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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世紀新時期,一些科技成果轉換速度非常快,一些新產業爆發釋放出巨大能量,使我們意識到必須推動要素集合,推動協同創新,形成創新力量。”要素供給制約問題,是當前高質量發展的一大“痛點”。推動高質量發展,必須加快高端要素集聚并使之實現優化合理配置。 

　　關鍵要素短板突出,支撐能力不強；要素錯配矛盾凸顯,配置效率不高,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瓶頸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要加快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這一提法打破了傳統產業體系一二三產業,或者傳統產業、新興產業、制造業、服務業的劃分,重點從要素角度談產業體系的構建,堅持了鮮明的問題導向特征。當前,要素方面存在的問題,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關鍵要素短板突出,支撐能力不強。首先,科技創新瓶頸凸顯。我國人均研發經費較發達國家有很大差距,2018年我國人均研發支出為211美元,僅相當于美國的1/6、OECD平均水平的1/5,與德國、瑞典、韓國、日本等創新型國家相比差距也非常大。從研發人員密度看,我國每萬名勞動者擁有研發人員數量為48人,而丹麥則高達213人,韓國、日本、德國等國平均為每萬人140人-168人,約為我國的3-5倍。另外,“三方同族專利”仍主要集中在美國、日本、歐盟,3家合計占全球比重達到82.5%,而我國這一指標僅為3.51%,難以支撐現代產業體系發展的要求。其次,金融體系支撐能力不足。一是信貸與GDP“喇叭口”擴大,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拉動作用持續下降。二是直接金融和間接融資比例不協調。整個金融體系中傳統銀行占比較高,服務中小微企業、科技創新等發展的現代金融培育不足,導致實體企業融資成本高。三是部分金融創新偏離了服務實體經濟的本質。金融機構套利業務和理財、信托等通道業務的創新,過度強調對利潤的追逐,而脫離服務實體經濟的根本要求,在很大程度上推高了實體企業融資成本最后,人力資源存在結構性供需矛盾。我國人力資源總量豐富,豐富的人口優勢并沒有完全轉化為強大的人力資源優勢,目前我國實體經濟發展的人才供需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專業人才隊伍大而不強、缺乏世界級科技大師和“高精尖”人才、工程技術人才培養同生產脫節等問題凸顯,實體經濟提質增效升級面臨人才瓶頸制約。特別是在高學歷人才供給方面,我國與發達國家還有很大差距。 

　　要素錯配矛盾凸顯,配置效率不高。首先,科技資源錯配現象突出。具體而言,存在“三個錯配”現象。一是領域錯配。我國基礎研究占研發支出的比重長期固定在5%左右,而美國為19%,日本為11.3%,我國基礎研究投入嚴重不足。二是主體錯配,政府研發經費主要投向高校和科研院所,投向企業的比例偏低。三是行業錯配,大量政府資金投向新興產業領域,而對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研發支持不足,導致部分傳統產業錯過轉型升級的機遇窗口期。其次,金融資源錯配問題嚴重。近年來,我國在流動性總體寬裕的背景下,實體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依然突出,表明金融資源錯配問題嚴重。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和新興產業發展壯大需要的資金得不到金融部門的有效支持,致使實體經濟發展困難。最后,人力資源錯配問題突出。目前,我國人力資本配置不合理,無論從高層次人才專業結構,以及所學專業與從事工作的匹配度看,人力資本過于投向金融和虛擬經濟領域的現象比較突出。 

　　國際創新資源整合不夠,國內知識鏈、技術鏈和產業鏈脫節問題嚴重,造成創新資源難以集聚和有效配置

　　8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委第五次會議上指出,要充分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和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打好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的攻堅戰。 

　　當前,我國產業開放層次偏低,內外協同不暢。首先,國際創新資源整合不夠。目前,我國吸引的跨國公司大多從事加工組裝環節,設立研發機構的比例尚不足3%,且研發機構層級較低。其次,國際供應鏈構建和主導能力不足。從產業鏈角度看,我國產業體系的突出問題是加工制造能力強,而核心零部件、高端研發和市場營銷等環節受制于人,產業鏈不完整,上下游合作不緊密,協同創新少,缺乏產業鏈的合作和整體布局,造成我國產業附加值低,國際供應鏈主導能力不足等問題突出。再次,金融體系開放層次不高。我國金融體系開放度不夠,有利于國際國內金融要素有序流動、金融資源高效配置、金融市場深度融合的體制機制尚不完善。在銀行、保險、證券、養老等領域市場準入要求比較多,全球金融資源的配置能力還不強。資本市場對外開放也不夠,境外投資還面臨包括額度限制在內的多種管控。最后,國際化高端人才吸引力不足。據《2018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我國在引進國際受高等教育的人力資源指標上短板較為突出,在參與排名的126個國家和地區中僅排第九十七位。

　　此外,協同發展機制僵化,內生活力不足,也是一個重要問題。首先,科技創新機制不活,尚沒有形成科技創新與實體經濟發展緊密結合的創新體制。主要表現為企業研發主體地位尚未真正確立,科技創新激勵機制不完善,科技成果轉化受阻,轉化渠道不暢通,知識鏈、技術鏈和產業鏈脫節問題嚴重,“科技成果走不出實驗室”現象普遍。特別是,政府在科技資金投入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上仍具有濃厚的直接干預色彩,科技創新治理涉及多個部門,創新資源難以有效配置,部門間協同性差。其次,金融改革滯后,尚未形成有助于實體企業融資的現代金融體系。我國以銀行機構為主導的金融體系和以間接融資渠道主導的金融結構并未得到有效改變和扭轉。主要表現為以商業銀行為主體、以大型國有保險公司為主的金融體系“風險厭惡”傾向顯著,對民營企業和科技型中小企業有很多歧視性規定,無法支撐科技創新和實體經濟發展。在金融開放上,管制措施過多,民間資本和國際資本進入金融業領域限制重重,造成金融業競爭不足,產業發展活力和效率提升不夠。最后,人才流動機制不暢,人力資本提升難以滿足實體經濟發展需要。在實體經濟發展過程中,先發地區的產業發展和創新創業環境改善要求創新型人才源源不斷地流入,但我國人力資源在體制、區域、城鄉間流動的制度性障礙較多,包括戶籍登記管理、社會保障、職稱評定、工資福利、人事檔案管理、身份管理等管理制度制約了人才的合理流動和有效配置,難以實現“人盡其才”。 

　　加強高端要素培育,深化要素市場改革,促進高水平對外開放,不斷提升我國企業的全球化資源配置能力

　　針對上述瓶頸,必須加快系統謀劃,抓住重點、分類施策,持續增強現代產業體系發展活力和競爭力。

　　加強高端要素培育,提升要素供給質量。首先,加大科技創新要素培育。集中優勢科研力量和行業領軍企業開展關鍵共性技術攻關,力爭在制約經濟社會轉型發展亟須攻克的重大技術、事關產業國際競爭力提升的關鍵核心技術或“卡脖子”技術、搶占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制高點的原創性前沿重大技術等重大技術領域取得突破。其次,加大現代金融要素培育。積極發展科技銀行、民營銀行和外資金融機構,鼓勵國有銀行開展中小微企業服務,形成大中小組合、國有民營外資多元的銀行體系,扭轉信貸資源在大企業和中小企業之間的錯配現象,促進金融機構和實體企業需求銜接匹配。最后,實施人力資本優先發展戰略,著重解決教育脫離經濟發展和高技能人才等短缺問題。通過改革傳統人才評價、考核和激勵機制、加大高層次創新人才培養支持力度、完善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方式,吸引一大批有經驗和影響力的復合型創新創業領軍人才和團隊投身實體經濟發展。大幅度提升中職教育中通識教育水平,增加通用技能和綜合能力培養,推動中職教育復合化和多元化,培養更多學習型、復合型、創新型、社會型的勞動者。 

　　破解制度性障礙,構建高效的協同發展機制。首先,重塑實體經濟發展導向機制。強化對實體經濟重要性的再認識,形成“尊重實干、崇尚實業、腳踏實地、實業致富”的社會氛圍。建立健全激勵機制,保障全社會實體經濟從業人員的合理回報,引導全社會行業收入分配機制向有利于實體經濟發展的方向調整。其次,強化科技創新引擎機制。加快科研機構分類改革,促進應用型科研機構市場化改革,建立自主創新、自負盈虧的企業化應用型科研機構,徹底打通應用型科研機構和企業之間的銜接障礙。徹底改變現有以經費管理為主導的管理方式,全面建立以科研成果績效為導向新型管理模式,探索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新模式。再次,順暢現代金融服務機制。加速金融結構性改革,構建多層次金融服務體系。建立盡職免責、糾錯容錯機制,打破民營企業在融資過程中遇到的各種隱形壁壘,保障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真正享受同等的金融服務。最后,健全人力資源資本化機制。探索建立科研成果所有權分配機制,保障科研人員成果轉化收益權。改革傳統人才評價、考核和激勵機制,改革職稱評定和薪酬管理制度,取消職稱評定指標配額制。改革國企領導的身份和薪酬體系,取消保留行政級別前提下的限薪辦法。打破人力資源流動的制度性障礙,建立體制內外能進能出、能上能下的人才流動新機制,大幅提升人力資源配置效率。

　　深化改革攻堅,激發實體經濟和要素發展活力。首先,深化要素市場改革。消除地區、部門分割,清理妨礙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加快建立和完善負面清單制度,使生產要素能夠自由流動、優化配置。其次,深化壟斷行業和國企改革。通過合資、合作、并購、參股、入股等方式,積極引入優勢互補并能提供戰略支持的非國有資本,不斷提高國有資本運營效益。最后,放寬教育、醫療、金融等現代服務業和大數據、“互聯網+”等新興產業領域的進入管制。吸引更多社會資源通過創新對沖成本上升壓力,提升實體經濟發展層次和水平。及時調整新能源汽車、網絡約車、互聯網醫療等領域相關政策、法規和行業標準,抓緊修改、廢止阻礙新動能發展的規定,建立適應技術更迭和產業變革要求的標準動態調整和快速響應機制,營造更加適宜的創新生態。 

　　促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提升全球化資源配置能力。首先,大幅放寬市場準入。加快在全國推廣外資企業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深化現代服務業對外開放,在金融、醫療、健康、電信等重點領域加大開放力度,取消制造業重點領域外資準入限制。充分利用巨大的國內市場優勢,積極引進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節能環保等領域企業,促進形成新一輪跨國公司和科技型企業對華投資熱潮。實行高水平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政策,有序放寬制造業準入限制,健全產業安全審查機制和政策法規體系。其次,加快建設國際開放實驗室、世界產業創新聯盟、全球創新網絡等。加強與國際一流大學、頂尖企業和研究機構之間的技術創新戰略合作,吸引跨國公司在國內設立研發中心。最后,完善產業走出去支持機制。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點,支持發展一批跨國公司,通過產業鏈整合、資本運作、聯合經營、設立分支機構和研發中心、構建全球營銷及服務體系等方式,更好融入全球創新和產業分工體系,通過投資、全球采購、OEM、ODM等多種方式增強全球資源配置能力,提升我國企業的全球化資源配置能力和產業國際分工地位

摘自《大眾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