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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十四五”開局之年，2021年對于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有著特殊的意義。新一輪“雙一流”評估啟動、中西部高等教育發力、本科教育持續改革、高等教育國際化經受疫情考驗、新型研究型大學成學界熱詞……這些對我國高等教育既有格局產生重大影響的事件和趨勢，將在新的一年帶來哪些“沖擊波”，勾勒出怎樣的發展軌跡？

在2022年剛剛開始之際，我們邀請各領域的教育專家分享他們對于未來的關切與洞見。

新一輪“雙一流”建設的公共政策關切

自2021年3月《“雙一流”建設成效評價辦法》印發，“雙一流”建設周期評估工作就已正式啟動。近段時間，尚未“官宣”的新一輪“雙一流”建設名單受到廣泛關注。部分高校已通過各種途徑對外透露學校新增學科進入“國家級一流學科建設名單”。無形當中，“入選”本身所具有的成就效應和光環效應已經吸引了過多關注。

2021年12月，《關于深入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的若干意見》正式通過，我們可以從中洞悉新一輪“雙一流”建設的真正公共政策關切。

第一個政策關切是能不能出好人才。人才培養始終是“雙一流”建設的第一優先，要堅持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堅持為黨育人、為國育才。衡量“雙一流”建設是否成功，最后還要看能否培養出面向2030年乃至2050年，適應國家戰略發展需要的頂尖人才。要在優化學科專業和人才培養布局上下功夫，只有布局對了，才能不出現人才的結構性問題。

要打造高水平師資隊伍，并建立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確保他們把主要時間和精力投入在人才培養上。要深化科教融合育人，以高水平科學研究支持高質量人才培養。

第二個政策關切是能不能出好成果。一是引導建設高校主動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二是引導建設高校在突破關鍵核心技術、探索前沿科學問題和解決重大社會現實問題等方面作出重要貢獻，尤其是基礎研究取得“從0到1”的重大原始創新成果。“雙一流”建設評價也重點關注這兩點，這是非常明確的導向。

新一輪“雙一流”仍然會堅持服務國家戰略需求，瞄準科技前沿和關鍵領域，引導高校多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為國家、區域和地方經濟社會發展作出重要的貢獻。

第三個政策關切是能否產生扎根本土的世界一流大學。能夠切實引領民族繁榮和國家發展是世界一流大學的根本特征。“中國特色、世界水平”是“雙一流”建設要堅持的目標。辦好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必須扎根中國大地，辦出中國特色。

每個世界強國發展的背后，都涌現出一批扎根本土的世界一流大學，英國、德國、美國、日本等國家都是如此。這些大學之所以發展成世界一流大學，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植根于本國的歷史文化土壤，和經濟社會發展之間呈現出水乳交融的關系。簡單照搬任何國家的大學系統都無法建成扎根本土的世界一流大學，每所世界一流大學都應該對照國際標準，但同時也應該具備顯著的本地特色和本土特色。

第四個政策關切是能否出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縱觀世界強國的發展，都有若干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世界級城市群作為重要支撐。而每個城市群的背后都有世界級的大學集群，為城市群的發展提供不竭的創新動力。

“雙一流”建設能否促進頂尖科學家集聚，在關鍵核心技術領域匯聚大批戰略科技人才、一流科技領軍人才和創新團隊，能否在主要科技領域擁有一批領跑者，在新興前沿交叉領域擁有一批開拓者，進而逐漸在若干關鍵核心技術領域形成人才競爭的比較優勢，這些是人才中心的顯著標志。從這個角度說，世界一流大學和世界一流學科集群建設可以為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提供有力支撐，需要與城市發展、區域發展同呼吸、共命運。

“雙一流”建設強調動態調整，堅持滾動競爭、優勝劣汰，注重持續改進的價值取向，這有助于建立更有效的激勵和約束機制，賦予建設高校和學科相應的動力和壓力，但以五年為一個周期的建設名單動態調整不應該成為過度關注的焦點。納入建設意味著巨大的責任，而不是獲得了“標簽”或者“榮耀”。“雙一流”建設高校和學科應當始終聚焦“雙一流”政策導向，將出人才、出成果、辦出特色、作出貢獻作為自己的重要任務，把建設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從大國邁向強國地位相稱的世界級大學作為自己的核心使命。

區域高等教育的三個發力方向

2022年，隨著第二輪“雙一流”建設即將拉開序幕，我國區域高等教育發展有三大看點值得關注。

第一個看點是區域高等教育集群的發展。這是第二輪“雙一流”建設的一個新發展方向，即在“雙一流”高校相對集中的區域建設世界一流大學高地。而中國想要成為世界主要科學中心和創新高地、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就需要有若干個世界一流大學高地，用于集聚世界高水平人才，“活水養魚”。這是2022年區域高等教育最需要重點發力的地方，旨在解決我國“卡脖子”“卡腦子”“卡嗓子”難題。

第二個看點是以省域為單位建設高等教育體系。為此，需要探索省域高等教育的分類管理、分類指導和分類評價。我國要建設高質量的高等教育體系，各省級地區必須建立高質量的區域高等教育體系。

高質量高等教育體系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多樣性，這就意味著高校具有多種類型，而非千校一面、同質化。各省級地區應該通過分類評價這一指揮棒破題，指導高校準確定位辦學特色。這將是各省級地區下一步高等教育發展的重點工作，也是深化新時代高等教育評價改革的第一原則。

第三個看點是區域高教體系與區域經濟社會的協同發展。當下，區域高教體系與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不匹配，存在結構性矛盾。無論是人才培養還是科學研究，兩者的耦合度都偏低。

首先，高校專業設置與區域優勢產業缺少相關性，高校雖然培養了很多專業人才，但因為區域沒有相關產業，導致了“學生畢業即失業”現象的出現。與此同時，當區域急需某一類人才的時候，往往高校又培養不了，由此產生高等教育與工作實踐脫節、大學生就業難與企業用工荒同時并存現象。

其次，高校科學研究與區域需求脫節。從知識生產角度看，產教融合停留在低水平。我國絕大部分區域的產教融合模式是所謂“轉化模式”，即高校從事基礎研究，然后申報專利，最后轉化為產品，這種模式科研成果的轉化比例不到5%。而需求驅動模式的轉化率可高達50%至70%，深圳產教融合的成功就是需求驅動的典型。

產教融合要落地和落實，必須建設區域知識創新中心。目前，我國產教融合項目多是跨區域合作，如北京高校的產教融合項目多與粵港澳大灣區合作，而非京津冀地區。這說明我國絕大部分地區不具備產教融合落地的條件，也解釋了中西部高校為什么要到粵港澳地區設立研究院等機構。

近日，教育部出臺振興中西部高等教育的舉措，分別以西安、蘭州和重慶、成都為兩大戰略支點加以建設。兩大戰略支點是我國西部高等教育最密集的區域，上述內容在這兩個區域表現最為明顯。其最突出的問題在于高等教育與區域經濟發展高度不匹配，區域經濟發展落后于區域高等教育發展。

在我看來，國家建設西部區域高等教育集群主要出于兩方面考慮：一是從合理利用國家經費的角度看，以大學集群的形式建設會產生規模效應，投入少、見效快，避免重復建設。二是把區域內的高校作為一個集群，能夠很好地支撐我國西北、西南區域經濟社會的發展，對于激發西部地區的潛能，具有很好的示范效應。

本科教育治理體系尚待健全

作為“十四五”開局之年， 2021年對于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有著非常特殊的意義。站在新一年的起點回顧過往，可以說我國的整體本科教育質量在改革中持續提升。

質量是社會科學領域中最難定義的概念之一。因此，要說清為什么本科教育質量在持續提升，首先要弄清楚本科教育質量是什么。我們認為，本科教育質量可從其目的性（是否履行立德樹人的使命，培養過程是否透明公開，并達到預先設定的質量標準）、轉化性（學生知識能力素質發展是否達到或超出既定目標）、超常性（在可信性、公平性、聲譽等方面表現是否超常）、責任性（是否為學生提供了充分職業準備，教育教學資源充足，設施完善）四個方面來理解。這四個方面又可以從本科教育的輸入—過程—產出三個環節進行考查。

為此，我們根據全國普通高校本科教學狀態數據中的各項指標，對近年來本科教育質量及其發展狀況進行了評價。結果顯示，除國際交流與合作、畢業生就業類指標中的一些指標受國際形勢、新冠疫情等影響有所下降外，多數指標近年來在逐步提升。這說明我國本科教育質量在改革發展中持續提高。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2021年我國本科教育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仍然突出。首先，從學生學習與發展的視角看，當前本科教育離高質量發展還有較大距離。這幾年，我們對陜西高校畢業生就業創業質量進行了跟蹤調查研究。從結果看，如果將課程學習經歷各維度按百分制計，目前陜西高校本科畢業生課程學習經歷在各維度上的平均得分介于65~75分之間。這和高質量高等教育發展要求相比還存在很大提升空間。

其次，不同地區和背景的學生接受高質量本科教育的機會還存在較大差異，同時，不同高校的本科教育質量也存在較大差異。整體而言，東部地區要好于中西部地區，“雙一流”高校要好于普通高校和新建本科高校，公辦高校要好于民辦高校。中西部地區高校、普通和新建本科高校、民辦高校的發展整體上還很不充分。

此外，高校本科專業結構也需要進一步調整，從而為社會提供更加多元多樣的本科教育，解決好高校本科專業設置與勞動力市場之間的結構性矛盾。

雖然存在一些問題，但面向未來，我們相信本科教育一定會持續發展。要做到這一點，需要在進一步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夯實高質量發展基礎的前提下，逐步健全本科教育治理體系，提高治理能力。比如，通過“四新”建設、基礎學科拔尖創新人才培養計劃、強基計劃等一系列舉措，在本科人才培養制度創新、體制機制創新等方面大膽嘗試，進一步完善相關制度，優化治理結構，積極推進本科教育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

同時，積極推進不同地區、層次、類型和性質的高校本科教育協調發展，構建優質、公平、多樣、均衡、開放發展的本科教育體系。要對接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和基本公共服務對本科人才的需求，合理確定不同類型高校本科教育的學科專業布局、服務面向和人才培養目標定位，更高效、合理地配置本科教育資源，尤其要支持中西部地區高校、普通和新建本科高校、應用型本科高校、民辦高校的發展，努力形成本科教育協調發展的新格局。

最后，還要健全和完善相關保障體系。進一步加強黨對高等教育的全面領導，堅守為黨育人、為國育才。要加強思政課程和課程思政建設，更好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教師則要成為“大先生”，并建設一支高素質、專業化、創新型的高校教師隊伍。要進一步健全和完善本科教育投入的長效機制，優化投入結構，建立以提高質量為導向的經費使用機制。要努力構建中國特色、世界水平的本科教育評價體系，助力本科教育高質量發展。

教育國際化未來更重要

我時常在思考，在疫情下，世界究竟變大了還是變小了？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襲來，溫州肯恩大學與美國肯恩大學聯手，用三周時間快速搭建起了校園網課1.0版本，將28個國家、地區的122位專任教師和身處17個省市的學生，以及國際生和美國肯恩大學的交流生連在一起。通過線上教學交流，各類觀點的碰撞從未間斷。從這個視角來看，世界是變小了，它有時就在一個屏幕兩端。

另一方面，疫情、環境、氣候等問題已成為人類需共同面對的挑戰，解決這些問題的根本就是不斷創新。高等教育和文化交流是創新的基石。從這個視角來看，世界又是變大了，因為我們要打破藩籬，比以往更重視交流和溝通。

世界在不斷變化，人類也面臨著越來越多的共同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愈發需要全人類團結合作。教育合作、教育國際化也就顯得越來越重要。高校，尤其是中外合作大學需要不斷思考新時代下中外合作辦學的角色與作用——在教育國際化的進程中將自身優勢放大放深，持續擴大在國內外的影響力。

持續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給中外合作辦學帶來種種危機。應對過程中，我們也在逐漸提升對國際化辦學風險的認知。后疫情時代，這些優秀做法需要總結，并形成長效機制。例如，探索線上、線下相融合的未來大學新形態，引入世界范圍內的優質在線教育資源，并與原有具有特色的實體校園相結合等。

隨著科技的不斷發展，線上教學的軟硬件得到了極大的改進和提高，我們可以開設更多、更高質量的線上課程，同學們也可以觸及到更多全球最前沿的知識。時至今日，雖疫情仍偶有反復，但我們可以從容應對，隨時為需要的學生開啟線上教學。

未來，我們仍需加快融合發展，整合最優質的課程資源，同時開發網絡學習、混合式學習等創新性教學模式，將其融合到教育教學環節中，搭建高效的師生互動交流平臺。探索出適應中國教育的高水平國際化辦學機制，進而提升國際化辦學抗風險能力。

此外，當前全球變局的大背景為高校開展學術交流、人才交流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對此，國內高校需擴大合作，探索多種國際間互換交流的形式。

以溫州肯恩大學為例，2021年學校迎來了辦學十周年。其間，我們舉辦了教育國際化暨高校治理論壇，邀請中外專家一起談教育合作共贏。此外，我們還與美國肯恩大學開發中美線上實習項目，探索中美教育交流新模式。未來，我們還將擴大交流機會，進一步加強資源共享與互補，分享國際交流新形勢下的創新舉措、實踐探索與經驗，利用現代技術手段組織云端會議，促進中外合作辦學同仁間的交流。

對于國內高校而言，面對政治經濟的新形勢，未來在開展合作辦學的工作中還需特別注意的是要立足中國，開展特色性的中外合作辦學。也就是說，學校的特色需要結合國情和當地社會發展需要，其專業設置也要能與其他大學形成互補，為社會經濟的發展培養稀缺人才，在有國際視野的同時又有中國特色。

2020年6月，《教育部等八部門關于加快和擴大新時代教育對外開放的意見》印發，宣示了我國堅持教育對外開放不動搖的堅強決心，以及在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的堅定信心。國內高校應持續主動服務國家重大戰略需求，進一步深化教育對外開放。

總之，對于中國大學而言，通過扎根中國辦學，培養具有全球視野、通曉國際規則和事務又兼具“家國情懷”的人才，這是我們應盡的責任和使命。

新型研究型大學將更多走進公眾視野

2022年，有關新型研究型大學的研究將會成為一個學界熱點。已有進展表明，一小批被社會命名的“新型研究型大學”將在近3~5年內崛起。在這些辦學時間不長，甚至還在籌建期的大學中，具有重要社會影響的是在高等教育體制上有創新突破的大學。

在1949年后我國創辦大學的歷史上，中央政府多次投重金于重點大學建設，地方政府無論在力量還是意愿上，對單一高校的財政投入都相形見絀。然而，南方科技大學得到深圳市政府“傾全市之力”的支持。這是一種由省級以下的地方政府投重金建設、省級政府所屬高水平大學的辦學體制創新。在南方科技大學2012年“去籌建校”之前，我國還沒有這樣的案例。目前呼聲很高的大灣區大學是又一所要走這樣體制創新路線的大學。

2018年獲批的西湖大學是一所由社會力量舉辦、國家重點支持的非營利性大學，由杭州市西湖教育基金會舉辦。地方政府也有包括土地、政策和資金在內的投入，從而形成了一種主要由基金會投資辦學，但呈現出混合投入性質的體制創新大學。辦學僅三年，該校便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成功吸引了社會資本的青睞。由寧波市虞仁榮教育基金會投資舉辦，地方政府投入土地、政策和資金的東方理工大學很快也要開始正式招生。這種大學的辦學體制創新體現在資金來源結構上。

新型研究型大學的概念與內涵豐富，其中最重要的是辦學體制上有創新。以上列舉的南方科技大學、西湖大學等高校之所以被稱為“新型研究型大學”，正是因為它們分別在地方政府辦學、以教育基金會為主辦學上的體制創新。正在籌建中的大灣區大學、東方理工大學分別是上述兩種體制創新的再突破。

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往往并不是單向度的，既有理論指導實踐的方向，也有實踐推動理論創新的方向。新型研究型大學的理論就是在新型研究型大學建設實踐中逐步形成的。同時，形成中的理論可以與運行中的實踐適時互動。由于這種新型研究型大學不能辦成特大規模，中央政府不可能再花重金投入新的高水平大學建設中，而隨著人民群眾和國家利益對高水平大學需求的迫切，新辦的高水平大學將會迅速增加，對這種大學的辦學思想、類型建構、機制體制等問題的研究也會多起來。這類大學將成為我國高等教育體系獨特模式的一種存在，并將影響世界多國。

來源:《中國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