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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經濟關系國家發展大局。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提出，壯大實體經濟，發展數字經濟。數字經濟對于中國經濟發展具有怎樣的意義？數字技術和實體經濟應該構建何種關系？哪些產業能借力數字經濟“換道超車”？近日，經濟日報記者就相關問題專訪了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

“換道超車”帶來發展機遇

記者：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數字經濟發展速度之快、輻射范圍之廣、影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為重組全球要素資源、重塑全球經濟結構、改變全球競爭格局的關鍵力量。發展數字經濟對于未來中國經濟有怎樣的意義？

林毅夫：發展數字經濟是中國經濟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實現“換道超車”的機會，對實現高質量發展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非常重要的戰略意義。數字經濟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核心組成部分，以人力資本投入為主，具有研發周期短、技術迭代快的特點。在以大數據、人工智能、互聯網為特征的新技術發展方面，中國有比較優勢。

一是數據優勢。大數據是新的生產要素，是21世紀的“石油”，中國有14億多人口，有超10億網民，產生了海量的數據資源，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數據來源國。二是人才優勢。中國是人力資源大國，高智商、有創新能力的人才絕對量高，因此在研發上有人才優勢。三是市場優勢。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同時，中國有最齊全的產業配套，不僅是數據大國、人口大國，也是市場大國、應用場景大國，這些優勢結合起來將是我們發展數字經濟的機遇。

數字經濟包括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不僅是能把消費、生產、服務過程中所創造的數據變成生產要素，從而提供新服務、新應用的新產業，而且可以用數字經濟、數字技術改造傳統產業。

中國產業大致可以分成五種類型，包括追趕型，如裝備制造業中的大部分領域；領先型，如家電業、移動通信業中的一部分；轉進型，如勞動密集型產業中的部分環節；“換道超車”型，如數字經濟等新經濟；戰略型，如國防軍工產業。對于這五種類型的產業來說，數字技術都有著重要意義。比如，汽車業是一個標準的追趕型產業，但汽車與數字結合后帶來的無人駕駛等新技術，以及汽車業向服務業延伸，都是中國汽車業追趕的機會；目前領先的家電業，則可以利用數字化提升價值鏈，繼續保持領先地位。

可以說，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中國有望與其他發達國家齊頭并進，用數字化縮短落后產業追趕周期，保持領先產業的優勢，提升快要失去比較優勢產業的競爭力。發展數字經濟是中國在新征程上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很好機遇。

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

記者：“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加快建設數字經濟，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請問，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靠的是什么？

林毅夫：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就要用好中國的比較優勢。在數字產業化方面，中國在軟件、人工智能技術、應用場景等領域有優勢，要繼續加強。在核心技術的硬件部分，中國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差距。

在全球產業鏈背景下，不可能每個環節的比較優勢都在中國，有比較優勢的要用好，沒有比較優勢的要充分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

要正確看待中國沒有比較優勢的核心技術。數字經濟技術更新換代很快，企業要取得核心技術需要大量研發投入，利潤決定了研發投入總量，而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單一市場。因此，具有這些核心技術的企業一般都非常重視中國市場。如確實存在我們無法使用的核心技術，就要用新型舉國體制去解決。

中國要高質量發展，就要考慮成本和盈利，不可能自己研發所有的產品和技術，要保持對外開放。同時，要對其他產品和技術保持跟蹤，了解世界發展，也了解自己的差距，并保持迅速克服差距的能力，但絕不能搞全部國產替代的自我封閉的發展道路。

記者：當前，我國數字經濟發展遇到哪些瓶頸，應該如何突破？在這其中，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應該分別發揮什么作用？

林毅夫：數字經濟是一個新產業，其應用場景還有待繼續探索創新。目前，中國的消費互聯網發展較好，產業互聯網發展還有待深入。在產業互聯網方面，大企業進展較好，中小企業才剛開始。從規模經濟角度來看，中小企業想要自己掌握這些技術的投入較高，因此要幫助中小企業利用數字化改造提升競爭力，需要一些平臺公司開發專門的技術來幫助中小企業，政府也要給予一定鼓勵。

數字經濟建立在數據要素基礎上，涉及海量個人信息。要注意合理使用及保護個人信息，避免利用數據形成的壟斷等問題，一方面要鼓勵支持國內更多平臺創新發展，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壟斷反過來變成創新的障礙。

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意味著更大的市場，大企業自身有積極性，投入能力也高，中小企業就需要政府支持。目前，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在服務業上進展較快，但在制造業上還有差距，需要針對不同產業特性提供相應的措施，克服法律法規滯后于產業發展等障礙。

這其中，既要有效市場，也要有為政府。有為政府是動態的，要根據數字經濟不同的發展階段、不同的產業特性、數字經濟本身的特性，以及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的特性不斷調整政策，更好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實現高質量發展和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

融合才能拓展更大空間

記者：您認為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應該構建一種怎樣的關系？在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過程中，哪些產業和行業將會搶占先機？

林毅夫：數字經濟是實體經濟的一部分，應該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

在融合過程中，消費服務業走在最前面。如騰訊、阿里、京東、拼多多等服務平臺有很多創新，與發達國家相比也不落后。原因在于，一是中國有較好的通訊、互聯網網絡基礎；二是大城市人口多并且較為集中；三是中國有發達的道路、交通基礎設施；四是中國人工成本相對較低。

在生產服務業方面，發達國家發展得更快。因為生產服務業的附加值高，比如律師業、會計業，在智能化、數字化后能替代的人工成本價值很高，這更適合發達國家的國情。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數字經濟占GDP比重還有提升空間。公開數據顯示，中國數字經濟規模占GDP比重為39%，有的發達國家則超過50%。中國在數字經濟領域具備優勢，可以滲透到實體經濟的各個方面。加快產業數字化轉型，不僅可以幫助中國數字經濟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甚至超過發達國家的水平，以制造業為核心的實體經濟也會實現提質增效發展。

來源:《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