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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頻道對于新工科、新醫科、新農科，人們也許并不覺得陌生，但如果說起新文科，很多人可能就要打個問號。
實際上，“新文科”這一概念由美國希拉姆學院于2017年率先提出，是指對傳統文科進行學科重組、文理交叉，即把新技術融入哲學、文學、語言等諸如此類的課程中，為學生提供綜合性的跨學科學習。
在我國，新文科建設于2018年10月也初現端倪。當時，教育部決定實施“六卓越一拔尖”計劃2.0，其中的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計劃，在原先數學、物理學等基礎上，首次增加了心理學、哲學、中國語言文學、歷史學等人文學科。就在不久前，教育部、科技部等13個部門正式聯合啟動“六卓越一拔尖”計劃2.0，全面推進新工科、新醫科、新農科、新文科建設。
那么，與理工農醫類學科相比，和新技術的聯系似乎并不那么緊密的新文科有哪些不同之處？受青睞的現象背后又隱藏著哪些深層原因？
新文科代表一種融合趨勢
在南開大學中文系教授周志強看來，新文科其實是對一直以來的知識精細化、專業化和學科化分布的一次反撥。
“其實，在十八、十九世紀的時候，文科與理科、工科基本上是在一起的，后來才隨著社會的發展朝著科學、技術和人文這三條線索分化。”他告訴《中國科學報》，科學往往是指原始創新的東西，技術是指應用性的東西，人文則分化為人文科學（包括文學、歷史、哲學等）和社會科學（包括經濟、法律、管理等）兩方面，主要探討的是人應該如何看待自己、看待社會和管理社會等問題。
與學科分化不同的是，這兩年，越來越多地出現一種重新融合的可能性，也就是技術的發展與人文社會的發展重新交匯。“新文科的出現，就是一次新的科學技術與人文話題相融合，用新的科學成績來研究人文社科領域過去存在的一些話題。尤其是過去放在社會學、精神和思想界來解決的問題，現在可以用科學進行新的解釋。”
比如，心理學家弗洛伊德一生都在嘗試用現代科學的理性,解釋不能解釋的人的內心世界，甚至晚年也堅信，總有一天，所有的心理學問題都會被生理學或醫學知識解決。雖然他生前沒有看到這種可能性，但今天，伴隨著腦成像技術的發展、人工智能微芯片的出現等，這種可能性越來越凸顯出來。
武漢大學文學院副院長于亭則認為，美國高校之所以提出新文科建設，更多的是因為培養出來的學生無法滿足他們的心理預期。
一方面，文科學生越來越脫離社會實踐，并且缺乏對技術發展的興致與創造力；另一方面，從理科和經濟發展來說，人們越來越意識到，缺乏人文學和文化素養，以技術為中心的訓練，會導致理工科學生在創新能力和批判思維方面出現問題。
“我覺得，新文科是從文科的視角看當代世界的技術前景和技術想象力，并且讓文科學生在培養中獲得一些訓練。”于亭說。
在他看來，對于國內高等教育而言，新文科建設不僅僅是學科重組、文理交叉，將新技術前景和技術趨勢納入文科訓練中。除此之外，首先需要人文科學內部打通，真正做到文史哲不分家；其次是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打通，即社會科學的學生要有很好的人文教育，人文科學的學生也要有很強的社會科學的理論方法和觀念認識。“只有這三個層面搭配在一起，新文科建設才會更有意義。”
文科問題與新文科產生并無因果關系
既然文科所培養出來的學生無法滿足心理預期，那么是否可以說，新文科的產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當前的文科教育本身就存在問題呢？
對此，南京大學教育研究院副院長操太圣給出了反對意見。
他表示，目前新文科的定位是如何讓文科在研究中國實踐的基礎上產生理論，在國際學術界發聲，形成中國學派；同時強調關注最新的科技發展，采用跨學科思維，讓文科的研究跟上時代的步伐等。“可見，新文科是賦予文科以新角色新定位，其產生并不是因為文科本身的發展困境。”
同樣，周志強也認為，新文科的產生，是因為新科技的發展使得對人文社科的解釋出現了新的可能，而不僅僅是局限于其話語內部。
不過他也承認，我國當前的文科教育的確存在一些問題。
首先就是原創性不足。目前，我國的人文科學過多地重視繼承傳統的既有觀念，而對于帶有冒險性、探索性的新話題和領域開拓的生產力嚴重缺失。一個顯而易見的現象就是，當前的人文話語在解釋當代的一些文化現象、社會現象時，所采用的往往是已經成形的、廣為人知和普遍接受的思想與概念，而非新話語或新想象。
其次是納新能力與自變能力不足，也就是說，人文社科大多封閉在自己的專業學科領域之內，過分強調學科背景、專業背景，對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學當中的一些新發現、新問題認知不足、理解不足。
此外，社會因素所帶來的人們思想的轉變與文科本身所具有的特點，同樣讓文科教育面臨窘境。
“當前社會中，功利性思想太過嚴重，人們多從修讀文科可以給自己帶來什么好處、是否有利于找到好工作等方面來評價其價值。因此，我們看到一些文科專業在招生、就業等方面遭遇了挑戰。”操太圣指出，對于從事文科教學與科研的教師來說，現有的科研評價制度關注科研經費獲取、論文發表和引用等，而文科研究傳統上偏專著的撰寫，周期長，且對科研經費的依賴性弱，這些都使得文科在當下的評價環境中，沒有其他學科的地位高。
實際上，不僅是我國文科教育存在問題，從全世界范圍來看，文科教育都在衰退。
“衰退的主要原因，是當代世界主要追求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所以朝向經濟競爭和金錢的教育在全世界都是一個大潮。”于亭說，這一大潮所帶來的，一是文科教育出現危機，即越來越萎縮，越來越不被人重視，也沒有人愿意投身其中；二是這種文科教育的危機導致缺乏人文教育的人，無論在批判性思維、創新能力、價值關懷和社會的文明關注度上都出現了巨大的問題。
除了上述共相之外，中國的文科教育還有自己的“殊相”。
“西方的文科教育即使再衰退，但因其擁有悠久的歷史和完善的體系，所以只要有人愿意投身其中，仍然能夠受到良好的訓練。”于亭說，但我們的文科教育受到早期學習蘇聯體制的專業教育的影響，演變到今天，導致學生在專業教育下無法獲得批判性思維、獨立思考能力以及文化創造力。
為解決文科問題提供諸多可能
雖然當前文科教育所存在的問題與新文科的產生之間并沒有因果關系，但學者們一致認為，新文科可以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諸多可能。
在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別敦榮看來，現在的文科辦學和發展過于孤立化，而新文科建設，則有望打破這種局面，增強文科內部及其與理工科的交流，同時也能與新技術結合得更加緊密。
“當前，文科與其他學科有一些結合，比如考古學和技術結合就形成了科技考古，信息技術和藝術結合，就形成了藝術設計的網絡化等，但還遠遠不夠，無法滿足現在社會的需求。我想，新文科可以提供一種有效路徑。”他說。
對此，周志強舉例道，馬克思主義的誕生就是與科學技術的發展密切相關的，進化論的出現、天體物理學的發展等都極大地推動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進步。“同樣，今天新科學技術的發展，新宇宙觀、世界觀的確立，也會極大地推動人文社科的發展，因為新文科就是用科學技術的手段進一步研究人文社科，而且是其突飛猛進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
對于這一問題，一直擔任武漢大學弘毅學堂國學班教學工作的于亭似乎更有發言權。
2009年，教育部聯合中組部、財政部啟動“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試驗計劃”（簡稱“珠峰計劃”），選擇部分高校的數學、物理、化學、計算機和生物5個學科率先進行試點，力求在創新人才培養方面有所突破。
武漢大學入選首批高校，并于次年成立了弘毅學堂，實行動態的學習管理機制，采取小班個性化培養。與此同時，武大在5個實驗班的基礎上，自掏腰包創造性地增設了兩個文科班，即弘毅學堂國際數理經濟與數理金融班、弘毅學堂國學班。
“這一舉措在當時并不起眼，但實際上具有相當的前瞻性。”于亭說，學校制定了比較有挑戰性的培養方案，包括課程設置、培養過程、培養要求等各方面，雖然真正顯山露水需要很長一段時間，但這批學生在畢業時，甚至平時學習時，就已經在知識、能力和價值關懷等方面跟普通的武大文科生不一樣了。
“比如，弘毅學堂國學班2017級的一名女生，二年級時寫的學年論文，無論是篇幅、水準還是書寫，已經完全可以作為一篇碩士學位論文進行答辯了。”于亭說。
他表示，并不是讓學生學某一個專業領域的知識，而是通過這種整合訓練，使其擁有好奇心、批判性思維能力以及很強的文化價值感和社會責任感，這也正是“新文科所要抓住的核心內容”。
頂層設計與教師隊伍建設是關鍵
鑒于整合訓練的初衷，于亭認為，要想讓新文科更好地推行與發展，首先就要做好頂層設計，要讓真正富有建設性、真正富有想象力、真正有教育理念的人設計這些方案，打破現有的中文+歷史+哲學式的拼盤教育，打造一種全新的，真正好的教育理念。“但同時又會遇到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有了這樣的頂層設計，卻沒有講授這些課程的老師。也就是說，現在的教師隊伍，暫時無法達到新文科的教育要求。”
“老師們比較喜歡講《中國文學史》《西方哲學史》等課程，因為這些比較單一且簡單，而像上述這樣的課程，對老師們的挑戰就會非常大。”于亭說，所以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要共同成長，學生固然要學一門課，但教師在教這門課時，也不能因循守舊、照本宣科，而是要挑戰、超越以往的知識結構，否則將無法勝任教學工作。“教師隊伍的能力提升、知識提升、觀念提升和態度提升，才是最迫切的。”
在這一前提下，教育主管部門與高校的政策傾斜顯得尤為必要，因為當前高校里重科研、輕教學的現象仍然比較嚴重。
在周志強看來，推動新文科發展，首先要打破專業壁壘，包括人文社科內部及其與自然科學之間的壁壘，以培養科學哲學家、科學思想家等新型人才；同時，高校培養人才不能單獨以市場為導向，而是要更多地為科學發展所考慮；此外，高等教育的管理模式仍需改革，即打破原有的辦學觀念，打破當前高校和科研制度管理行政化的禁錮。
操太圣補充道，新文科要真正取得突破，還需要很好地平衡其工具性與價值性，且在人文教育這一根本問題上來平衡，即從培養什么樣的人的角度來思考。只有這樣，新文科的內涵和價值才能真正被認識、被落實。“這就要求新文科貼近社會，用社會容易接受的語言與方式來引領社會的價值觀，恢復風清氣正的社會氛圍，避免陷入教育的功利化而不能自拔。”
摘自《中國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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