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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對構建新發展格局作出全面部署。構建新發展格局，是根據我國發展階段、環境、條件變化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是與時俱進提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戰略抉擇，是塑造我國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戰略抉擇。厘清構建新發展格局的理論邏輯、歷史邏輯和現實邏輯，對于從全局和戰略高度把握其深刻內涵，積極推進其落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經濟循環再審視：

構建新發展格局的理論邏輯

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在于經濟循環的暢通無阻。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社會再生產是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的循環過程。經濟活動需要各種生產要素的組合在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有機銜接，從而實現循環流轉。如果經濟循環順暢，物質產品就會增加，社會財富就會積聚，人民福祉就會改善，經濟實力就會增強，從而形成一個螺旋式上升的發展過程。如果經濟循環不暢，經濟運行就會受阻，增長速度就會下降，社會財富積累就會減緩，人民福祉就會受損，各類風險就會集聚。根據經濟活動的覆蓋范圍，經濟循環可以區分為基于國內分工的國內經濟循環和基于國際分工的國際經濟循環，而在當今經濟全球化和全球價值鏈分工的時代，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間又是難以切割和緊密聯系的。

其一，暢通國內經濟循環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基礎。

只有暢通國內經濟循環，打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的堵點，消除各個環節循環的瓶頸制約，促進生產要素自由流動，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形成更高效率和更高質量的投入產出關系，實現更高水平上的經濟動態平衡，才能始終保持發展活力和動力，不斷增強經濟競爭力和發展韌性，從而在更加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在更加不穩定不確定的世界中牢牢把握發展的主動權。

生產環節是社會再生產的起點，對整個國民經濟循環具有決定性作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將生產居于社會經濟活動的核心環節，一定的生產決定一定的分配、流通、消費，也決定著不同環節的關系?？茖W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高水平的生產取決于高水平的科學技術。當前，提高生產水平和保障生產環節暢通運行的重要條件是關鍵核心技術自主供給。在外部環境深刻變化的情況下，我國科技創新的短板暴露出來，主要是原始創新和底層技術供給能力不足，高端芯片、工業軟件、核心零部件、基礎材料等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問題凸顯，對生產循環形成瓶頸制約，迫切要求增強原始創新能力，在關鍵核心技術領域實現自主可控，推動科技創新在暢通經濟循環中發揮關鍵作用。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性和競爭力直接影響生產環節，對暢通經濟循環有重大影響。近年來，我國在全球產業鏈體系中的位勢明顯提升，產業鏈本地化程度提高，但我國產業鏈整體上仍處于價值鏈中低端，在產品質量和性能上，在核心零部件、高端裝備的精度、穩定性、可靠性和使用壽命等方面，與發達國家仍有較大差距，一些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仍處于產業鏈不完整狀態，對全球資源的整合和控制力也不足，在國際產業鏈供應鏈調整深化的背景下，我國產業鏈不穩不強不安全的矛盾趨于突出，短板和風險逐步顯現，迫切要求強鏈補鏈，增強抵御風險的能力。

分配環節是連接生產和消費的紐帶，直接關系到擴大消費和釋放內需潛力。生產決定分配，分配又反作用于生產。合理的收入分配，既能提高生產效率，激發經濟發展活力，又能促進居民消費，釋放內需潛力。我國收入分配體系建設已取得積極進展，但收入分配領域存在的問題仍然比較突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較大，再分配機制尚不健全，收入分配秩序仍有待規范。這就要求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力度，完善初次分配制度，健全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機制，有效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城鄉區域收入差距是影響經濟循環的重要因素，最根本的是要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促進城鄉區域要素自由流動，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

流通環節是有效銜接從生產到消費各環節的“大動脈”，是暢通經濟循環的重要基礎。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流通效率和生產效率同等重要，是提高國民經濟總體運行效率的重要條件。高效的流通體系能夠在更大范圍把生產和消費聯系起來，擴大交易范圍，推動分工深化，提高生產效率，促進財富創造。近年來，我國流通體系建設取得重大進展，國家骨干流通網絡逐步健全，流通領域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不斷涌現，商品和要素流通制度環境顯著改善。但同時，我國流通體系現代化程度仍然不高，流通的中間環節仍然過多，不同運輸方式“最后一公里”沒有完全打通，還存在不少斷點、堵點。要加快現代流通體系建設，優化綜合運輸通道布局，加快形成內外聯通、安全高效的物流網絡，完善現代商貿流通體系，推進數字化、智能化改造和跨界融合，增強對國民經濟循環的支撐能力。

消費環節是經濟循環的終點也是新起點，是釋放內需潛力的主要著力點。通過擴大消費建設完整的內需體系和強大國內市場，形成擴大內需的長效機制，對于暢通經濟循環具有引領作用。我國消費市場潛力巨大，城鎮人口超過歐洲總人口，中等收入群體超過美國總人口。但受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較大和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的影響，市場潛力尚未得到充分釋放。這就要求著力提高居民收入，提高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水平，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切實減輕居民的生活壓力，使人們愿消費、能消費、敢消費。近年來，我國消費升級和變革加快，呈現商品消費高端化、消費結構服務化、消費方式網絡化、消費產品智能化等新趨勢。要適應消費升級和變革新趨勢，推動生產環節更好適應消費需求的新變化，優化產品結構，增加優質服務供給，加快新型消費基礎設施和服務保障能力建設，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其二，參與國際經濟循環是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必然選擇。

馬克思主義國際分工理論深刻揭示了資本主義主導的國際分工體系演進過程。國際分工的產生與發展深刻內含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生成發展過程之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球擴散，推動各國交往和相互依賴程度不斷深化。國際分工客觀上是人類歷史的進步力量。首先，國際分工作為一種與機器大工業和世界生產體系相適應的世界性生產組織形式，有利于生產的專業化和規?；?，有效節約總的勞動時間，提高生產效率。其次，國際分工有利于發揮各國的資源優勢，將各個生產環節的成本盡可能降至最低，從而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與此同時，國際分工也造成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的分化，發達國家依靠資本和先進技術進行工業品生產，欠發達國家大多局限于農業生產和資源采掘等低端生產領域。因此，國際分工具有雙重屬性，一方面，國際分工使世界成為一個整體，知識和技術的擴散效應使欠發達國家通過學習吸收發達國家的先進知識和技術，不斷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主導的國際分工則呈現出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中心、以落后國家為外圍的基本格局，這種“中心—外圍”格局是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的根源。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際分工體系繼續深化，但并沒有改變發達國家占主導地位的格局。發達國家對全球經濟體系的主導主要表現在兩個基本方面。在供給層面，發達國家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將資本和技術優勢與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資源等初級要素相結合，從而降低成本并獲取高額利潤。在需求層面，發達國家推動的國際分工深化，為世界經濟繁榮和財富積累創造了條件，但同時也推動財富和利潤向發達國家集中，加劇財富分配的不平等，進而使發達國家成為最終消費市場，新興市場國家不得不依賴發達國家市場，通過發展加工貿易并向發達國家市場出口而參與到國際分工體系中去。同時，也要看到，國際分工不斷拓展并突破既有邊界，也為超越現存的資本主義主導的國際分工體系、重構新的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經濟體系開辟了現實道路。

改革開放后，我國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在傳統國際分工格局下進行艱難的工業體系建構、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極大地提高了綜合經濟實力和國際競爭力。中國參與到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在推動世界經濟繁榮的同時，也深刻改變了中國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位勢。在供給層面，我國形成了全球最完整、規模最大的產業體系，已成為全球第一大工業國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中國制造業國際競爭力的提升加快了資本積累，外匯儲備逐步增長，中國已成為對外投資國，在部分領域也成為重要的技術輸出國。在需求層面，我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連續兩年超過1萬美元，中等收入群體超過4億人，隨著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擴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逐步顯現，已成為1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最大貿易伙伴。世界多數經濟體對中國市場的依賴度明顯提高，中國與世界之間的經濟聯系正在悄然改變。麥肯錫相關報告指出，世界對中國經濟的依存度相對有所上升，中國對世界經濟的依存度則相對降低。在這個過程中，中國逐步成為全球重要的最終消費市場，改變了既有的全球市場格局。隨著中國國內市場總體規模加速擴大，并與美歐等最終消費市場形成此長彼消關系，將推動中國從參與全球經濟體系轉變成為全球經濟最重要的舞臺，進而增強中國經濟發展的自主性，并在推動構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其三，構建新發展格局要推動國內國際循環相互促進。

在經濟全球化和價值鏈分工時代，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是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我國早已深度融入經濟全球化和國際分工體系，國內經濟循環離不開國際產業鏈供應鏈的協同配合，產業技術進步也離不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封閉起來脫離世界主流，只會拉大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后”。構建新發展格局，既要暢通國內經濟大循環，也要堅持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更加緊密地同世界經濟聯系互動。

當今世界，最稀缺的資源是市場。構建新發展格局，要充分利用和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把建設強大國內市場作為重要支撐。建設強大國內市場，鞏固和增強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促進中國成為虹吸全球優質高端要素的引力場，使國際循環更有效提升國內循環的效率和水平，將增強中國經濟發展的自主性，提升中國經濟競爭力，推動中國經濟發展不斷邁上新的臺階。與此同時，中國市場規模持續擴大，在全球分工體系中的地位不斷提升，有利于提升中國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話語權，在引領和推動經濟全球化中彰顯大國擔當和責任，促進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發展。

我國發展格局的演進：

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歷史邏輯

經濟發展總是階段性推進的，不同的發展階段對應著不同的內外環境和發展條件，進而形成不同的發展格局。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發展的外部環境和內部條件都十分嚴峻。從國際看，在美蘇“冷戰”和西方國家對我國實施經濟封鎖的背景下，我國不可能參與到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中去，開展國際貿易和對外經濟活動的空間十分有限。從國內看，我國經濟基礎極為薄弱，工業部門殘缺不全，技術水平十分落后，主要任務是實現國家工業化，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們必須強調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生產和消費都基本立足國內，因而也形成了國內循環占主導的發展格局。

改革開放后，隨著全球市場加速整合為一體，經濟全球化進入高潮期，為我國加入國際經濟大循環創造了有利條件。同時，我國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有效促進了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的對接。上世紀80年代后，我國從設立經濟特區和沿海開放城市起步，逐步擴大對外開放。1988年，中央提出實施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利用我國低成本勞動力優勢與國際資本和技術嫁接，發展外向型勞動密集型產業，參與國際經濟大循環。這對發揮我國勞動力比較優勢、填補儲蓄和外匯“兩個缺口”、推動經濟快速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后，我國加快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市場空間迅速拓展，對外貿易和外商投資快速增長。隨著世界人口規模最大的中國深度參與到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大規模的低成本勞動力加入國際分工體系，大幅壓低了全球制造業生產成本，加快推動制造業向中國的集聚，中國加速成長為“世界工廠”，全球也大體形成以美歐為消費市場和研發中心、東亞特別是中國為生產基地和制造中心、中東拉美為能源資源輸出地的“大三角國際循環”模式。

參與國際經濟循環發揮了我國的勞動力比較優勢，推動經濟快速發展，但同時也增大了對國際市場的依存度，內外經濟失衡的問題逐步顯現。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外部需求大幅收縮，我國“兩頭在外、大進大出”模式遇到挑戰。作為負責任的大國，我國實施擴大內需戰略，提出擴大國內需求、開拓國內市場，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立足點和長期戰略方針，同時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為有效應對亞洲金融危機、保持經濟持續穩定發展創造了條件。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我國內需與外需不平衡、投資與消費不協調、工業比重過高且附加值低、資源環境約束持續強化等矛盾進一步顯現。在此背景下，中央提出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經濟增長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從全球范圍看，“大三角國際循環”也暴露出問題，美西方過度消費、過度負債，制造業空心化，中等收入群體萎縮，政治極化，民粹主義滋生，逆全球化和保護主義思潮抬頭。上述變化表明，我國“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循環模式必須進行調整。

國際金融危機是我國發展格局演進的重要轉折點，我國需求結構和供給結構都發生了深刻變化。從需求結構看，外需與內需此消彼長，推動我國經濟向內需主導轉變，對外貿易依存度逐年下降，經常項目順差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2007年的大約10%下降到2019年的1%左右。從供給結構看，我國生產要素結構發生重大變化，2012年以來勞動年齡人口逐年減少，勞動力低成本比較優勢減弱，資本、技術要素的相對位勢上升。供需兩方面的變化，客觀上為我國轉向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新發展格局創造了條件。

綜上所述，構建新發展格局是發揮我國超大規模經濟體優勢的內在要求。大國經濟通常都是以國內循環為主體的。我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依靠原有的外需拉動經濟發展已不可能，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既是客觀必然，也是內在要求。

統籌兩個大局：

構建新發展格局的現實邏輯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正處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構建新發展格局是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先手棋，是牢牢把握未來發展主動權的戰略性布局。

一方面，這是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主動調整。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關鍵是“變”，準確識變，才能科學應變并主動求變。大變局之“變”主要有三條基本脈絡，即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全球產業鏈供應鏈調整收縮、國際力量對比變化和大國博弈加劇。2020年以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加速了這個變局，使我國面臨的外部環境更加復雜嚴峻。

首先，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成為影響大變局的關鍵變量。新科技革命的核心是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網絡互聯的移動化、泛在化，信息處理的高速化、智能化，計算技術的高能化、量子化，促使人類生產生活方式全面數字化。大數據、物聯網、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數字智能技術，正在成為大國競爭的制高點，并將重塑全球競爭格局，改變原有國際分工的“中心—外圍”結構。在以往歷次科技革命中，我國都處在接受技術擴散和輻射的外圍地帶，新科技革命為我國打開了進入國際前沿地帶的機會窗口。美國為保持科技競爭優勢、控制國際競爭的制高點，不惜成本和代價對我國進行科技圍堵和打壓，這將倒逼我們下決心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攻克關鍵核心技術，實現高水平的自立自強。

其次，全球產業鏈供應鏈調整是影響大變局的重要變量。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經濟全球化從高潮轉向低潮，國際貿易和跨境投資增速放緩，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在持續近30年的擴張后開始收縮。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主要經濟體重新審視供應鏈安全問題，在效率和安全之間尋求新的平衡，推動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進一步調整，北美、歐洲、東亞三大生產網絡的內部循環趨于強化。以東亞地區為例，2020年東盟超過歐盟成為我國最大的貿易伙伴。東盟對中國貿易額上升主要源于中間品貿易增長，跨國公司推行“中國+1”戰略，在東盟設立生產工廠，促進東盟國家對中國的中間品出口。與此同時，中國部分終端制造環節向東盟國家轉移，也帶動了中國中間品向東盟的出口。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簽署生效后，東亞地區的內部貿易將進一步上升。

再次，美國對我國戰略遏制日趨強化成為大變局的巨大因素。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和綜合國力的躍升，美國視我國為最大的戰略競爭對手，單方面挑起經貿摩擦，實行科技脫鉤、金融施壓。疫情后，美國對我國的打壓變本加厲，中美關系走向仍面臨不確定性。

最后，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大變局加速演變。疫情后，老問題依然存在，新挑戰顯著增多。疫情沖擊的不對稱和再分配效應凸顯，疫情后的“K型復蘇”，造成收入差距擴大，進一步加劇社會不平等，強化本已上升的保護主義、民粹主義和逆全球化思潮。全球經濟復蘇不穩定不平衡，經濟復蘇可能更加漫長曲折。主要經濟體為應對疫情沖擊，推出空前規模的財政貨幣政策，債務水平突破歷史高位，潛在風險不容小覷。

構建新發展格局是應對外部環境深刻復雜變化的主動調整。隨著我國經濟實力增強，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我國發展面臨的外部風險空前上升。我國必須把發展立足點更多放在國內，充分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強大的生產能力等優勢，更大力度挖掘國內市場潛力，進一步暢通經濟循環，增強我國經濟發展的韌性，提升自主性和可持續性，更好統籌發展和安全，任憑國際風云變幻，始終保持我國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基本盤。

另一方面，這是進入新發展階段的戰略選擇。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根據國內外形勢變化，作出我國經濟處于“三期疊加”時期和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重大判斷，提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大戰略，推進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和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大部署，有效促進了國內經濟循環，保持經濟持續穩定發展。同時，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創新能力不適應高質量發展要求，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競爭力不強，生產體系內部循環不暢和供求脫節現象顯現，國內需求潛力尚未得到充分釋放，經濟發展仍面臨諸多體制機制障礙。

“十四五”時期我國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要牢牢把握新發展階段，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使生產、分配、流通、消費更多依托國內市場，使國內市場成為最終需求的主要來源。堅持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戰略方向，加快實現科技自立自強，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的韌性和競爭力，提高國民經濟循環效能。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與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努力形成需求引領供給創新、供給創造提升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

第一，構建新發展格局要加快實現科技自立自強。實現高水平的自立自強，是構建新發展格局最本質的特征，是暢通國內大循環、在國際循環中贏得主動的關鍵變量。過去在技術追趕階段，我國技術進步的主要路徑是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技術源頭在海外，創新以終端產品的集成創新為主，基礎研究、核心技術、原始創新能力較為薄弱。在外部環境深刻變化的背景下，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尤為緊迫。在創新戰略上，要從過去的技術追趕轉向構建局部優勢，主動在有較好科技基礎、符合未來科技發展方向、具有較強戰略價值的戰略性前沿技術領域加大投入，實現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可控，形成局部領先優勢和非對稱反制能力。在創新路徑上，要從終端產品創新轉向中間品創新。我國部分終端產品已形成較強的國際競爭力，如核電、高鐵、工程機械和通訊設備等，但承載關鍵核心技術的零部件、元器件、基礎材料、基礎軟件等中間品，仍主要依靠進口。中間品專業化程度高，技術迭代速度快，產業生態復雜，科技投入要求高，需要長期的技術和知識積累，必須整合優勢科技資源，把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與發揮市場機制作用結合起來，強化創新過程中的市場需求導向和企業的主體作用，努力實現更多“從0到1”的突破。在創新方式上，要從集成創新轉向原始創新，加強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提升原始創新能力，以基礎研究的突破帶動引領性原創成果、戰略性技術產品的重大突破，在更多領域躋身國際領先行列，推動科技創新在暢通循環中發揮關鍵作用。

第二，構建新發展格局要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競爭力。提高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競爭力，是增強國內大循環主體地位、擴大在國際大循環中回旋空間的內在要求。過去一個時期，由于要素成本提高，加上中美經貿摩擦沖擊，我國經歷了兩輪產業外移壓力。疫情后，國際上又出現所謂供應鏈“去中國化”問題，給我國產業鏈穩定性帶來新的挑戰。當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加快調整，增強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尤為緊迫。要加快營造一流營商環境，提升產業鏈根植性。統籌推進補鏈、強鏈，針對“斷供”“缺芯”等問題，下決心培育可替代的產業鏈，依托龍頭企業帶動供應鏈本土化，提高供應鏈安全性和可控性，增強抗風險能力。實施好產業基礎再造工程，加強“四基”技術和重要產品的技術攻關和工程化應用，并為自主創新產品市場化應用創造良好環境。立足我國產業規模優勢、配套優勢和部分領域先發優勢，加快工業互聯網建設，運用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等改造傳統產業，推進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制造業深度融合，提升產業鏈供應鏈創新力和競爭力。

第三，構建新發展格局要堅持實施擴大內需戰略。擴大內需既是增強國內大循環主體地位的內在要求，也是有效應對外需拉動作用減弱、把握發展主動權的戰略舉措。要堅持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在合理引導消費、投資等方面進行有效制度安排，形成擴大內需的長效機制。打通制約消費的堵點，提升傳統消費，加快培育網上零售、互聯網醫療、智慧旅游等新型消費。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大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調節精準度，健全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著力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增強居民消費能力和意愿。鼓勵擴大有效投資，補齊創新能力、公共安全、基本公共服務、生態環保等短板。激發民間投資活力，引導社會資本參與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和新型城鎮化建設，形成市場主導的投資內生增長機制。

第四，構建新發展格局要清除經濟循環的體制機制障礙。構建新發展格局，既是發展格局的演進過程，更是體制機制變革和創新的過程。要發揮改革的引領和先導作用，建設與新發展格局相適應的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加強產權和知識產權保護，健全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優化民營經濟發展環境。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完善國有企業法人治理結構和市場化經營機制，健全經理層任期制和契約化管理，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加快建設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放開放寬除個別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戶限制，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構建與實體經濟結構和融資需求相適應的銀行體系，加快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

第五，構建新發展格局要實行更高水平對外開放。實行更高水平對外開放，有利于增強對國際高端要素的吸引力，改善我國生產要素質量和配置水平，使國際循環更有效提升國內循環的效率和水平。深化商品、服務、資金、人才等要素流動型開放，推進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以“邊境后”規制改革為重點，實行高水平的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政策，進一步放寬外資的準入限制，擴大金融、電信和醫療等服務業對外開放，縮短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優化國內國際市場布局，促進內需和外需、進口和出口、引進外資和對外投資協調發展；完善內外貿一體化體系建設，促進內外貿法律法規、監管體制、質量標準等相互銜接。

來源：《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