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往往被視為科學的應用,是實現目標的工具。然而,在當今社會人們發現,技術越來越超出自身的控制能力,“技術實體論”甚囂塵上。
技術實體論認為,技術不是簡單的工具,而是負載著價值,有其自身發展的目標。這種觀點往往演變為悲觀的“技術失控論”或“技術宿命論”。因此,技術與科學、技術與社會、技術與主體之間的優先性關系發生了實際的翻轉,這便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學者劉永謀所謂的“技術的反叛”。技術優先的年代,人類應該如何自處?這是他的著作《技術的反叛》所要討論的問題。
高新科技不僅給人帶來了方便,也給人帶來了許多憂慮。比如,現在似乎人人都有“手機依賴癥”,大街上到處是“低頭族”。于是,有人將責任歸咎于手機。而老年人不會用手機,刷不了健康寶,出門寸步難行,延伸出“技術拒絕”問題。再如,機器人伴侶出現之后,有人擔心它對社會婚戀觀造成沖擊。
科幻作品熱衷于幻想出一個完全被技術控制的世界,將未來社會勾勒為一架完整、嚴密、智能的大機器,被某個邪惡的政府或AI掌控著,而人或是成為這機器上的一個零件,或是干脆被消滅掉。有些人甚至認為當下也存在這種現象。
技術正在失控,而人類似乎已經失去了反抗的可能,只能將技術當作某種必然性加以接受。
《技術的反叛》則反對這種技術失控論,主張一種“技術控制的選擇論”。劉永謀認為,技術并不必然走向失控,但人們必須下定決心,做出選擇,才能控制它。
晚上不睡覺刷手機,人們不怪自己自制力差,而怪手機太好用、太方便;面對當前社會戀愛難、結婚難的問題,人們不反思自己,而賴在AI伴侶身上,等等。
技術的應用給人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人卻不覺得自己對技術的使用存在問題,將一切問題都推給技術本身。這實際上是人在推脫自身責任,卻忘了不選擇本身也是一種選擇。既想要享受技術帶來的便利,又想輕易將技術馴服,世界上哪有這樣兩全其美的事?人們必須學會在一定程度上舍棄技術帶來的便利,同時還要時時反省自己。
誠然,AI控制一切的極權社會不是不可能的,但為了防范這種可能性的發生,人們才更應該開動腦筋設計出制度來,防范技術帶來的風險。如果人在面對技術時只有麻木,不想親身參與技術的設計,以及防范技術風險的制度的設計,到頭來自身利益真的受到了威脅,那么難道不應該為他自己的麻木擔責嗎?
有意思的是,面對簡單的技術,人們往往會傾向于工具論,如菜刀既可以切菜也可以殺人,完全是人手中的工具;而面對復雜的技術,實體論就會占據主流,如互聯網在誕生之初,就被人認為蘊含著某種民主的力量。
實際上,互聯網的應用存在兩種并行的趨勢:一方面,有許多人指出,互聯網像“圓形監獄”一樣,可以將我們每個人的行為納入監控與規訓,有極權的性質;另一方面,網絡上的輿情監督、匿名舉報、信息披露等也很常見,展示出網絡的民主的一面。
那么,人們之所以會認為有些技術是失控的,是不是因為對這些技術的了解不太全面、所設想出的它們的可能用途和可能設計不夠豐富呢?同樣是互聯網,以前可以用來監控,現在也能用來監督。所以,不能將技術作為一種給定之物加以接受,而是要積極打開復雜技術的黑箱,為技術設計和技術使用方式的多元化貢獻自己的想象力。
書中提出的“盧茜隱喻”,很能說明人類在當前技術時代的處境:當人類的祖先盧茜從樹上下來、不做猿猴的時候,她并不知道什么是人,所以人類的真實狀況是既不知所來、亦不知所往的。
同樣,人類也根本不知道技術將會把我們帶向何方。為了不讓最壞的情況發生,人們必須與技術爭勝:既不甘于拘泥現狀,又不愿意未來陷入殘忍甚至毀滅。前者需要人們積極地使用技術,后者需要人們鼓起勇氣控制技術。
“技術的反叛”已成事實,現在人類面臨的關鍵問題是,如何讓反叛的技術回到人類的控制中,為人類開創更美好的未來。如果控制技術意味著付出代價,意味著付出精力、腦力和便利,你還是否愿意?
來源:《中國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