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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與道德并非風馬牛不相及，兩者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近年來在經濟領域出現的食品問題、醫藥問題、工程問題等都說明，發展經濟不能忽視道德的作用，一旦道德出現問題，經濟的發展將會受到嚴重影響，甚至會形成災難性的后果。有人擔心，用道德去支撐經濟發展，甚至讓道德幫助賺錢，是將道德工具化甚至褻瀆了道德。其實不然，道德的存在意義就在于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人際和諧，進而促進經濟社會的進步。離開了具體的包括精神文明建設在內的經濟社會發展效果，談道德的覺悟等都只能是空談。

經濟一定是內含道德的經濟

古今中外的學者對經濟的理解和把握可謂是觀點紛呈，但是，不管從哪個角度理解經濟，他們都不同程度地認同，經濟不只是投入、產出、效益等純物質和物質活動的現象和概念，人的主觀因素客觀上是不可忽視的經濟要素。事實上，經濟是人的經濟，是人際關系之經濟，經濟活動一定內含著作為經濟人的應該和人際利益交往活動的應該，離開了人、人際關系之應該的認識和把握，就難以真正認識經濟。即在本體論意義上，經濟一定內含著道德，經濟與道德共生共存。換句話說，沒有道德視角，經濟是不可能被正確地認識和把握的，同樣，沒有道德理念和道德手段，經濟建設也將是不完善的甚至是畸形且沒有生命力的。畸形經濟一定是忽視道德甚或道德缺失的經濟。

馬克思在撰寫鴻篇巨制《資本論》的過程中，從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商品切入展開研究，而這些商品在馬克思的眼中不只是貨架上琳瑯滿目的用來買賣的勞動產品，他通過對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商品內在特質和矛盾的分析，揭示出了商品內部的兩個對立的經濟主體即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及其不可調和的矛盾，進而由此展開對資本主義矛盾運動的探索和揭示，提出了“異化勞動”理論和資本主義必然會被社會主義所代替的科學論斷。這是經典的階級分析法，也是階級道德分析方法。這就是說，唯有弄清楚資本主義經濟條件下的階級、階級關系乃至階級利益關系中的應該與不應該，才有可能更深入地剖析資本主義的剝削與被剝削的商品經濟的本質和資本主義發展的基本規律。這說明，經濟現象均可以進行道德評價，有經濟必有道德問題存在著，要真正認識和把握一定社會的經濟和經濟現象，道德視角不可或缺。同時也說明，道德能以其特有角度揭示經濟活動的本質，道德是一定經濟制度或一定經濟力量興盛的重要推動力量。

道德乃經濟發展的特殊力量

經濟發展速度決定于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大凡有先進的生產力一定有快速發展的經濟。然而，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又取決于勞動工具的不斷改進與發展，換句話說，勞動工具的先進程度是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先進的勞動工具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不過，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生產力當然始終是有用的具體的勞動的生產力”，而有用的具體的勞動的生產力由“物質生產力和精神生產力”構成，而沒有人及其觀念導向作為“精神生產力”或“主觀生產力”，生產力將是“死的生產力”，不能成為社會生產力。

馬克思說過，機器是“死的生產力”，只有通過作為“主觀生產力”的人去激活作為“死的生產力”的機器，社會生產力才得以形成。而道德是“精神生產力”或“主觀生產力”的基礎和核心內容。這是因為，生產力的核心要素是勞動者，而勞動者的道德覺悟直接影響他們的勞動價值觀和勞動態度，最終直接決定勞動成果和生產力水平。至于生產力中的勞動工具要素和勞動對象要素，在其體現生產力水平的過程中同樣離不開道德。勞動工具的認識、改造、利用和發展，離不開人對事物發展規律的認識和適時地對勞動工具的改造和更新，抱殘守缺、不愿創新的勞動主體是無法主動更新勞動工具并不斷提升勞動工具水平的。同樣，就勞動對象來說，并不是勞動對象的資源越豐富就意味著生產力水平越高。是否在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享發展的理念下對勞動對象進行生態性開發和利用，即是否在作用勞動對象時既考慮到當代人的利益又考慮到后代人的利益，不僅直接影響當下的生產力水平，而且影響生產力水平的未來持續提高問題。一味地考慮當前或當代人的利益，忽視甚至破壞了后代人的利益，這在一定意義上是在破壞生產力水平、影響生產力的發展。所以說，道德也是生產力。

資本的理性、科學運動及其價值增值需要道德

經濟發展中資本理性、科學運動的一個直接目的是價值增值，而作為物質和精神資本的價值增值不能沒有道德要素。資本總是在企業經營的全過程中運作并實現增值，因此，我們需要認識到三個方面。

一是好產品決定于“道德含量”。企業要獲得更多利潤，產品質量是關鍵，它決定了產品的市場占有率和銷售速度，進而影響企業利潤的實現及其增長，并直接影響經濟發展速度。通常企業的產品設計和產品質量受制于科學技術、社會文化和道德等因素，其中道德決定產品的價值指向和人性化程度等，這是產品質量的靈魂。忽視甚至排斥人性關懷等道德要素，產品的技術含量再高也不會受到用戶的歡迎，因為這樣的產品往往實用度和耐用度低。

二是產品成本決定于勞動者的道德覺悟。企業要獲得更多利潤和效益，縮短單位產品的勞動時間、降低成本是關鍵，這其中，道德同樣起著獨特的重要作用。在企業的產品制造過程中，誰縮短了單位產品的個別勞動時間，即單位產品的個別勞動時間低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誰就降低了單位產品成本。這需要企業營造和諧的氛圍，進而可以因和諧協作精神而減少無謂的摩擦消耗和時間的浪費，有效縮短單位產品的個別勞動時間，增強企業產品的市場競爭力。

三是提高市場信譽度決定于道德經營。企業的社會信譽度是企業不斷擴大市場占有率并獲取更多利潤的源泉。然而，企業的信譽度的提升要靠提升道德水平。一個不講道德的企業是注定要失敗的。尤其是在互聯網時代的今天，道德顯得尤為重要，因為，今天的資本理性、科學運作已不只是實物資本和貨幣資本的專利，道德也不僅僅體現在實物資本和貨幣資本的精神要素或精神作用上，互聯網把現實世界生產和銷售中的各種利益關系“電子化”或“虛擬化”，互聯網經濟或物聯網經濟，以至于智能經濟，改變著人際關系和人際利益關系的生存和發展模式，使得信譽、公正、平等、理性等道德要求成為利益和利潤多寡的重要原因。在互聯網和物聯網時代，道德作為資本要素的重要性更加凸顯。可以說，不講道德就不要想賺錢，要賺錢就必須講道德，社會將毫不留情地隨時葬送任何道德缺失的企業。這也說明，道德也是資本。當然，說道德是一種資本，并不是要從道德上來粉飾資本、美化資本，甚或使道德淪為資本增值的偽善工具，而是強調道德可以而且應該為獲得更多效益和利潤發揮其獨特的作用。而且，事實上，道德一方面可以成為資本的盈利手段，另一方面卻是對資本作“內在評判”。前者是強調在正當意義上獲取更多的利潤，后者是指資本在追逐利潤的同時，也在客觀上提升了人類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而這些反過來又會內在地成為約束資本負面效應的力量，也即對資本的“內在評判”。

企業家道德是企業發展的精神引領

經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企業的發展，而企業的發展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企業家的綜合素質，尤其是企業家的道德素質。大凡發展順利的成功企業，都有一位身上“流淌著道德的血液”的有頭腦有境界的企業家。

第一，愛國情懷是企業家辦好企業之本。辦企業、賺利潤為的是富國強國，國家強大了，人民可以安居樂業，可以享受尊嚴、實現“樂活”。進而，企業的發展更有保障，企業的前途更加光明。

第二，擔當社會道德責任是企業家辦好企業之根。企業發展就是為了獲得更好的效益，然而，企業家堅持從產品設計、生產、銷售到服務的全過程對社會和用戶負責，是企業獲得社會贊譽和顧客高回頭率的重要依據。一個沒有責任心甚至坑害社會和顧客的所謂企業家，其行為只會把企業引向死胡同。

第三，人本管理是企業家辦好企業之源。企業要獲得更多利潤，靠的是企業員工的忠誠和努力，這就需要企業家拿出同樣的“道德努力”。一方面，要堅持人格平等，企業家首先應該從尊重員工入手，在努力為員工服務的同時，廣泛征求員工意見，變“管理全員”為“全員管理”，即企業家的管理目標、管理內容、管理方法和手段是全員集體智慧的結晶，企業實際是在全體員工的思想觀念引導下運作。同時要讓企業員工有尊嚴地工作和生活，進而把企業當作自己的家，并全身心地投入到企業發展的工作中去。另一方面，要堅持利益公平，應不斷增強員工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員工認真地投入工作，不斷增強企業發展活力。再一方面，要身體力行，以身作則，作為企業領導，一言一行要體現崇高的道德境界，要求企業員工做到的，自己率先做到，關鍵時刻、艱難時刻甚至危險時刻，企業家應該沖在前面，以實際行動有效帶領企業員工緊跟經濟發展大勢，實現物質、精神和社會、企業、個人的雙贏或多贏。

《光明日報》（ 2018年11月26日 15版）返回光明網首頁

培育商業倫理精神

2018-11-26 03:34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

一

商業倫理精神的培育，從根本上說，就是要破除所謂的“商業無道德神話”，改變“利潤至上”的商業環境和商業觀，塑造“價值優先”的商業文化。

“商業無道德神話”支持這樣一種觀點：“商業行為與道德無關。商業活動無需考慮道德問題。對企業來說，追求經濟利益才具有實質意義，談論道德問題就是不務正業。”這種說法盡管有違人們在直覺上的道德感，但它卻是商業社會中“牢固的成見”。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既是這一觀點在理論上不自覺的辯護者，同時也自然地借由這種理論造成的實證結果得到辯護。為了破除這一根深蒂固的“業界神話”，近半個世紀以來，商業倫理學一直在艱難的環境中苦口婆心地爭辯著“企業為什么要講道德”的理由和“企業如何講道德”的方法。但實事求是地說，商業倫理學在今天之所以受到人們的重視，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決于倫理學家們提供的各種理由和方法，而是因為屢屢發生的企業失德行為一次比一次危害大，一次又一次突破社會道德的底線，使得人們不得不重新審視企業追求經濟價值的意義，不得不在更高的價值層面上重新評價和規范商業行為。

歷史地看，現代商業社會不自然的“無道德”特征是與現代商業文明起源于倫理觀念這一事實和傳統背道而馳的。在現代商業文明發起的源頭，倫理觀念不但孕育了新的商業精神，還通過這種商業精神帶來了持續而穩定的商業繁榮。有趣的是，大約在16—17世紀這段時間里，這一現象同時發生在中國和歐洲。

二

明清之際，處于“四民”之末的商人階層締造了中國社會一度的商業繁榮。而在背后起重要推動作用的，恰恰是被稱之為“賈道”的倫理觀念。有學者指出，明清之際的商人大多原是儒生。“棄儒就賈”后便不自覺地把儒家的義利觀念帶入商業活動，漸漸有意識地生發出作為“道統”之一的“賈道”。王陽明講“四民異業而同道”的時代，說的就是商業活動被納入“正統”、經商也被視為“正道”的年代。正是帶著經商也是“弘道”的信念，明清之際的儒商不僅有著高度的敬業精神和事業心，還樂于承擔一切重要的社會公益事業，如編族譜、建宗祠、設義莊、疏通河道、開路修橋、建書院寺廟等，甚至連屬于士的階層所做的文化事業如整理文獻和刊行叢書也樂此不疲。儒商的種種義舉受到社會的廣泛認可和政府的褒獎，在“若有德業，則為銘文”的感召下，他們愈發看重自己的名德。

大約在相同的時間段里，西方社會經歷了宗教改革。基督教世界搖搖欲墜，世俗世界的興盛伴隨著科技革命的浪潮推動了商業社會的崛起。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認為，正是在加爾文宗諸派宗教倫理孕育的資本主義商業精神的感召下，大量的清教徒投身商業活動為資本主義原始積累賺取了“第一桶金”。這種資本主義精神可稱之為禁欲主義天職觀，即從事商業活動不再是低賤的行為，而是符合上帝要求、為上帝勞作的天職。

不難看出，無論是明清商人的“賈道”理念，還是歐洲清教徒的“天職觀”，它們之所以能成就一種商業文明或塑造一種商業精神，關鍵就在于它們能把個體的經濟行為和某種公認的崇高價值結合起來，從內在和外在兩個方面使人獲得超越性，形成了一種在個體和社會之間的良性互動。在這種雙向的互動過程中，個體既獲得了超越自身利益的自我認同，社會也從中受益并對個體進行良性反饋。相反，如果經濟行為的動機是單純的自利，而社會成就評價只是建立在效果主義基礎上的福利標準，那么個體和社會之間就不再是一種相互推升的遞進關系，而是一種相互掣肘的制約關系。從這個意義上講，要走出“商業無道德神話”的困境，就要在根本上實現個體行為動機與社會成就評價之間的良性互動。這兩者相輔相成、不可分割。如果只是強調在個體層面改善行為動機而不調整社會成就評價體系，那么道德的個體就有可能在社會壓力系統下面臨“劣幣驅除良幣”的道德風險。如果社會成就評價的調整不能起到改善個體行為動機的效果，那么，再好的評價系統也會流于形式而無人問津。更為重要的是，這種良性互動不但在說理層面和社會教育系統內需要經濟學、管理學和倫理學以更加開放的姿態和視野吸收對方有益的東西，更需要金融家、企業家、社會活動家和一切有志于從事這項事業的人通過一定的機制、措施、路徑把這種良性互動現實地建立起來并一直推動下去。這種良性的互動機制就是所謂的倫理法。按照黑格爾的概念，它是主觀和客觀相統一的自在自為的法。只有在這種法的形式中，才能形成作為共同存在方式的倫理精神。

以色列作家尤瓦爾·赫拉利在《人類簡史：從動物到上帝》一書中說，人類之所以能在進化中脫穎而出，是因為我們這個物種在大約7萬年前經歷了一次“認知革命”。這場革命使人類行為的價值超出了生物學的范疇。從此，人類開始借助對共同東西的想象發動大規模的集體協作。從倫理學的角度來理解，這種能動的共同東西就是最初的倫理精神。“賈道”也好，“天職觀”也罷，甚或是正義、平等這些倫理觀念，它們并不是物質實體，而是人類頭腦中想象出來的產物。但正因為這些觀念成了倫理主體，人類才可能通過這個紐帶把自己和他者聯系起來并按照可通約的精神世界確認自身并約束自己的行為。這種倫理精神就是自我意識的共在狀態。在倫理法中，這種共在狀態使每一個自我既是獨立的個體，同時又與他者成為一體。在一個沒有倫理精神的生活世界里，人們就不可能形成價值共識，也不可能按照共同的價值標準理解是非判斷。這樣一來，每個人也就只能看重并固守自己認為是對的東西。畫地為牢、各自為政的最終后果必將催生原子化的社會。因此，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如果不能在商業生活中重塑倫理精神，就不會有真正的成就感、職責感、榮譽感、誠信精神、工匠精神、敬業精神這些帶有超越性質的價值訴求。

三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重塑商業倫理精神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入手：其一，以開發社會成就評價工具為抓手，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職業倫理建設，通過評價活動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組織經營管理過程和組織文化，在各個層面改善組織管理的倫理質量。其二，開展面向行動的職業道德培訓活動，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指導，把規范倫理學理論和道德心理學知識轉化成以行動為導向的分析框架和測度工具，擺脫以往僵化的道德說教模式，開發有針對性和可操作性的道德培訓方式。

如今，有越來越多的投資人更愿意把資本投向那些富有社會責任感并重視組織文化經營的企業。換句話說，他們更愿意去投那些“有道德的企業”。長遠地看，許多這樣的戰略性投資最終并沒有讓投資人失望。這些投資不但給投資人帶來了可觀的經濟效益，也在客觀上產生了不小的社會效益。這說明，重視商業倫理精神的培育，完全有可能實現商業價值和社會價值的雙贏。

摘自《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