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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科技是數字經濟發展的關鍵引擎，是支撐數據轉化為數字化知識和信息的科學技術。數字科技是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保障，支撐了傳統農業經濟、工業經濟向數字經濟轉型的根本性變革。

2020年，習近平總書記曾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強調，要充分認識推動量子科技發展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加強量子科技發展戰略謀劃和系統布局，把握大趨勢，下好先手棋。

在第四次工業革命背景下，以量子信息、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為代表的數字科技將重塑全球經濟和產業格局，必將成為大國和企業競爭的戰略制高點，亟須進行戰略謀劃與系統布局，瞄準世界科技前沿，集中優勢資源突破數字科技核心技術，加快構建自主可控的產業鏈、價值鏈和生態系統。

新時期發展數字科技迫在眉睫

數字科技是數字經濟發展的關鍵引擎，是支撐數據轉化為數字化知識和信息的科學技術。數字科技是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保障，支撐了傳統農業經濟、工業經濟向數字經濟轉型的根本性變革，具有巨大應用價值。依托網絡協同的創新模式與“融合科學”新范式，數字科技帶來計算生物學、生物信息學、空間信息學、納米信息學等新興交叉學科的發展。

數字科技將成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決定性力量，并重塑生產要素和創新模式。以數字科技為核心支撐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將實現從科技到產業、基礎設施、經濟、制度的體系化改變，帶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質的飛躍。數字科技通過數據處理、仿真建模、機器學習等改變從數據到信息與知識的整個流程，并推動了知識自動化，使得數據進入到價值創造的體系中，大大賦能強化人類腦力。數字科技成為生物、能源、新材料等領域形成群體創新突破的關鍵加速器。

數字科技創新已成大國科技競爭的戰略制高點，將深刻影響全球經濟和產業格局。當前國際科技環境劇變，世界各主要大國都把數字科技作為本輪戰略博弈的核心，圍繞物理空間和數字世界的互動反饋進行系統布局。例如，美國從戰略、創新體系、產業生態、政策保障等多方面進行綜合布局，實現數字科技的引領。2020年10月，美國政府發布《關鍵和新興技術國家戰略》，將數據科學與存儲、先進計算、先進傳感、人工智能等數字科技領域列為美國重點布局的關鍵和新興技術。我國亟須在國家層面統籌謀劃、整體部署數字科技創新突破，支撐關鍵領域產業應用。

我國數字科技發展缺乏整體統籌

我國高度重視數字化發展機遇，圍繞新一代信息技術和數字經濟發展出臺了系列規劃意見。強化對新型基礎設施的支持，特別是完善了服務于數字轉型、智能升級、融合創新的基礎設施體系。然而，目前我國數字科技領域發展缺乏整體統籌，創新協同機制有待進一步完善，特別是核心器件、核心技術方面與國外仍有較大差距，亟須建立與完善數字科技的整體發展戰略。

在國家戰略層面，尚未形成圍繞數字科技的國家頂層戰略規劃體系。雖然我國圍繞新一代信息技術和數字經濟發展出臺了系列規劃意見，例如，“十三五”國家信息化規劃、寬帶中國、云計算、物聯網、工業互聯網、新一代人工智能等國家戰略，但缺乏整體的統籌與協調機制，亟須將數字科技、數字經濟、產業數字化轉型、新基建等相關概念和領域進行統籌并進行有重點分層次的支持，形成圍繞數字科技的頂層設計和整體戰略規劃。

在創新體系層面，數字科技創新主體功能定位不清、創新要素之間的作用與轉化機制不暢、供給側、需求側雙向牽引的產學研協同機制有待完善。當前產學研合作過程中，企業作為決策主體、投入主體和風險承擔主體發揮的作用有待進一步加強。科研院所在尖端前沿技術研究方面往往只顧追求先進性，缺乏對企業市場需求現狀以及成果及時轉化的關注，造成企業資金投入長期得不到回報，影響企業在產學研合作中的積極性。另一方面，產業技術創新需求側管理不足，忽視了行業和企業發展的技術需求調查、創新產品的初期市場培育和營銷等。同時，我國科技創新轉化的環境有待進一步完善，包括對于完善數字科技創新主體的激勵機制、科技創新的金融支持、技術市場的發展水平、創新成果轉化的支撐環境，知識產權的保護等。

在數字科技基礎科學與核心技術層面，整體上看，我國在數字硬件、軟件、系統、平臺和應用各領域和環節均有企業布局，然而核心器件和核心技術上仍然落后于世界先進水平。CPU、存儲器芯片、光刻機等集成電路領域跨學科基礎研發能力薄弱，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等領域依然十分缺乏基礎架構算法與機理模型等科學基礎，操作系統、數據庫基礎軟件依賴于外國企業，國產軟件雖有部分產品但尚無法形成生態。另一方面，雖然我國在消費級數字應用領域處于領先地位，但在數字制造裝備、材料數據科學、工業人工智能等工業級核心層技術方面較為落后，受制于國外企業。國內提供共性技術研發的科研機構數量以及對于相關行業技術應用的支撐作用有限，行業公益性科研專項資金覆蓋領域和投入力度亟須提高。

關鍵創新主體和重點任務需協調推進

數字科技發展是一項系統工程，各個環節、各個領域具有較強的關聯性、耦合性、互動性，只有整體推進才能統籌協調。美國、日本、韓國、德國等國家均從國家戰略、創新體系、產業生態、政策保障等多方面加強了對于數字科技創新的布局，谷歌、亞馬遜等跨國公司在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區塊鏈等領域也進行了積極投入。在如此嚴峻的國際科技競爭形勢下，我國的數字科技創新亟須通過國家統籌謀劃、整體部署實現關鍵創新主體和重點任務的協調推進。

一是以數字科技強國戰略整體統籌相關規劃與政策制定。加強宏觀頂層設計，統籌科技、產業等各領域相關戰略、規劃和政策。從頂層設計上，橫向貫通科技、產業主管部門，縱向貫通科學（學科）、技術與產業創新鏈條，加強數字基礎設施、數據與人才要素保障，緊緊圍繞數字科技創新和數字產業發展，引導科技力量、要素向數字科技布局，以數字科技創新驅動為牽引，數字產業應用和數字經濟發展為途徑，數字社會轉型為目標，實現數字科技創新驅動發展戰略。

二是加強數字科技創新體系建設，建立我國數字科技未來發展長板。不斷完善政產學研金用分層次的數字科技創新體系。一方面，提升基礎研究能力，從研究端驅動數字科技發展，加大基礎研究投入，健全鼓勵支持基礎研究、原始創新的體制機制。加強數據科學基礎研究，面向數據科學建設一批國家實驗室。重點突破關鍵數字技術，布局一批產學研新型研發機構。另一方面，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深度融合的技術創新體系，支持大中小企業和各類主體融通創新，完善科技成果轉化機制。在數字科技領域國家（省）級協同創新載體建設中，有針對性地向產學研合作機構或有數字科技企業參與的平臺載體傾斜。

三是提升面向數字科技的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強化數字科技底層支撐。圍繞數字技術與數據科學的互動轉化，基于海量數據和海量算力，大幅改進的算法和機器學習方式，構建“萬物智聯”的信息網絡體系、戰略計算平臺、開源社區和數字孿生體，實現遠程實時調用數據資源和算力。建立智能化數字基礎設施，包括以5G、新一代全光網、工業互聯網、物聯網、衛星互聯網等為代表的通信網絡基礎設施；以數據中心、災備中心等為代表的存儲基礎設施；以人工智能、云計算、區塊鏈、邊緣計算、量子計算、類腦計算、光子計算等為代表的新技術基礎設施；以超算中心、智能計算中心等為代表的算力基礎設施等，最終打造互聯互通、經濟適用、自主可控的分布式、智能化信息基礎設施體系，為數字科技及其產業生態發展提供底層支撐。

四是依托領軍企業搭建服務垂直行業的產業新型數字平臺和數字科技共性研發平臺，強化行業應用的牽引作用。產業新型數字平臺建設方面，支持互聯網領軍企業和其他市場主體根據市場需求，聯合行業內企業打造數字化公共平臺，推動重點產業領域從業者、設施、設備等生產要素數字化，在確保數據安全的基礎上開發行業數字資源，提供網絡化服務。數字科技共性研發平臺建設方面，依托數字科技優勢企業和數字領域重點高校、科研院校，合作建設一批新型研發機構和產學研創新共同體，服務垂直行業技術與產品研發過程，保證平臺的第三方公共屬性。鼓勵數字科技在醫療、教育等領域先行先試，強化行業需求對于數字科技創新的牽引作用，從供給側和需求側共同推進網絡協同的創新模式。

來源：《科技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