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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我國正在全面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但真正能夠實現自主創新的組織或區域仍然不多見。作為創新發展的主戰場，國家高新區雖然具備了一定的創新能力和較強的經濟實力，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相當的差距。圍繞“改革創新、升級發展”命題，本文要解決的問題是，發展科技型中小企業是否成為國家高新區發展主線？或者將科技型中小企業成長納入國家高新區創新發展路線圖，需要怎樣的政策環境支撐？這是新時代對國家高新區發展提出一道課題。

為何要關注科技型中小企業

科技型中小企業是以科技人員為主體，由科技人員創辦、主要從事高新技術產品研發、生產、銷售，以技術創新為核心、科技成果產業化為主要內容的知識密集型的中小規模公司。按照我國的標準，年銷售收入和資產總額小于5億元，職工人數少于500人，大專以上學歷占比高于30%，研發人員占比超過10%，研發經費占比超過3%，銷售利潤率超過20%，資產負債率低于70%的企業可被認定為科技型中小企業。科技型中小企業之所以成為創新發展的重要標志，是因為這類企業所處地位及肩負的重任決定的。

一、科技型中小企業是創新主力軍。從理論上考察，創新發展的主線可歸結為企業成長問題。而企業成長理論經歷幾個發展階段——古典經濟學（規模經濟理論、范圍經濟理論）、制度經濟學（企業邊界理論、交易費用理論）、企業內生因素學派（Penrose代表）（企業資源理論：企業資源—企業能力—企業成長），其核心理論是解決企業的專業化、技術化與資源整合能力。從實踐上觀察，科技型中小企業是科技創新的主要載體和生力軍。以我國國家高新區為例，2015年科技型中小企業達到6.8萬家，占園區企業總數的91%，發明專利占全國總數的25%，研發經費投入（R&D）強度（R&D/GDP）為5.45，高出全國平均水平3倍。在美國，近70%以上專利與科技成果由科技型中小企業創造，科技型中小企業專利是大企業的2倍多；我國科技型中小企業擁有的專利數量占比達到65%，超過80%的新產品和新技術由科技型中小企業創新。

二、科技型中小企業是增長的新動能。在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增長模式中，人們往往關注的是“高大上”的龍頭企業，因為這些巨型企業能夠帶來短期增長。然而，由于規模或壟斷的天然驅使，其創新的內生動力并不足。與此相反，科技型中小企業為取得生存空間，必須以創新能量謀求發展。國內外大量的創新實踐證明，一旦條件和機會成熟，科技型中小企業將呈現爆發式增長。在中國經濟新常態下，成為經濟增長新生力量的是科技型中小企業。以廣州開發區為例，近兩年來廣州開發區傳統產業已經處于下行空間，一些過去增長巨頭甚至出現負增長，而科技型中小企業卻以20%-30%的速度增長。深圳市亦是如此。該市3000多家高新技術企業中，70%以上是科技型中小企業，近年來也是以30%左右的速度高速增長，形成了新一輪創新發展浪潮。

三、科技型中小企業是發展的新引擎。發展重于增長，發展比增長要求更為豐富的內涵，要求有可持續增長動力機制。從市場主體看，科技型中小企業因其理念新、活力強，已成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要力量。科技型中小企業作為經濟創新發展的“新引擎”，“新”就新在增長理念新、增長動力新、增長路徑新、增長的可持續新。國內外大量的實踐經驗表明，科技型中小企業的成功帶來了觀念變化、要素創新、就業增長、結構優化、績效改善等方面的變革。與傳統經濟模式消耗資源、支付環境代價等比較，科技型中小企業正是我國經濟新常態背景下實現科學發展的新引擎。

四、科技型中小企業面臨成長的新煩惱。雖然前面三個方面令人振奮，但是科技型中小企業屬于“高風險、高投入、高成長、長周期”的特殊企業。“三高一長”特點使得科技型中小企業面臨成長過程中的“煩惱”：融資難，長不大；人才缺，舉步艱；市場大，體量小；轉化低，成長慢等。雖然許多地方為此進行改革創新，但仍然脫離不了大的境況，仍然沒有根本性的制度變革。換言之，在現行體制及機制設計下，科技型中小企業往往不被看好，隨時可能步入發展的“死亡谷”，即便在國家高新區也是改善甚微。這一狀況如果不能得到改變，國家高新區擔負區域創新主體的任務將難以完成，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也難以真正實施到位。

發達國家如何發展中小企業

如果我們觀察發達國家發展科技型中小企業的做法，就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重視。在美國、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科技型中小企業發展，已經具備完善的政策法律環境。

一、產業規劃——中小企業成長空間。科技產業規劃無疑是創新發展的先行之舉，在此方面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值得我們學習與借鑒。例如，美國硅谷依托美國斯坦福大學、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等名校，圍繞技術開發重點發展電子信息、軟件開發、生物技術，打造重技術、輕資產型的全球最好的高新技術產業園；德國柏林的亨利希斯多夫產業園，一開始就定位生物技術開發，政府投資2000萬歐元打造公共平臺，催生出生物技術及其關聯產業知名企業。由于科技型中小企業扶持政策到位，德國隱性冠軍企業風靡全球（占比超過50%），成為高端制造領域的技術龍頭，“德國工業4.0”也成為全球許多國家發展的標桿。

二、要素供給——中小企業成長基石。科技型中小企業的關鍵要素在于技術、人才、資金、制度、政策等，這決定了科技型中小企業的創新能力和成長能力。例如，在政產學研合作方面，美國組建了面向相關產業的研究中心，加速高校、科研院所研究成果的產業化進程，引導企業與科研院所共同開發技術項目，這些活動中，政府都拿出“真金白銀”。德國形成了企業主導、政府主導型模式，且大都得到了政府資助。日本政府撥付政策性金融機構大量資本金，為中小企業發放低息貸款。此外，日本還注重通過中小投資育成公司和風投機構解決企業融資問題，前者以接受科技型中小企業新增股份、可轉換債券的投資方式提供融資支持，后者對新興的、創造型的科技型中小企業直接提供金融援助。

三、政府服務——中小企業成長保姆。科技型中小企業需要政府支持與行業支撐，這有賴于完備的科技服務體系建設，發達國家政府提供的經驗完全可以學習借鑒。例如，美國早在1953年就成立了小企業管理局,設立私人經營的小型企業投資公司（SBIC）。1953年，日本也成立了中小企業金融公庫，鼓勵設立中小投資育成公司、大量風險投資機構，為科技型中小企業提供全方位服務。

四、政策驅動——中小企業成長保障。科技型中小企業成長需要良好的宏觀政策環境，其中的關鍵因素是精準的科技政策支持。例如，1953年，美國就出臺了《小企業法》《小企業投資法案》（SBIA）,SBIC發起人每投資1美元到風投項目中，就能從政府獲得4美元的借款（利率僅為2%）。此外，美國還建立了世界上最多的科技企業孵化器，美國聯邦政府對孵化器的所有投資占其總投資的51%-57%。日本號稱是產業政策的創造者，為科技型中小企業制定了各種稅收優惠政策，包括機械設備特別折舊制度和IT投資優惠制度。

需要何種創新發展思維

毫無疑問，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已經成為各地的頭號戰略，特別是國家高新區要勇于擔當。但口號不能停留在空中，必須要落在抓科技型中小企業的實處，實現創新發展中的思維變革。從實戰上分析，就是如何抓住創新發展路徑。具體來說，就是圍繞創新能力、創新績效、創新環境等方面，用何種新思維、新路子促進科技型中小企業發展，既要有內生因素（企業），更要有外部促進動力（政府）支撐。

一、抓”中小”就是抓創新——重視。由于科技型中小企業的創新性、技術性、高成長性等特性決定，科技創新的主體就是這類企業，因此抓中小科技型企業發展，本質上就是抓住了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主線。在創新驅動發展的戰略布局下，這一思想觀念應毫不動搖，并且要貫穿到區域技術創新和產業創新的始終。對于經濟性功能區，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要向高新區轉型，國家高新區要回歸高新區功能定位，兩類開發區應成為科技型中小企業成長發展的“天堂”，國家高新區更是責無旁貸。

二、沒有數量就沒有質量——育苗。科技型中小企業具有鮮明的生命運行規律。美國中小企業壽命達到4年的只有50%，達到8年的僅占30%，而我國中小企業生命周期更短（我國工業部門統計平均壽命約4年、壽齡在10年以上僅占15%），這也意味著4年內至少一半的企業要破產、死亡。因此，必須強調企業數量，只有大力開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最大限度地實施科技成果商品化、產業化，做大做強科技型中小企業數量，才有可能保存一批科技企業精英。截至2017年年底，我國納入世界一流園區管理的6家國家高新區，平均每家國家高新區擁有科技企業1.5萬家，這為科技創新及產業化發展奠定良好基礎。

三、滿天星星輝映著月亮——成林。把一大批創新的“苗子”培育成科技創新的“參天大樹”，這是國家高新區的崇高使命。科技型中小企業從星星到月亮、到恒星，需要一個持久的發展過程。

一方面，企業自身要沉得下心思、耐得住寂寞、守得住“煎熬”，專心致志抓好技術創新及產業化。

另一方面，政府要全力扶持、大膽支持、營造環境，充分運用各種資源配套幫助，創新企業發展的各類環境與基礎條件，將科技型中小企業培育成參天大樹。

四、舍不得孩子套不著狼——投入。沒有投入就沒有產出，沒有科技投入就沒有創新回報。國際經驗表明，完全靠政府投入肯定會失敗，但政府不投入又肯定不行。如果說國家高新區取得了創新成果，那應得益于前期產值驅動發展的貢獻，積累了創新的原始資本，使得管委會有能力支付創新的成本。接下來，無疑更要加大對創新的投入。在創新產出的長周期內，務必要構建一個投入體系，以確保創新的可持續，直到投入與產出達到良性循環為止。

筆者認為，這一投入體系依然應是由政府、企業、社會資本三方組成，但投入的階段應有所不同：對于種子期的創新企業，政府和社會的投入應占大部分，以幫助企業渡過死亡期；對于初創期的創新企業，政府和社會資本的投入應占到一半以上；對于成長期的企業和成熟期的企業，政府的投入應大大減少，主要是社會資本介入，但政府應加大對新產品的采購力度，加快產業聯動發展，這也是政策支持的著力點。轉型需要付出成本，必須構建好投入產出體系，以順利渡過陣痛期。

五、產值增長轉價值提升——轉型。產值增長是指一個經濟體（區域、組織、行業或企業）在靜態條件下按照既定增長路徑而出現的產品與服務的數量型增長，其增長途徑基本上依靠各類要素的大量投入。其中，主要是資本等要素投入，短期增長效應明顯，因此比較受到地方政府的青睞。而價值驅動是一個經濟體在動態條件下以價值增值形態出現的質量全面提升，其增長途徑是依靠知識與技術創新推動。價值驅動型模式表現為4種方式：技術領先型、品牌主導型（品牌名稱與品牌標志）、人才保障型、知識管理型。科技型中小企業可以選擇各自的優勢特色發展成長，政府則以價值驅動模式為追求目標，實現區域發展動能的新提升，最終從產值增長型模式向價值驅動型模式轉型。

如何幫助

科技型中小企業成長壯大

既然科技型中小企業如此重要，我們沒有理由不突出抓好這類企業。國家高新區要根據各自實際，規劃科技型中小企業路線圖，盡全力幫助科技型中小企業成長壯大。

一方面，科技型中小企業自身要尋求發展的新動力，實現企業自身價值的創新提升。

另一方面，政府要明確創新發展的路線圖，堅持以科技型中小企業為發展主線，從企業成長的特色空間、有效工具、外部環境等方面實施有效抓手，內外協同、上下聯動促進科技型中小企業的成長壯大。具體而言，要抓好“六個成長”。

一、空間成長——“存量轉換+增量創新”。空間本質上一種經濟性稀缺資源，處于大都市的國家高新區尤為如此。這就要求在創新驅動發展的國家戰略下，積極用要好國家級品牌、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改革試驗田等資源，按照各類功能區的空間特色進行產業規劃布局，從而使得科技型中小企業有發展的空間載體。例如廣州開發區，明確未來發展產業空間，突出六大創新型產業、實施八大專業化產業園區，從傳統的產值增長型工業園區向知識密集型、價值驅動型創新園區轉型。即對傳統存量園區進行改造升級，大力推動高端化、服務化、總部化策略；對新增園區及產業項目實行高起點、高標準建設，以增量項目切入全球價值鏈中，使得科技型中小企業有良好的產業空間載體。

二、自我成長——“內部積累+企業家治理”。這主要激發科技型中小企業創新內部治理結構，開創全新的企業成長發展模式。

一方面，依靠自身資源進行積累，用好用活科學家、內部技術人員等各類人才資源，發揮技術創新的內生優勢作用。

另一方面，引進職業企業家、職業經理人進行專業化的運營治理，實現兩者相得益彰、協作發展。在實踐中我們往往看到，術業有專攻，科學家不是企業家，企業家也不是科學家，兩者兼備并不多見，單一運行必然面臨巨大的運營風險。

三、互助成長——“并購提升+聯動發展”。企業除了實現內部積累成長，大力開展并購及聯動也是成長的途徑。在實際操作中，企業可以形成產業鏈聯盟，打造有競爭力的產業鏈，通過與合作伙伴的協同發展，更好地規避企業成長過程中面臨的市場、技術創新、財務及人力資源風險；企業也可以建立同業聯盟，在聯動中實現資源共享、優勢互補、雙贏驅動；企業還可以建立生態系統，建立才垂直型、水平型合作關系，確立良好的供應鏈、銷售鏈、市場中介鏈等營商生態系統。

四、開放成長——“特色品牌+全球鏈接”。在開放成長中，要求企業具備良好的開放式創新素質，整合自身及他方品牌資源，延伸創新鏈條；同時也要求政府集聚全球創新資源，按照各個開發區、高新區的特色定位，對接全球先進地區的創新資源、創新項目，通過嫁接來實現自身科技型中小企業的成長提升。把在發展外向型經濟中所形成的人才、資本、管理和市場優勢，轉化為促進自主創新的優勢。例如，廣州開發區與新加坡合作建設中新廣州知識城，建設知識經濟發展高地；與歐盟國家在技術創新、產業轉型、新能源等方面的合作，成為全國首家中歐區域政策合作試點區；與以色列的高技術產業合作，成為國家首批中以高技術產業合作重點區域。

五、加速成長——“科技金融+風險投資”。政府在組織創新環境優化、條件便利方面天然負有重大責任，對于科技型中小企業發展尤其重要。

一方面，要狠抓創新型科技金融。國家高新區有必要打造高素質、高水平的科技金融體系，實施“科技產業+金融驅動”計劃，用金融的手段做大做強中小企業。大力推動信用體系建設，發展科技保險、區塊鏈平臺等。

另一方面，狠抓特色型風險投資。要打造有特色的風險投資體系，主導、引領各類風投機構發展，造就硅谷一樣的風投環境。例如，深圳早在2014年就制定了“科技型中小企業成長路線圖計劃2.0”，堅持市場化導向、全鏈條服務、全過程跟蹤、分階段推進的原則，成功建立了全國性、公益性、開放性、線上線下服務相結合的“雙創”金融投資服務平臺。截至2017年年底，科技部火炬中心與深圳證券交易所共建的中國高新區科技金融信息服務平臺已覆蓋15個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66家國家高新區、22家股權交易中心，聚集了全國各地2500家科技型創新創業企業和3000多家VC/PE、上市公司等投資機構的8000多位專業投資人。

六、保障成長——“政策創新+科技保姆”。政府在組織創新發展的政策服務體系中更是責無旁貸。

一方面，要狠抓產業政策創新。2017年，廣州開發區經陸續出臺“黃金10條”“美玉10條”“風險投資10條”，對科技型中小企業而言是巨大的福音，有利于推動科技型中小企業的快速發展。

另一方面，要狠抓知識產權保護與運用，這對處于孵化期及初創期的科技型中小企業尤其重要。同時，要促使科技型中小企業技術成果轉讓、市場交易。在此方面，廣州開發區已經率先行動，被確立為國家知識產權保護與運用綜合試驗區。

與此同時，要狠抓科技服務創新。科技保姆式的服務是許多國家高新區的創造，在實踐中顯現巨大能量。例如，深圳創投聯盟的成立，更好地解決創投機構普遍面臨的項目來源不足、退出渠道不暢、投后管理能力欠缺等問題，圍繞創投募、投、管、退業務鏈條提供實質性的增值服務，切實解決其共性的業務需求，提升服務科技創新型企業的水平。科技服務本身還是一個潛力巨大的服務型產業，通過服務科技型中小企業，科技服務業必將迎來新的發展天地，這是一個多贏的發展格局。

摘自《中國高新技術產業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