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則南京新型研發機構“60萬元底薪+人才房”招聘總工程師的消息引發廣泛關注。這是在一場由南京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主辦、南京市人才服務中心承辦的南京市新型研發機構人才專場招聘會上,一家新型研發機構開出的高薪崗位。據了解,該場新型研發機構人才專場招聘會共提供崗位33個,平均年薪達25萬元,誘人的用人待遇,共吸引了國內外高端技術人才投來簡歷約5000份。其中,江蘇省產業技術研究院移動通信技術研究所提供的研究所總工程師一職的底薪高達60萬元,并提供不低于100平方米的人才公寓。此消息一出,也讓業界再次聚焦新型研發機構。
近年來,隨著科技體制機制的“松綁”,一批最早萌芽于深圳、廣州等珠三角地區的新型研發機構逐漸向全國擴散,成為我國區域創新體系的一支重要生力軍。《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和《“十三五”國家科技創新規劃》均提出,要發展面向市場的新型研發機構。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在總結“堅持創新引領發展,著力激發社會創造力,整體創新能力和效率顯著提高”時,指出“以企業為主體加強技術創新體系建設,涌現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創新型企業和新型研發機構。”這是對新型研發機構在促進我國科技創新方面發揮巨大作用的充分肯定。
采訪過程中,記者了解到,近年來新型研發機構雖然發展迅速,在市場中如沐春風的同時也面臨著功能定位不清、政策不配套等尷尬。據了解,因其屬性界定并不十分清晰,新型研發機構也被認為是“四不像”。業內認為,新型研發機構若想進一步做大做強,面向市場求變、求發展成為不二法門。
新型研發機構建設掀熱潮
1996年12月,清華大學與深圳市政府合作建立深圳清華大學研究院,揭開了廣東省新型研發機構建設的序幕。到21世紀前10年,以深圳華大基因研究院、深圳光啟高等理工研究院為代表的新一批民辦非企業性質的新型研發機構紛紛成立,廣東省新型研發機構進入多元化的蓬勃發展時代。
對于新型研發機構在東南沿海地區的興盛,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科技體制與管理研究所所長李哲認為:“東部沿海地區尤其是珠三角地區,率先進入產業轉型升級階段,對技術和創新的需求日益增加。與之形成反差的則是,該地區的科技資源相對匱乏。面對技術需求不斷增長、有效技術供給不足日益突出的矛盾,整合政、產、學、研多種資源,建設能直接支撐產業技術創新的新型研發機構,就成為一些地區填補創新鏈缺失環節、完善區域創新體系的必然選擇。”
據介紹,在新型研發機構內,同一個人既可以是院長、副院長,也可能同時擔任總裁、副總裁等職務。這些高端人才可能是碩士生導師、博士生導師,教書育人,探索科學未知;也可能是謀劃產業發展,帶領企業發展壯大的企業家;還可能是為員工提供發展空間、謀福利的“老板”。在此類新型研發機構里,論文、專利等不再是績效評價的惟一指標,催生新興產業、創造社會財富成為創新團隊追求的重要目標。
正是因為擁有多重不同“身份”和指標,此類機構的身份屬性也變得比較模糊。有人簡單把其概括為“既不完全像大學,又不像科研院所;既不完全像企業,又不完全像事業單位”的“四不像”。
“這些研發機構一般定位為產業技術研究院或工業技術研究院、先進技術研究院、技術研究院、技術創新研究院等,主是面向市場解決產業發展中的共性問題,為業界提供一攬子技術解決方案甚至是商業解決方案。此外,這些研發機構內部往往還會設有風險投資部門、技術轉移部門等。”李哲說。
據介紹,廣東新型研發機構不斷涌現,正在形成該省科技創新領域的新增量。統計顯示,2017年廣東省科研單位發明專利授權前十名單位,絕大多數是新型研發機構。其中,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成為佼佼者:截至2017年年底,累計專利申請達6025件,發明專利占比86.9%。其中,2017年,專利申請1303件,授權608件,均居中國科學院各單位之首。
而在南京市,自“兩落地一融合”工程啟動以來,已有100多家新型研發機構陸續落地。據了解,近期舉行的南京市新型研發機構人才專場招聘會收到的約5000份求職簡歷中,40%求職者來自外地,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杭州、合肥等。而對于以60萬元底薪招聘總工程師,江蘇省產業技術研究院移動通信技術研究所副所長、高級工程師金圣峣表示:“這一崗位主要針對博士研究生以上學歷,并且擁有10-15年行業經驗的高端人才。除了開出的年薪,我們還會給予股權激勵,期待合適的合伙人加入。”
不僅如此,2018年以來,廣東、北京、江蘇、福建、浙江、重慶、河北等地鼓勵新型研發機構的政策持續加碼。今年1月,安徽省首批新型研發機構申報工作正式啟動,最高獎勵300萬元。3月,河北省科技廳發布《河北省科技創新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年)》,提出發展新型研發機構,到2020年,該省將重點支持打造100家以上新型研發機構。5月,2018年重慶市新型研發機構申報遴選工作啟動,年內將擇優資助30家左右新型研發機構,每家資助50萬元;10家左右新型高端研發機構,每家資助1000萬元……
“四不像”概念泛化帶來發展中的“煩惱”
隨著各地政策紅利的釋放,“新型研發機構”也開始頻繁出現在各級政府工作報告和新聞報道中,其概念也不斷被泛化。
“在已有體制下那些新設立的研發和服務機構都被泛稱為新型研發機構,甚至包括原來在法律上和創新體系中有清晰定位且配套政策明確的機構,如高科技企業和科研事業單位,導致‘新型研發機構’概念的內涵和邊界越來越模糊。”李哲說,嚴格意義上來說,根據注冊類型,通常所稱的新型研發機構大體可以歸為三類:一是事業單位類型,一般由地方政府聯合大學或科研院所建立,如清華大學深圳研究院、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等;二是企業類型,一種是由地方政府所屬投資公司出資建立,注冊為企業法人運行的機構,或者是由企業發起聯合高校院所組建的研發機構;三是社會組織類型,一般注冊為民辦非企業(現稱為社會服務機構),由政府、企業等共同出資組建的非營利社會組織等。
而業界流傳的這種“四不像”模糊屬性是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自發成長,這種自下而上生長起來的新生事物,在其發展早期,給予自由發展空間,不做具體的政策規定是合理的。但是,目前新型研發機構規模不斷擴大、業務不斷擴張,運行中實際政策困境逐漸凸顯,政策需求也越來越迫切。“比如,很多新型研發機構集大學、科研院所、中介、企業多種形態于一體,一些機構以政府公共項目資金開發市場競爭性的產品,同企業開展同業競爭,有可能擾亂市場公平競爭秩序。在我國現有機構注冊類型中,尚缺乏與其職能定位充分匹配的類型及政策。在這種左右為難的情況下,有些機構為應對具體政策問題,申請了多塊‘牌子’,打政策擦邊球等。” 李哲說道。
李哲建議,下一步,在改革任務推進落實過程中,一是逐步淡化“新型研發組織概念”,明確為非營利社會化研發機構,即面向產業技術需求從事技術供給和創新服務的公益性社會化機構。二是著重引導新型研發機構向社會服務機構法人類型方向發展。非營利社會化研發機構兼具公益性和機制靈活兩方面優勢,可以有效集聚政府和市場兩方面資源,公益屬性使其在行業中居于中立地位,在從事產業共性技術研發和推廣方面具有天然優勢。三是完善符合條件的科技類社會服務機構在注資機制、項目申請、稅收優惠等方面的配套政策。
摘自《中國高新技術產業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