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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對全球政治經濟安全的直接沖擊或有減弱，間接或次生影響仍然不能忽視，以下十項全球性趨勢值得高度關注。

一、世界經濟啟動恢復性增長

在經歷新冠肺炎疫情沖擊的經濟下挫之后，2021年世界經濟將在此前較低的基數基礎上重啟增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計，2021年世界經濟實際GDP增長率將達到5.2%，較上年增長回升9.5個百分點。其中，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2021年實際GDP增長率將由上年的-3.3%回升至6.0%，發達經濟體也將由上年的-5.8%恢復至3.9%。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經濟年增速高于發達經濟體兩個百分點以上的雙速增長態勢在世界經濟復蘇階段仍將延續。受此影響，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由于危機之中脆弱性較高而出現的經濟規模占世界比重下滑勢頭逆轉（2020年較上年下降了0.2個百分點），2021年經濟規模占世界比重預計由上年的40.6%小幅上升至40.7%，IMF還預計到2025年將進一步提升至43.7%。

二、中美經濟規模差距進一步縮小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加劇了中國經濟規模相對美國上升的態勢。在二十國集團（G20）成員為代表的主要經濟體中，只有中國在2020年維持了經濟正增長。盡管2.3%的增長率較上年的6.1%有明顯下降，但能在如此重大的疫情沖擊下堅持增長不停步殊為不易。這與中國決斷早、行動快、舉措有力、制造業基礎雄厚且得到“互聯網+”的有效支撐，從而率先控制住疫情并防止了后續幾波反復等因素有關。

美國受疫情大流行影響，2020年經濟收縮3.5%。此消彼長之下，中國經濟規模進一步接近美國。IMF在疫情之前對2021年中國GDP占美國比重的預測值是71.5%，疫情發生之后調整為76.8%，上調了5.3個百分點；IMF還預計到2025年，中國GDP占美國比重將達到90%。

三、全球政治多極化格局顯現

英國“脫歐”之后，歐盟內部緊密化和一致性程度上升，且其作為整體的經濟規模依舊龐大，這為其與中美鼎足而立成為全球“三足”之一，奠定了比較堅實的政治經濟基礎。作為世界前三大經濟體之一，歐盟特別強調“一個團結、有能力和自力更生的歐盟對歐洲有利，對跨大西洋伙伴關系有利，對多邊體系有利”，有意“引領世界走向綠色、循環、競爭和包容性經濟”，希望“堅持自己的技術目標和雄心……塑造技術、技術的使用和監管環境”，聲稱要“在改革世貿組織方面發揮共同領導作用”。一個追求團結、自力更生并且雄心勃勃的強大歐盟，有資格成為全球政治格局中獨立一極。預計2021年起，中美歐三足鼎立、俄日澳印等群強環伺的多極化格局將逐步成型。

四、多國內部政治極化、社會分化趨勢加劇

2021年多國內部政治極化、社會分化的趨勢將進一步加劇。在歐洲，“脫歐”派與“留歐”派、支持接收移民的群體與“反移民”的民粹主義者、支持綠黨的環保主義者與農業協會的農民、極右翼勢力和極左翼勢力等，在許多城市的同一個公共空間競相“表演”游行或破壞。在美國，2020年67%的總統選舉投票率創下120年來的新高，連選失敗的特朗普獲得的普選票都超過7400萬張，大大超過2016年選舉中希拉里獲得的6585萬張及奧巴馬2012年再次當選時的6592萬張，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其國內政治的分裂與極化，以致評論者多認為特朗普雖然“走了”，但特朗普主義還將長期存在。在印度，疫情加重了國內階層分化的惡果。2020年11月，本就負擔沉重的農民不滿莫迪農業新政，在新德里舉行大規模抗議。示威迅速向全國各地鐵路、商業、街道、工廠等蔓延，并因為軍警的鎮壓而更趨激烈。

政治極化是經濟社會分化的投射。新冠肺炎疫情加劇了許多國家內部的不平等和脆弱性。例如，美國低薪服務業人員的失業人數大幅增加，有色人種感染和死亡比例更高。彭博社億萬富豪指數數據顯示，美國最富有的50人的財富總值近2萬億美元，比2020年初增加了3390億美元，而最貧困的50%美國人（約1.65億人）的凈資產僅為2.08萬億美元。該數據同時顯示，美國白人擁有全國財富的83.9%，而黑人家庭擁有的財富僅為4.1%。

五、國際互動中以意識形態劃界的觀念沉渣泛起

歐美聯手將世界拖入意識形態紛爭漩渦的勢頭正在凸顯。一方面，拜登政府打“意識形態牌”的積極性非常高，強調“民主不僅是美國社會的基礎，也是我們力量的源泉”“邀請世界各地的民主領導人同儕將加強民主重新列入全球議程”。另一方面，歐盟主動迎合拜登的這一想法，準備“支持世界各地的民主價值觀”“與美國密切合作，調整我們的戰略目標，支持亞洲的民主進步至關重要”。2021年，歐美為主的西方發達國家可能人為制造所謂“民主社會和市場經濟國家”與“非民主社會和非市場經濟國家”之間的差異和對立，脅迫本國及相關國家的私人部門退出與“非民主社會和非市場經濟國家”的合作，力求將意識形態對立運籌為一樁對西方國家私人部門和政府都有利可圖的事業。中俄等國面臨歐美以意識形態議題為工具施壓的風險上升。

六、大國博弈由對抗為主轉向競爭與合作

特朗普政府推動形成的競爭甚至對抗為主的大國關系在2021年可能出現轉折，主要國家或經濟體間更可能在各領域建立務實的競爭與合作并舉的關系，在其中一些領域更強調競爭，而在另一些領域更強調合作。對待盟友，拜登政府反對特朗普政府的“交易性”關系定位和雙邊施壓方式，將重申承諾、加大投資，在恢復歷史性伙伴關系的基礎上重塑盟友關系。對中國，拜登一方面強調協調盟友立場并通過規則等方式加以“規鎖”，另一方面也表示在氣候變化、防擴散和全球健康安全等領域加強合作。

歐盟發布的《歐盟-美國應對全球變化的新議程》也認為，隨著美國政府的更迭，歐盟和美國之間可能并且應該設計一個新的跨大西洋的全球合作議程，并提出了相關建議。中國一貫希望與美國秉持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精神，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動雙方關系健康穩定向前發展；對歐洲則始終支持歐洲一體化進程，始終支持一個團結、穩定、繁榮的歐盟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2021年國際關系中大國消極對抗一面可能下降，競合并行的復雜性增加。

七、國際治理由區域一體化為主轉向多邊與區域并行

2020年《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等主要區域合作安排取得顯著進展。RCEP成員國達成共同建立一個現代、全面、高質量以及互惠共贏的經濟伙伴關系合作框架的目標，簽署了一個開放的、包容的、基于規則的貿易投資安排。區域一體化的進展，對地區和全球應對新冠病毒肺炎大流行至關重要，并將在疫后通過包容和可持續的經濟復蘇進程打造區域韌性發揮重要作用。

除了區域合作之外，多邊合作也迎來新的契機。相對更加強調多邊規則的拜登政府取代注重雙邊施壓的特朗普政府登上美國政治舞臺。拜登表示要“消除懲罰美國人的貿易壁壘，抵制危險的全球保護主義滑坡”，要和其他“民主”國家聯合制定“環境、勞工、貿易、技術和透明度等各個方面”的規則。這些與歐洲強調的“基于規則的多邊秩序”，以及對美國在改革世界貿易組織方面“發揮共同領導作用”“探討如何通過改革上訴機構恢復基本的爭端解決功能”“加強歐盟-美國-日本之間的三方合作，就公平競爭環境問題提出建議”“共同努力，推進世界貿易組織電子商務談判”等期待是比較一致的。盡管在可預見的將來，多邊協商仍然存在很多具體困難，但國際合作由區域一體化和多邊主義雙輪驅動的新動力正在形成。

八、技術進步及其運用范圍拓展影響戰爭形態和國家安全

大數據、人工智能、無人機等技術進展日新月異，不僅影響著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對戰爭形態和國家安全也產生重大影響。首先，戰爭場域大為拓展。在先進技術支持下，戰爭出現由傳統海陸空拓展至太空、由宏觀空間發展至微觀空間、由物理世界延展至虛擬世界、由戰斗場景擴展至生活場景等轉變。其次，對抗手段更加豐富。定向能、生命科學、人工智能、網絡、高超音速等領域技術在軍事應用方向上的發展，可能讓戰爭的指揮、實施及效果檢驗方式多樣化。最后，戰爭倫理發生變化。隨著人工智能等技術的發展，技術對勞動力的邊際替代率遞減規律被打破，勞動可以被非人力技術完全取代，作為勞動載體的勞動者的價值可能下降，而基于虛擬現實的遠程作戰技術和無人作戰平臺的興起，可能加劇參戰者對人類生命的無視從而增加戰爭的殘暴性。2021年，可能發生更多以無人機、自動殺人裝置、電腦病毒為主要武器或“參戰者”的特種戰爭。

九、全球供應鏈向安全化、彈性化方向調整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間的大封鎖、大中斷讓多數國家認識到供應鏈安全的重要性。無論是人為的政策性封鎖或搶奪造成的供應鏈防御型安全問題，還是傳染病等非人為的客觀性往來中斷造成的供應鏈管理型安全問題，都成為各國決策者決意應對的問題。2021年，全球供應鏈和研發格局的分布可能開始由效率導向更大程度轉向安全導向。一些國家強調“國家安全”優先，轉而把所謂技術含量高的環節保留在國內，或者從可能“威脅”其“國家安全”的國家轉到其他國家，特別是轉到那些在傳統安全上對自己存在高度依賴的國家，這將對全人類的科學研究和技術進步事業產生掣肘效應。真正的安全立基于開放和發展，根本之道是通過數字經濟等新技術支撐的經濟形態打造免疫化、便利化、彈性化、智能化、安全化的國內及全球新型供應鏈。以中國為代表的生產能力強、防疫舉措有力的國家，可能成為其他國家備份供應鏈的全球安全島。

十、極端天氣等氣候變化后果造成自然災害頻發

近年氣候變化趨勢持續惡化，給人類造成的生命財產損失和其他間接危害不斷加劇。巴西、澳大利亞和美國加州等地的森林大火頻發，非典、中東呼吸綜合征、新冠肺炎等接連肆虐，這些都與氣候變化息息相關。2021年，世界上極端天氣出現的頻率可能上升，沿海地區經受暴雨、臺風、颶風，主要森林地區爆發大規模山火，主要糧食產區經受洪澇、干旱、蝗災，北極地區夏季無冰區擴大，南極地區大面積冰蓋消失……這些問題可能更加嚴重。受人為因素影響，這些自然災害可能和疫情一起給人類特別是發展中或欠發達國家的脆弱群體帶來生存危機、糧食危機、物種衰減危機。例如，世界糧食計劃署稱，非洲、拉美等地的發展中國家正在或即將遭受饑荒。即使在發達經濟體，在高失業率的情況下，窮人也承受著食品價格上漲的痛苦。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