管，是針對生產企業，依法授予許可生產該項產品的憑證的行政許可。”國家認監委認證監管部副主任王昆介紹。當時市場經濟剛剛興起，出現了不少生產設備不達標、產品質量低劣的企業，在這樣的背景下，工業產品生產許可證制度出臺。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完善，許可證制度的弊端也逐漸凸顯：一些產品質量穩定、行業自律程度高，前置審批不利于活力釋放；審核周期過長，有時企業要派人一趟趟跑部門；多個部門存在重復許可問題……改革呼聲高漲。

近年來，工業產品生產許可證制度改革不斷深入：管理目錄進一步壓縮，從5年前的61類壓減至38類；審批程序更加簡化，企業獲證時間從5年前的60個工作日壓縮至最快當場取證；停止征收生產許可證審查費用和發證檢驗費用，每年可為企業減負近1.5億元。一項項改革降低了企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為實體經濟提質增效添了不少力，但企業仍然期待，壓減的范圍更大、力度更大。

放得下還要管得好

該放的權要放，該承擔的責任也不可推托

去年召開的全國深化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電視電話會議強調，除涉及安全、環保事項外，凡是技術工藝成熟、通過市場機制和事中事后監管能保證質量安全的產品，一律取消生產許可；對與消費者生活密切相關、通過認證能保障產品質量安全的，一律轉為認證。對管理目的相同或類似的不同部門許可事項，要加快清理合并。

許可證少了，企業負擔小了，但擔心隨之而來。企業擔心，會出現推諉扯皮、變相許可等問題嗎？消費者擔心，前期審批沒了，產品質量如何保證？一些部門會不會認為權力少了、擔子輕了，做甩手掌柜？“應當明確，許可證‘減肥’，絕不代表政府和企業的責任減輕，該放的權要放，該承擔的責任也不可推托。”中國人民大學商法研究所所長劉俊海說。

放得下還要管得好。“放開事前審批，對事中事后監管提出了更高要求。‘雙隨機、一公開’的抽查方式就很有必要，要擴大抽查覆蓋面、增加抽查頻次和品種，消除監管套利現象；對于已頒發的許可證，事中事后監管如發現不符合要求，要及時依法撤銷。通過公平的‘管’保障更大程度的‘放’。”劉俊海認為。“現在監管嚴了，企業也不敢隨便亂來。過去還能估摸著監管部門什么時候來查，承檢機構也比較熟悉，現在抽查都是隨機抽取和匹配，就算想尋個方便也不知道找誰。”浙江一家企業負責人說。

放得下還要轉得了。去年，電熱毯、助力車、摩托車乘員頭盔等3類產品由工業生產許可證轉為實施3C認證管理。有企業擔心，3C認證會不會成了“變相許可”，戴市場帽子收企業票子？許可與認證制度能否順利轉換銜接？“這次轉的3類產品都屬于大眾消費品，實施3C認證管理符合WTO原則、與國際通行合格評定管理制度接軌，例如電熱毯納入3C認證后可以促進國際互認，擴大產品出口。”王昆介紹，國家認監委已要求指定認證、檢測機構在認證過程中，全面承認相關產品許可證檢測、審查結果，減免認證檢測收費，穩妥做好轉認證工作。“為了避免變相許可，我們還將進一步打破認證市場壟斷，擴大認證機構指定范圍，讓企業有充分的自主選擇認證機構權利；針對一些檢測認證活動不規范現象，集中排查問題，逐一整改落實，并向社會公布查處結果。”

放得下還要接得住。1月15日起，工業產品生產許可證“一企一證”改革在全國范圍內實施。2月初，江西理文化工公司就拿到了江西省質監局頒發的首張“一企一證”工業產品生產許可證，“以前我們危險化學品有機產品、無機產品和氯堿產品有三本許可證，增加不同類別里的單元，還得分開來審查，送檢等也很麻煩。通過改革，變成一次申請、一并審查、一次發證，確實方便了。”該公司品質管理部經理彭于輝說。“去年下放給省質監部門的8類工業產品生產許可證管理權限，我們已全部委托給企業所在地的設區市局和省直管試點縣（市）局辦理，以減少審批層級、方便企業就近辦理。”江西省質監局有關負責人介紹。

最終有助于提升品質

有利于鼓勵企業研發新技術、新工藝，市場產品種類將更加豐富

“放出活力、管出公平了，但真正要提升產品質量，加快制造強國建設，治本之道還在于落實企業主體責任。”劉俊海認為，一方面要通過懲罰性賠償制度，讓違法企業的違法成本高于違法收益，杜絕“劣幣驅逐良幣”的不公平現象；另一方面，要激活公益訴訟制度，切實扭轉消費者為了“追回一只雞，得殺一頭牛”的尷尬現象。“發達國家一般只有認證制度，沒有許可證制度。從他們的經驗看，就是要推進懲罰性賠償制度讓企業不敢以身試法，形成高壓態勢。”國際質量科學院院士鄧績認為，要建立完善的責任制度，讓產品質量問題可追溯到具體環節，“比如出了問題，能快速弄清楚是哪個批次、哪個生產過程的責任”。

專家們談道，打造質量強國必須打造消費者友好型的協同共治體系。比如應該發揮行業協會的自律監管作用，“現在行業協會不少，但有些是當一天和尚一天鐘都不敲，每年開個年會就什么都不管了，這種占山為王的協會不能再要。”劉俊海認為，與此同時，該賦予行業協會的權限和職責也應該賦予，讓他們既能和政府協商，又能對企業進行監管和服務，這樣才能形成無縫銜接、良性互動的協同共治體系。

鄧績認為，目前來看，我國的質量信用評價還要加強，“現在我們也有企業信息公示系統，輕則納入經營異常名錄，重則納入‘黑名單’，讓企業一處失信、處處受限。此外，還應該支持和鼓勵行業組織和社會中介組織，探索開展基于行業自律的質量保障能力評價。”

對于下一步改革動作，記者在不久前召開的全國產品質量監督工作會議上獲悉，對于繼續實施生產許可證管理的38類產品，將進行深入的質量風險評估，再取消、下放一批產品，壓縮生產許可發證的層級，原則上不再設立規格型號；大幅刪減企業申報中的“繁文縟節”，擴大試行簡化審批程序的地區范圍和產品范圍，逐步推行申報材料“一單一書一照一報告”制；選取部分地區開展證后監管改革試點，探索建立證后監管與質量信用監管相結合的新模式等。

“大幅壓減工業產品生產許可證，有利于鼓勵企業研發新技術、新工藝，市場產品種類將更加豐富，一場中國制造的品質革命正在到來。”劉俊海說。

中國制造正從“有沒有”向“好不好”跨越

品質=質量+品牌（產經觀察 中國制造迎來品質革命②）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全面開展質量提升行動，推進與國際先進水平對標達標”“來一場中國制造的品質革命”。何為品質革命？品質革命應從何處著力？記者進行了采訪。

對中國制造提出更高要求

品質革命既要在質量上實現突破，更要在品牌上站穩腳跟

2016年5月，“品質革命”一詞首次出現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2018年3月，“品質革命”被寫進《政府工作報告》。

何為品質？

“品質可以理解為質量加品牌。”中國質量管理協會副會長陸燕蓀說。在日前舉行的中國制造品質革命座談會上，陸燕蓀反復強調，一個產品只有質量好，同時又有一定品牌附加值才稱得上品質好。“品質革命首先意味著品牌、質量要‘雙提升’。”陸燕蓀說，品質革命對中國制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在質量上有所突破，更要在品牌上站穩腳跟。

品質革命，根在質量。新時代的質量提升，“應做到全方位、重細節、無死角。”中鐵工程裝備集團有限公司總工程師王杜娟強調，“中國的一些裝備產品，技術性能與德國、日本的先進型號別無二致，卻因為油漆、焊縫等外觀工藝的‘疏忽’，在海外市場被人詬病。中鐵裝備的盾構機產品就是因為做到了‘內外兼修’而享譽海外。”

品質革命，長于品牌。在今年全國兩會上，山東如意集團董事長邱亞夫一句“為什么我國消費者寧可花2萬元買‘加拿大鵝’，也不愿意花2000元買國產羽絨服”引起熱議。邱亞夫自問自答，“這就是品牌的差距”，呼吁中國服裝撕掉廉價標簽，加強品牌建設。

“品質革命還意味著不斷提高效益和技術水平，在國際市場競爭中不斷開啟新的市場領域，滿足新的消費需求等。”陸燕蓀說。

目前，中國制造的品質在滿足新消費需求上做得還遠遠不夠。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原院長周其仁認為，過去消費者的要求是看重“有沒有”，如今則看重“好不好”，“現在的市場對品質出價了，現有產品的品質卻滿足不了內需，從代購、海淘的流行、進口消費品猛增就可以看出其間的鴻溝有多么大！”

3年前國人到日本搶購智能馬桶蓋一事至今令人記憶猶新。而經過質量提升行動，2017年6月，智能馬桶蓋全行業產量上升29%，國內銷量上升43%，出口量上升4%，背馬桶蓋的現象逐步減少。“我們現在生產的很多產品，只要品質改善一點，提升一點，就會有巨大的市場。”周其仁說。

技術爆發提供新契機

智能制造、工業互聯網、大數據，開辟提升品質的新路徑

品質革命如何進行？

在中國質量協會會長賈福興看來，以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的爆發為全球價值鏈重構提供了新的契機，推行品質革命正當其時。

新技術提供了質量提升的新契機。

“如果說工匠精神可以在現有的生產水平上讓產品無限趨近質量的極致，那么科技創新則可讓產品質量實現大跨度進步，甚至突破性飛躍。”美的家用空調事業部總經理吳文新說。

以美的的空調生產線為例，進行智能化改造后，其單條生產線的一次組裝合格率從人工組裝的極限97%上升到了99.9%。“改造后，信息化品質控制點從原有的6個增加到了108個，把控能力更強，再加上設備的穩定性比人工更高，合格率提升也就成為必然。” 吳文新說。

湖南紅太陽光電科技有限公司也嘗到了智能制造的甜頭。通過智能物流傳輸及倉儲系統、制造執行系統、智能制造管控平臺等系統建設，紅太陽公司實現了車間的數字化管控，產品不良品率降低30%。

新技術提供了品牌彎道超車新契機。

依托工業大數據平臺將地面的服務人員位置、車輛開工信息、配件庫存信息進行集中管理，三一重工建立了一套“天地人合一，一二三線協同”的服務體系，實現了“2小時到底”（即當工程機械發生故障時，服務人員根據車輛歷史開工情況判斷故障，利用GPS衛星回傳的車輛位置，選擇最近的服務車帶著故障所需配件2小時內到達現場），24小時內解決問題，遙遙領先國外廠商，幫助三一品牌打開國際市場、立足世界。

新技術提供了滿足個性化需求的新契機。

以往，通過市場調研或者分析銷售數據來獲取市場需求，往往如大海撈針。而在海爾的大規模定制解決方案平臺（又稱COSMOPlat）上，3.1億終端用戶、80萬微店主、3.3萬家專賣店和眾多專業社群的“槽點”“痛點”被實時獲取，經大數據分析，直接轉化成2000條設計創意，形成200個新產品投放市場。游戲筆記本雷神，根據網絡游戲玩家的3萬條抱怨研發而成，2014年首批問世的3000臺21分鐘售罄，2016年營業收入突破10.4億元，2017年登陸新三板。

基于大規模定制解決方案平臺，目前海爾定制全周期只有30天，是業內平均水平的一半，不入庫率高達69%。“我們已經不是家電制造商，而是基于物聯網的服務提供方，致力于和用戶一起定制更加智慧、便捷、舒適的生活。” 海爾COSMOPlat大規模定制總經理王曉虎說。

對標國際是方向

從“保底線”到“拉高線”，標準引領品質革命

國際市場是檢驗品質革命成果的“試金石”。中國產品走向國際，首先就要對標國際先進標準。

“品質革命的主角是企業，作為政府部門、行業協會，幫助企業做好對標工作、找準差距是一種正向引導。”賈福興說。

數據顯示，目前我國國際標準的轉化率（即國際標準被國家標準、行業標準等國內標準采納的比例）整體已達85.47%。與國際標準相比，我國部分標準還有一定差距，處于跟跑狀態；較大部分中國標準與國際標準水平基本一致，處于并跑狀態；還有部分標準領先于國際標準水平，處于領跑狀態，如煙花爆竹、絲綢、中醫藥、家用電器、高鐵、民用核電、網絡通信、特高壓交流輸電等領域。國家標準委主任田世宏介紹，到2020年，我國重點裝備制造業領域國際標準轉化率將達到90%以上，主要消費品與國際標準一致性程度達到95%以上。

今年，國家標準委將繼續開展與國際先進標準的對標工作，“我們力爭通過3年時間，一個企業一個企業、一類產品一類產品地開展企業實施標準與先進標準的比對分析，找到差距，開展達標行動。”田世宏說。

需要指出的是，“國家標準常常是妥協的產物，更多起到‘保底線’的作用，龍頭企業的企業標準、團體標準才能真正‘拉高線’。”陸燕蓀說，我國的團體標準制定工作剛剛展開，行業協會責任重大，希望我國的團體標準也能多點開花，擁有真正的市場影響力。

除了標準引導，品質革命還需要投入真金白銀，政府的保駕護航必不可少。“由于辦證等制度性交易成本過高，許多企業不得不降低必要的成本投入，產品質量也隨之降低。”陸燕蓀說，這些無形的束縛將影響企業進行品質革命的熱情以及最終的效果。他表示，政府部門應做好政策和制度環境的有效供給，特別是要完善市場準入，營造公平競爭的營商環境，加強市場監管，嚴打假冒偽劣，防止劣幣驅逐良幣，為企業進行品質革命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