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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桶原理”告訴我們，短板是決定整個木桶容量大小的關鍵因素。短板不補，其他木板再長也沒有實際意義。經濟發展的道理也是一樣，短板不僅影響經濟增長速度，而且制約經濟發展質量。在“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當下，要切實提高經濟運行質量和效益，必須在“補短板”上下真功、見實效。

經濟發展的任何時期都有短板。在高速增長階段，我國經濟運行的主要短板是物資匱乏、供給短缺，交通、能源、通信等嚴重供給不足成為“瓶頸”。到高質量發展階段，新的短板凸顯了，例如，相對于經濟增長速度，質量效益是短板；相對于虛擬經濟，實體經濟是短板；相對于城市經濟，農村經濟是短板；相對于經濟領域，民生領域是短板；從體制機制與經濟社會發展新要求相適應的角度看，制度供給不足是短板。因此，補短板是我國經濟走向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必須從嚴重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從人民群眾迫切需要解決的突出問題著手，既補硬短板也補軟短板，既補發展短板也補制度短板。

分析起來，著眼于經濟高質量發展，在諸多短板中應優先著力補長的是科技創新不足、體制滯后和經濟循環不暢通三大關鍵短板。

補齊科技創新短板

從宏觀層面看，經濟發展存在質量短板的關鍵原因是創新驅動不足。創新是高質量發展的推進器，只有不斷創新并把創新成果充分運用到經濟活動中，產品質量才能提升，人民群眾新的需求才能不斷得到滿足，經濟運行效益才能提高，經濟才能走上高質量發展軌道。

我國科技創新不足的短板特別是關鍵核心技術短板，使我們真切感受到了“卡脖子”的滋味。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關鍵核心技術是國之重器，對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保障國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必須切實提高我國關鍵核心技術創新能力，把科技發展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為我國發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

突破關鍵核心技術“瓶頸”勢在必行，時不我待，但突破并不容易，需要付出艱苦努力，統籌謀劃，把加強基礎研究和推進教育改革作為重要支點。事實證明，基礎研究和教育是制約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兩大短板。

一是要補基礎研究之“短”。基礎研究是自主創新的源頭，是科技強國的基石。補齊基礎研究短板，就要加大相應的經費投入。資料顯示，世界主要創新型國家的基礎研究經費占研發經費比例多為15%到20%，與之相比，我國這一比例還有較大差距。鑒于此，應進一步提高基礎研究經費投入水平，并引導企業和社會資本更多投向基礎研究。同時，補齊基礎研究短板，還應提高基礎研究人員待遇，吸引更多高端人才，創設寬松學術環境，建立符合基礎研究特點和規律的評價機制；加強創新基地建設，優化國家重點實驗室布局，完善國家對基礎研究的支持體系。

二是要補教育之“短”。高質量發展要靠創新，創新要靠人才，創新型人才的培養要靠教育。培養更多創新型人才的關鍵，是變革教育理念，改變應試教育模式。創新型人才培養必須不拘一格，對不同興趣、不同天賦的學生因材施教。高等教育應把資源更多配置到前沿學科、創新型人才培養上，讓更多具有開放性思維的人才脫穎而出。補齊教育短板，需要繼續增加經費投入，加大提高教師素質的力度，高素質教師才能培養高素質的學生。為吸引更多優秀人才加入教師隊伍，提高教師地位和待遇必不可少。而且，創新型人才培養，還需要家庭教育的助力。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培養學生探索精神、獨立思考能力和習慣的土壤。

補齊制度短板

要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還必須補齊制度短板。沒有相匹配的體制，高質量發展就不能實現，從一定程度上說，體制改革的力度決定高質量發展的進度。經濟體制改革必須加快推進、全面深化、重點突破，為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的制度支撐，特別是以下三個重點方面的改革必須加大力度、加快進度、邁出實質性步伐。

一是國有企業體制改革。我國經濟能不能實現高質量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在國民經濟中起主導作用的國有企業能不能實現高質量發展。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實現高質量發展，需要推進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擴大重點領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吸引非國有資本參股，實行企業員工持股，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增強國有企業活力。同時，要深化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對國有企業實行有針對性的“放管服”，國資監管要加快實現從管企業向管資本轉變，使國有企業在市場競爭中做強做優做大。

二是財政金融體制改革。財政金融體制改革對于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性在于，無論是財政體制還是金融體制，都對資源配置、結構調整具有重要影響作用，事關經濟發展的質量。龐大的財政預算資金投向哪里、用到何處，能不能避免低效無效投資、實現高效率配置，助推高質量發展，必然依賴于財政體制的完善。因此，必須深化財稅體制改革，使之“全面規范、公開透明”；改進預算管理制度，推進中央與地方收入劃分改革；完善轉移支付制度，深化增值稅改革，建立規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債務管理及風險預警機制等。同時，實現高質量發展，特別是推動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必須充分發揮金融市場特別是資本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我國金融體制存在的問題之一是間接融資比重過大，資本市場發展不足、機制不完善，高效率配置資源的作用不能充分發揮。金融體制存在的另一個問題是大量資金“脫實向虛”，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長期得不到很好地解決，影響了經濟運行效率和效益。金融體制改革的著力點是推進金融市場化改革，擴大金融業對內對外開放，逐步放開準入限制，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提高直接融資比重等。

三是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對于高質量發展的意義在于，分配作為社會再生產的一個基本環節，對資源流動和資源配置具有重要的導向作用。生產出來的東西怎樣分配、分配得合不合理，不但影響消費結構、需求結構，而且影響投資結構、供給結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取得新進展，離不開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配合。緩解個人收入差距過大的壓力、釋放消費潛力、有效擴大社會總需求，也離不開收入分配體制的深化改革。現階段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重點是加快推進稅收、工資、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體制機制改革。

補齊經濟循環短板

2018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加快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強調“暢通國民經濟循環”，針對的是循環“不暢通”。中醫講，“通則不痛，痛則不通”，經濟運行也是同樣的道理。經濟循環“不暢通”，不但阻礙要素流動，而且增加交易成本，造成經濟運行效率效益低下。暢通經濟循環的要害，是去除經濟循環“梗阻”，清理經濟循環障礙，使經濟各部門各部分各環節互聯互通、各種要素順暢流動。

從我國經濟實際運行情況看，循環“不暢通”已成為制約高質量發展的短板。一直以來，地方保護、行業壟斷、行政干預、準入限制、所有制歧視等諸多因素阻礙著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各類市場主體不能在公平市場環境下競爭，市場高效率配置資源的功能不能充分發揮。

資源是有限的。能不能把有限的資源配置到最需要的領域、最有前景的產業、最有效率的企業，避免或減少資源錯配，提高經濟運行效益，主要取決于國民經濟循環能不能暢通，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能不能形成。市場通、循環暢，經濟才能活。

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實現高質量發展，需要在以下幾個方面重點突破。

一是暢通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循環。一方面，實體經濟是財富創造的根本源泉，是虛擬經濟發展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實體經濟發展離不開虛擬經濟特別是作為其基本形態的金融的支持，金融是實體經濟的血脈。現在的問題是，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結構失衡、循環不暢通，虛擬經濟過度繁榮，大量資金“脫實向虛”，實體經濟發展受到嚴重影響。補齊實體經濟短板，必須按照黨的十九大報告的要求，“必須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主攻方向”。相應地，金融必須提高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促進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良性互動。暢通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循環，要充分發揮資本市場功能，提高直接融資比重；進一步減稅降費，減輕企業負擔，加大金融對中小企業和創新創業創造的支持力度；加強金融監管，遏制資金“脫實向虛”在金融體系內部“自我循環”。要通過多措并舉，推動資源向實體經濟集聚。

二是暢通城鄉經濟循環。城鄉經濟循環不暢通，是我國經濟走上高質量發展軌道必須破解的一大難題。城鄉二元結構所導致的城鄉差距，使更多資源從收益低的鄉村流向收益高的城市，而城市資源甚少流向農村，加劇了城鄉之間的矛盾，城鄉經濟難以融合發展。破解城鄉經濟循環不暢通難題、補齊農村發展短板，除了要用“政府之手”更大力度地把更多公共資源投向農村以外，還必須用好“市場之手”，引導生產要素向農村集聚，使農村資源實現高效率配置，推動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補長農村經濟發展長期滯后的短板。為此，必須破除影響城鄉一體化發展的制度性障礙，其中最為關鍵的是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真正吸引資本、人才、科技等要素更多流向農村，把可能外流的農村資金、勞動力留在農村與土地結合，通過市場作用的發揮，提升農村土地價值，實現資源高效率配置，為鄉村振興提供持續的內生動力。

三是暢通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循環。在我國基本經濟制度下，各種所有制經濟享有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開公平公正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的權利。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要“廢除對非公有制經濟各種形式的不合理規定，消除各種隱性壁壘”；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強調要“鼓勵民營企業依法進入更多領域，引入非國有資本參與國有企業改革”。但在現實中，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之間依然存在著“隱性壁壘”，不少行業存在著民營企業不可逾越的“隔離墻”，有的領域則直接對民間投資“屏蔽”。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循環不暢通，意味著資源難以實現更大范圍的配置，資源配置的市場化程度降低，必然導致效率損失。2018年11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指出，“公有制經濟、非公有制經濟應該相輔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要鼓勵民營企業參與國有企業改革”。顯然，只有把這些要求落到實處，破除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之間的各種障礙，國民經濟循環才能真正暢通。

總之，要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加緊補齊關鍵短板，突破瓶頸制約，疏“堵點”、通“經絡”，使國民經濟煥發新活力。 （執筆：趙長茂）

摘自《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