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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對構建新發展格局作出全面部署。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把“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作為“十個明確”中的重要內容，更加突出了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政治意義、戰略意義和時代意義。構建新發展格局，是新發展階段要著力推動完成的重大歷史任務，也是貫徹新發展理念的重大舉措，其關鍵是經濟循環暢通無阻，本質特征是高水平自立自強，支撐基礎是市場資源。循環暢通、自立自強和市場資源三者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緊密關系。深入理解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特征和支撐及其之間的內在關系，是把握新發展格局構建路徑與具體政策的前提。

（一）

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在于經濟循環的暢通無阻，實現生產要素的組合在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有機銜接，從而實現循環流轉。經濟循環長期以來都是經濟學關注的重要問題，不同時代的經濟學家一直試圖通過適當的范疇和視角，理解復雜經濟體系如何持續，及其持續過程中的關鍵影響因素和相互依賴關系等問題，從而更好地把握宏觀經濟運行的關鍵。在眾多關于經濟循環的理論中，馬克思從個別資本的循環和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經濟循環的微觀和宏觀規律。從微觀即從個別資本角度看，循環暢通要求資本形態轉換的每一個環節都能順利地實現賣和買，即空間并存、時間繼起；從宏觀即社會總資本運動看，循環暢通的關鍵在于“兩個補償”能順利實現：一方面所有資本能夠實現實物補償，即全部商品在使用價值方面達到供求平衡，另一方面所有資本能夠實現價值補償。無論從微觀還是宏觀角度而言，經濟循環的根本和長期動力取決于生產活動本身，生產決定了消費、分配、交換和這些不同要素相互間的一定關系。工業革命以來，抓住具有報酬遞增、技術外溢效應強的高質量生產活動，一直是所有成功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國家的重要經驗。從這一意義而言，抓住高質量生產活動，提高勞動力、土地、資本、制度和創新等要素的配置效率，實現要素組合的結構優化，形成強而有效的供給能力，就能穿透循環堵點、消除瓶頸制約，暢通經濟循環。

要抓住高質量生產活動，科學技術的重要性就要全面上升，為此就必須更強調自主創新。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構建新發展格局最本質的特征是實現高水平的自立自強。隨著全球生產網絡的形成，獲取生產活動收益的方式發生了深刻的變革，一國可以不需要通過有形的設備投入捕獲產業利益，但可以通過核心技術和知識產權控制產業活動的布局和利益分配，關鍵零部件、核心技術和知識產權等在“兩個補償”（即實物補償和價值補償）中所占的絕對比例并不高，但這種補償能否順利完成，卻往往決定著整個產業活動能否持續、經濟循環能否順利實現。如果不能占據原創技術的“策源地”，擔任現代產業鏈的“鏈長”，缺乏關鍵領域“兩個補償”的控制力，就難以實現長期、穩定且效益和規模不斷增長的經濟循環，這正是實現高水平的自立自強的意義所在。但是，無論是實現自立自強，還是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都要避免和防范一些認識誤區。要認識到，只講前半句，片面強調“以國內大循環為主”，主張在對外開放上進行大幅度收縮，以及只講后半句，片面強調“國內國際雙循環”，不顧國際格局和形勢變化，固守“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舊思路，這些認識都是片面的甚至是錯誤的，必須加以防范和糾正。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任何一個國家的社會總資本運動都難以完全通過本國市場來完成“兩個補償”。在充分利用好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實現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的“兩個補償”時，能否借此不斷強化自立自強能力，能否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相互促進的過程中拓展國內市場規模、提高產業鏈現代化程度，是判斷經濟循環績效的重要標準。這也同時意味著，在新發展格局構建的過程中，需要超越單純的數量比例指標，不能只看自立自強的“量”，而要更多地強調自立自強的水平高低。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今世界，最稀缺的資源是市場。市場資源是我國的巨大優勢，必須充分利用和發揮這個優勢，不斷鞏固和增強這個優勢，形成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雄厚支撐。”發揮超大規模國內市場優勢，不僅有利于應對保護主義、單邊主義，也有利于應對全球價值鏈動態重構過程中技術沖擊。綜合來看，在較長一段時間里，應對外部市場變化的有效手段，就是著力擴大內需，使生產、分配、流通、消費更多依托和服務于國內市場，使國內市場成為最終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的主要來源。國內分工水平的深化和供應鏈完善度的提高，不僅可以有效應對“斷鏈”“卡脖子”的沖擊，而且有助于國內大市場的穩固；而強大的國內大市場形成的穩固基本盤，也會對全球要素產生強烈的吸引力，增強我國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中的影響力，提升產業競爭力，這反過來又會進一步強化和提升國內大市場的規模和地位，從而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中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定力，在全球資源配置中發揮更強的推動力。因此，建設超大規模的國內市場，是增強我國經濟生存力、競爭力、發展力、持續力的重要保障。

經濟循環的暢通無阻、高水平自立自強和穩固的市場資源三者之間，是一個有機的、不可分離的整體，有著緊密的內在關系。市場資源是我國的巨大優勢，必須充分利用和發揮這個優勢，不斷鞏固和增強這個優勢，但必須認識到，市場規模并非人口、地域的同義語，而是分工水平、勞動生產率和收入水平高低的經濟映射。市場規模的擴展，是不斷提高的可支配收入帶來的消費需求提升、不斷深化的分工水平和產業協同帶來的投資需求增長的產物。但市場資源優勢不會自動產生，只有通過創新不斷改進供給側質量，在不斷創造市場的過程中，推動經濟循環形成供給創造需求的高水平動態平衡，促使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良性增長，從而充分利用、發揮、鞏固和增強市場資源這一巨大優勢。而這一過程要不斷循環往復，就需要高水平的自立自強以保障其連續性和完整性，使經濟循環不被打斷。

（二）

構建新發展格局，要促進兩類需求的提升與改善：一是因分工深化和產業協同加強所帶來的投資需求提升，二是通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帶來的消費需求增長，從而使國內市場成為最終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的主要來源，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這兩類需求存在著密切的聯系，在通過創新推動分工深化，使生產率提升和實際工資提高保持同步增長時，兩類需求就能形成良性循環和互激式增長。

在對投資需求的改善和提升過程中，當前的關鍵在于以數字經濟為抓手，完成生產方式的數字化重構。新技術革命浪潮的典型特征，就是以數字化為基礎的智能化和綠色化。數字經濟不僅將重塑人類經濟活動的內容和方式，而且將改變現有的分工和貿易格局。從改善和提升投資需求的角度看，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在充分發揮數字技術的滲透效應和替代效應的同時，也將優化產業體系，促進分工深化和技術進步，推動產業規模擴大和多樣性的增長，從而不斷提升產業間和產業內的投資需求；而生產率的提升，亦為實際工資增長從而促進消費需求增長提供了保障。與此同時，數字技術在流通領域中的廣泛應用，也可以為暢通國內商品流和資金流提供支持，降低流通過程中的各種成本，在消費領域中的廣泛應用則可以提升消費的便捷性，這都有助于形成統一、暢通的國內大市場。當前正在興起的以5G、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新一代數字技術不僅涵蓋了信息通信技術，也深遠地影響著制造技術。技術革命的這種發展，也要求在生產方式上作出變革，以適應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從這一意義上來看，構建新發展格局，也是對新一代數字技術重塑全球分工和貿易秩序的主動性適應。

在消費需求提升方面，一是破除制約和影響消費需求增長的制度性障礙。要使勞動者收入盡可能地轉化為消費支出，釋放消費需求的潛力，就不能使勞動者承受過高的勞動力再生產成本，為此，教育、醫療和住房等事關民生的制度改革勢在必行。要滿足不斷升級變化的多樣性消費需求，需要補齊消費發展短板，使高質量供給更好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二是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不斷改善國民收入分配體系，進一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總體原則上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在初次分配中重點要建立合理的工資增長機制，保障勞動報酬與勞動生產率的同步提高；在再分配中要充分發揮以稅收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機制，重點在于完善直接稅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在三次分配中重點要充分發揮社會力量的作用，改善收入分配格局。三是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改善區域、城鄉的發展不平衡和收入差距問題，既要加快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推進城鎮化進程，縮小城鄉差距，還要堅持實施區域重大戰略、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和主體功能區戰略，健全區域協調發展體制機制，充分釋放不同區域的區域優勢與發展潛力，縮小區域差距。

（三）

總之，雖然經濟循環有其內在的普遍規律，但具體到不同起點、不同稟賦和不同規模的國家，經濟循環中的內外側重組合的政策選擇和發展歷程也必然存在差異，由此也形成了不同國家工業化和現代化的不同歷史路徑。歷史地看，從新中國成立以來到改革開放再到加入WTO，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對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組合與側重的變化，不僅受特定時期的國際國內約束條件影響，而且也與不同時期的發展目標密切相關。就當下而言，構建新發展格局，是根據我國發展階段、環境、條件變化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是與時俱進提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戰略抉擇，是塑造我國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戰略抉擇，有利于在社會總資本運動過程中不斷提升本國價值創造和價值實現的能力，不斷滿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實現國民收入的不斷提升。同時，作為一個超大規模經濟體，新發展格局的構建與形成，本身也就是對世界經濟穩定性的巨大貢獻。厘清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特征與支撐，對于從全局和戰略高度把握其深刻內涵，積極推進其落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來源：《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