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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頻道進入新時代，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正處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黨中央提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把科技創新放在國家發展的核心位置，開啟了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偉大征程。偉大的事業需要偉大的精神。面對新形勢、新挑戰，黨中央、國務院及時決策部署，中辦國辦印發《關于進一步弘揚科學家精神加強作風和學風建設的意見》，在繼承發揚我國科技界優秀傳統和進一步凝練升華寶貴精神基礎上，以愛國、創新、求實、奉獻、協同、育人為核心，系統概括闡釋新時代科學家精神，全面提出加強作風和學風建設的工作部署。
為大力弘揚科學家精神，推動科技界樹立優良作風學風，做好《關于進一步弘揚科學家精神加強作風和學風建設的意見》的貫徹落實工作，本期特別轉載《錢學森：我的歸宿在中國》。
在錢學森的心里，國為重，家為輕，科學最重，名利最輕，五年歸國路，十年兩彈成，他是知識的寶藏，科學的旗幟，是中華民族知識分子的典范。他不僅以自己嚴謹和勤奮的科學態度在航天領域為人類的進步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更以淡泊名利和率真的態度詮釋了一位科學家的人格魅力。
錢學森報考大學時，數學老師認為他數學學得好，讓他報數學系；國文老師認為他文章做得好，讓他報中文系；錢學森的母親希望錢學森學教育，子承父業；還有一些老師認為錢學森藝術上有天賦，建議他去學畫畫，學作曲。而這時的錢學森自有主意，做出了他人生的第一次選擇：他要學鐵道工程，給中國造鐵路。
在中學讀書的時候，錢學森經常聽老師講到孫中山的《建國方略》，其中在建設方面，孫中山提出要發展交通，尤其要發展鐵路交通，讓我們國家的鐵路像人體的血管一樣通向四面八方。那時中國的鐵路基本上都是外國人鋪設的，中國這方面的人才很缺乏。錢學森受到這種觀念的影響，報考了上海交通大學機械工程學院，學的是鐵道機械工程專業。
當時，錢學森以入學考試第三名的成績從北京師范大學附屬中學考入上海交通大學。有一次水力學考試后，任課老師金愨教授把考卷發下來講評：“第一名錢學森，滿分。”同學們又羨慕又驚嘆地議論著：“哎呀！又是100分啊！”錢學森卻滿腹狐疑。因為考完試之后，他就發現自己有一處筆誤。錢學森拿到試卷找到那道題，毫不猶豫地舉手報告：“金老師，對不起，我不是滿分。”老師確認后宣布：“盡管錢學森同學被扣掉4分，但他實事求是、嚴格要求自己的學習態度在我心目中卻是滿分，同學們要向錢學森學習。”現在，這份“100分”被改成“96分”的試卷陳列在學校檔案館，成為一代又一代學生學習的榜樣。
正當他憧憬著立志做詹天佑那樣的工程師時，1932年1月28日夜，“一·二八事變”爆發。日軍動用空軍狂轟濫炸，由于中國守軍沒有戰場制空權，所以遭受了巨大傷亡。錢學森憤憤地對同學說，現在學鐵道機械工程對國家用處不大了，你把鐵路剛剛修好，日本飛機一炸就不能用了。為此，錢學森做出了他人生的第二次選擇：改學航空工程，當一名航空工程師。
錢學森大學畢業后涉足航空工程。他在回顧學習過程時發現，當時航空工程師的工作依據基本上是經驗，很少有理論指導。如果能掌握航空理論，并以此來指導航空工程，一定可以事半功倍。主意一定，錢學森做出了他人生的第三次選擇：從做一名航空工程師轉為從事航空理論方面的研究。
錢學森的父親對此堅決反對。他父親錢均夫是20世紀初的日本留學生，回國后一直從事教育工作。他認為過去的讀書人只動嘴不動手，這是人才培養上的錯誤。他對兒子的培養就是要讓他從事工程方面的工作。這個時候的錢學森也就二十五六歲，面對這種情況他很困惑。這時，他后來的岳父、我國近代著名軍事理論家蔣百里先生在美國考察，順便看看老朋友的兒子錢學森。錢學森把心中的困惑傾訴給這位軍事理論家，沒想到蔣百里先生非常支持錢學森，說道：“現代軍事發展空軍非常重要，我們中國早晚要有自己航空方面的專家，你學航空理論我非常同意，至于你爸爸的想法你不用憂慮，我回去會做通他的工作的。”有了這么一位長輩的支持，錢學森人生的第三次選擇成功地實現了。
1949年，當新中國成立的消息傳到美國，已成為世界頂級火箭研究專家和美國加州理工學院教授的錢學森按捺不住內心的喜悅，急欲回國，為祖國效力。經過近一年的準備，1950年8月29日，錢學森拿到了從洛杉磯返回中國的船票，但他卻未能如期登上回國的輪船。
原因是錢學森回國前，曾打電話向美國海軍部副部長丹尼爾·金貝爾辭行。放下電話后，金貝爾當即給美國移民局下達了強硬命令:“說什么也不能放他回紅色中國。無論在什么地方，他一個人都值三到五個師。”金貝爾一方面深知錢學森的價值；另一方面因為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中美兩國處于敵對狀態，放錢學森回國，無異于放虎歸山，徒增中方的力量。
此后，美國對錢學森的政治迫害接踵而來。移民局抄了他的家，在特米爾那島上將他拘留14天，直至收到加州理工學院送去的1.5萬美元巨額保釋金后才釋放了他。后來，海關又沒收了他的行李，包括800公斤書籍和筆記本。開始，錢學森并不知道滯留的日子會持續多久，那些被海關扣留的箱子，他從來沒有打開過，一直放在那里。但沒想到的是被迫滯留的時間竟然長達5年之久。從留學美國的那一刻起，他就告訴自己：“我的根在中國，我的歸宿在中國。”錢學森暗下決心，一有機會就要回到自己的祖國。
在這5年的時間里，他四處奔走，尋求機會，爭取早日回國，但一直未果。直到1955年6月的一天，錢學森夫婦擺脫特務的監視，在一封寄給比利時親戚的家書中，夾帶了用香煙紙寫的信，請求祖國幫助他們早日回國。同年8月1日，中美大使級會談在日內瓦舉行，以錢學森寫在香煙紙上的信為依據，我國迫使美國政府允許錢學森離美回國。
1955年9月17日，錢學森一家登上了“克利夫蘭總統號”輪船，啟程回國。到北京的第二天，錢學森便帶領全家來到了天安門廣場，他激動地大聲喊道：“我們終于回來了！”游子歷盡險阻終于歸家，歡樂與苦難，光榮與屈辱，強烈地撞擊著錢學森的心靈，使他悲喜交加。
錢學森回國后，中國科學院安排他到當時我國工業發展水平最高的東北地區參觀。當彭德懷元帥得知此事后，讓陳賡大將去哈爾濱見錢學森。彭德懷跟陳賡說：“你見了錢先生就問我們國家能不能造導彈？”還說：“只要錢先生說能造，我們就組織人干；錢先生說不能造，那我們只能等將來了。”在哈爾濱，陳賡問錢學森：“錢先生，你看我們國家能不能造導彈啊？”錢學森回答說：“怎么不能啊？外國人能造，我們中國人為什么不能造？中國人又不比外國人矮一截！”回答得非常干脆。陳賡一下子握住了他的手，激動得不得了，說：“錢先生，我要的就是你這句話呀！”正是這句話讓我國開啟了建設中國航天事業的征程。
在當時，除了錢學森一個人知道導彈、火箭是怎么回事以外，還有兩個人只見過火箭是什么樣兒。我國的航天事業就是在這么一個既缺人、又缺錢還缺技術的情況下起步的。到了1986年我國航天事業創建30周年的時候，花費的研制經費僅180億元。這只是美國研制同級別航天器所用研制經費的1/5，但是國家要求完成的任務都實現了——火箭、衛星、返回式衛星，還有中近程、中程、中遠程、洲際導彈。
錢學森晚年曾經跟他的秘書說：“我實際上比較擅長做學術理論研究，工程上的事不是很懂，但是國家叫我干，我當時也是天不怕地不怕，沒有想那么多就答應了。做起來以后才發現原來做這個事困難這么多，需要付出那么大的精力，而且國家受國力所限只給這么一點錢，所以壓力非常大。”錢學森既然以國家需要作為自己的選擇，就義無反顧把畢生精力貢獻給了我國航天事業。
“兩彈一星”的研制成功是新中國由弱變強的標志，是新中國成立后最振奮人心、最為世界矚目的事業之一。但錢學森本人卻把自己的貢獻看得很淡。錢學森多次強調：“稱我為‘導彈之父’，是不科學的。因為導彈衛星工作是‘大科學’，是千百萬人大力協同才搞得出來，光算科技負責人就有幾百，哪有什么‘之父’？我只不過是黨所領導的、有千萬科技工作者參加的偉大科研工程中的一粒小芝麻，算不上什么。一切成就歸于黨，歸于集體！”
“我的事業在中國，我的成就在中國，我的歸宿在中國”。錢學森用近一個世紀的人生歷程書寫了一篇科學報國的壯麗詩篇，創造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這其中最為珍貴的是他那顆飽含深情的拳拳愛國之心。
錢學森(1911年12月—2009年10月)，空氣動力學、火箭專家，系統科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在應用力學、噴氣推進、工程控制論、物理力學等技術科學及系統科學，以及中國“兩彈一星”研制等大規模科研系統工程等領域取得許多創新成就，晚年提出開放的復雜巨系統理論，致力于構建體現中國科技自信的現代科學技術體系。1989年6月獲得“小羅克韋爾獎章”和“世界級科技與工程名人”稱號，1991年獲得“國家杰出貢獻科學家”榮譽稱號，1999年榮獲“兩彈一星”功勛獎章。入選100位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入選“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1970—1979年英雄模范人物。
（摘編自《錢學森的人生選擇》，錢永剛，原載于《光明日報》，2019年6月20日。由魏宗梅整理）
來源 | 《科學家精神》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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