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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哲學起源于信息論。早在1945年，美國數學家香農不經意地提出了“信息論”，那時他在研究密碼學。而信息論的理論基礎則是香農1948年發表的、耗時8年的論文《通訊的數學原理》，正是這篇論文為人類社會帶來了嶄新的世界觀。從這篇論文題目中，看不到“信息”，倒是有“通訊”二字。也是在1948年，美國應用數學家、控制論創始人維納寫了一部名為《控制論——關于動物和機器中控制和通訊科學》的書。在同一年，美國出現了這兩部影響深遠的關于“通訊”的著作。

（一）

我國對信息哲學的研究工作并非從香農的信息論開始，而是從維納的控制論入手的。這是因為20世紀50年代，中國緊跟蘇聯，哲學界更是如此。蘇聯對維納控制論的態度有過戲劇性的變化，首先從意識形態方面對其大加韃伐，例如控制論曾作為“偽科學”受到無情批判，可后來卻來了個大反轉，把控制論捧上了天，并將其寫入黨章。這使得中國的理論界感到很困惑。

所幸的是，中國并沒有跟隨蘇聯去搞大批判，而是采取了謹慎的態度?！妒昕茖W技術發展規劃》提出要“哲學先行，平行推進”八字方針。1963年出版了郝季仁翻譯的維納的《控制論》。1965年，《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編輯部出版了《控制論哲學問題譯文集》，其中大都是西方學者關于控制論的文章。同年《哲學研究》編輯部出版了內部讀物《外國自然科學資料選集》第四輯。該《選集》同樣是譯文集，作者大都是來自蘇聯。在《外國自然科學資料選集》中，有6篇文章是關于信息的。從此，信息作為一個哲學概念為我國哲學界所知曉。

1986年，社科院哲學所的王雨田主編出版了《控制論、信息論、系統科學與哲學》一書，它可說是接續了被“文革”中斷的研究。但是由于有了錢學森中文版的《工程控制論》，該書的哲學意蘊較少。從這部書的書名來看，依然是控制論第一、信息論第二、系統論第三，這就是當年非常時髦的“老三論”。由于“老三論”主要集中在自然科學，哲學方面的研究無疑很薄弱，而且，那時中國哲學界并未完全脫離蘇聯的理論體系。

（二）

1980年，中國開始籌建人工智能學會，其間邀請到人工智能創始人之一司馬賀來中國訪問，并在北京科技會堂（現友誼賓館）作了關于人工智能的講演。人工智能的哲學問題又對控制論和信息論的哲學問題的研究起到了促進作用。

198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的童天湘發表了《“腦的設計”·機器思維·人工主體——人工智能提出的哲學問題》，這是我國第一篇有關人工智能哲學問題的文章。1982年他又提出“智能革命論”，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1992年童天湘出版專著《智能革命論》。他的這一系列成果，彰顯出中國學者在人工智能的理論研究上所作出的獨特貢獻。人工智能學會自1982年便掛靠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才從中國社會科學院轉到中國科協。

（三）

由于計算機和網絡的迅速發展，美國克林頓當局于1993年提出建設《國家信息基礎結構》，即現在的互聯網。中國社會科學院專門立項對其社會影響進行研究。這是我國率先對其進行社會研究的國家級課題。

該課題歷時3年，由我的導師、哲學所的金吾倫擔綱進行。此課題非常超前，而且當時國內資料匱乏，研究難度相當大。最終取得兩項重要成果：一是向中共中央辦公廳提交一份政策報告，為我國發展信息高速公路事業提供理論支撐；二是出版專著《千年警醒——信息化與知識經濟》。該書共有15章，涵蓋了信息技術與網絡社會的方方面面。不難看出，這項課題的重要性再怎么強調也不過分。

（四）

大約在2001年，旅英意大利學者弗洛里迪撰寫了《什么是信息哲學？》一文。我敏銳地抓住這一新的動態，于2002年率先在《哲學動態》上發表了《當代信息哲學的背景、內容與研究綱領》文章，向中國讀者介紹了國際信息哲學的最新研究動態和進展。同年，《什么是信息哲學？》被我譯成中文，發表于《世界哲學》。在翻譯過程中我發現，信息不僅僅是個簡單的哲學概念，而是圍繞著“信息”這個概念展開的一門哲學學科，于是，2003年我在《自然辯證法研究》刊發了《從信息的哲學問題到信息哲學》一文，確立了從“哲學問題”轉向“哲學學科”的研究路徑。

弗洛里迪還主編過一本《計算與信息哲學導論》教學參考書，我于1994年領銜翻譯，2010年分別出版了上、下冊的中譯本，比后來的多卷本《科學哲學》手冊中的《信息哲學手冊》早問世5年。這兩部著作性質也完全不同，前者是教學參考書，對象是學生；后者是專業手冊，對象是專家學者。前者屬于學科基礎，后者屬于學科建設。

2008年，根據社科院和英國學術院的官方學院的官方協議，我將弗洛里迪請到中國，作了5場學術報告，將國際信息哲學的最新研究方向和動態報告給了國內同行。從此，信息哲學便在中國站住了腳跟。

（五）

2007年，我出版了在博士論文基礎上打磨了近10年的專著《信息哲學探源》。該書共有九個章節，主要澄清了信息的哲學本質，同時提出信息哲學的涌現是哲學傳統的轉變，即形式傳統在未來的會成為主導。同時，我還提出模態信息論和計算結構論這兩個新理論。模態信息論解決的是信息的本體論問題，計算結構論解決的是方法論問題。

2005年，我撰寫了《信息哲學的東方進路》（英文），在瑞典的國際計算和哲學大會上作了報告，后來作為《信息、計算和認知》的第六章出版。2007年《中國哲學前沿》（英文版）刊登了我撰寫的《信息哲學與未來中國科學技術哲學的基礎》。這兩篇文章著重探討了模態信息論，后者被俄羅斯學者譯成俄文發表在俄羅斯科學院主辦的《哲學問題》上。

關于計算結構論，我思考了十年，終于將當代計算機所用的布爾代數通過離散數學的格論與中國古老哲學著作連接起來，并于2016年在“國際易學大會年會現代易學專業委員會”首次將其報告。2017年年底，我將會議論文深加工成學術論文發表在《哲學動態》上，題目是《論先天易圖與布爾代數的等價性——從格論的觀點看》。該成果我于2018年在第24屆世界哲學大會第七十二分會“信息和數字文化哲學”進行了報告。這樣就將我提出的計算結構論的根基扎在中國傳統的哲學基礎上。無論從哪個方面講，這項工作都很有意義。

最后，用丘吉爾的一句話來結束本文——“回顧歷史越久遠，展望未來就越深遠”。

謹以此文緬懷我的恩師金吾倫先生。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

摘自《中國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