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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中美地緣關系緊張、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正推動全球產業鏈迅速走向重塑變革期。與此同時，中國產業鏈亦面臨諸多新挑戰。“去工業化”導致經濟外循環地位下降，高科技頭部企業身陷“精準脫鉤”困境，部分產業更是面臨產業轉移和貿易轉移雙重風險。面對全球產業鏈重塑新趨勢，我國又將如何因勢利導，以自身優勢為基謀取破局之策？

1，全球產業鏈發展新趨勢

全球產業鏈，是指生產最終產品及服務的過程是由不同階段的價值創造活動組成，而這些階段至少分布在2個及以上的國家或地區。不管全球產業鏈采取什么形式，都會帶來更大的國際分工和更大的專業化收益。現在，越來越多的企業在全球范圍內組織生產，并選擇向國外的生產商提供零部件或服務，大多數商品都是世界制造的，自制標簽已成為舊時代的古老象征。

最新一輪的全球產業鏈變革起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是由多種因素促動的。首先是信息和通信技術（ICT）革命，使工業化國家的企業能夠將其生產過程的某些部分轉移到其他國家或地區，同時還能夠使得供應鏈管理保持順暢、高效。

其次是世界貿易組織和區域貿易協定的推動。1986年，歐盟吸收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臘等新成員，之后又吸收東歐的一些新成員。20世紀90年代相繼成立北美自由貿易區、南方共同市場貿易區及東盟自由貿易區等區域一體化組織，成立了WTO。WTO和區域一體化組織極大地降低了國際貿易成本，尤其是關稅和其他非關稅壁壘。

再次是眾多發展中國家參與全球產業鏈，尤其是東歐、東亞和東南亞等一些國家或地區。在過去50年，世界貿易與世界GDP的比率增加了1.72倍，其中80%的增長發生在1986~2008年。因此，1986~2008年被稱為貿易自由化的黃金時代、“超全球化時期”。

但是，近十幾年來貿易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抬頭，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沖擊和中美貿易摩擦，以及新近發生西方國家對俄羅斯全面制裁，都對全球產業鏈已經產生或即將產生重要影響。

縱觀全球，全球產業鏈正發生重大變動，呈現新的特點和態勢：

全球產業鏈進入重構變革期  

在理想狀態下，產業鏈類似于一個分散的供應商集合，能夠在任何時候以正確的質量、正確的價格和正確的數量提供正確的組件。全球產業鏈與本土產業鏈的區別在于，在不改變價值鏈中每個環節對其他環節的依賴的情況下，只是將部分生產環節從本地轉移到全球。

這里隱含了一個前提條件，即產業鏈必須具有足夠的靈活性，以應對市場條件的突然變化。但是，中美貿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一個現實，即今天的許多產業鏈缺乏足夠靈活性，無法應對以需求為導向的沖擊，也暴露了產業鏈容易受到內部意外中斷的影響。

當今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除了自然災害、疫情等無法預見的因素外，國際政治因素對全球產業鏈的干擾將越發頻繁。韓國梨花女子大學崔炳日教授認為，北美和歐盟的全球產業鏈是以WTO和“志同道合”國家之間貿易協定為基礎，而東亞的全球產業鏈僅在WTO基礎上運作，制度異質性比較大，在“意識形態-技術-制度”聯系框架中具有不穩定性。

這是因為，在信息和通信技術（ICT）革命中，中國扮演“最終組裝工廠”，美國扮演“最大消費者”，而且對商業和國防都具有重大影響，意識形態更可能成為“破壞”全球價值鏈的角色。實際上，隨著在全球GDP占比的下降，美國將越來越頻繁地以意識形態劃線對新興國家采取遏制政策，對全球產業鏈帶來重大沖擊。

全球產業鏈呈現本土化和區域化趨勢  

從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以后，西方發達國家就開始推動“制造業回歸”計劃。例如，美國2010年8月簽署《制造業促進法案》，2012年2月發布《先進制造業國家戰略計劃》；德國2010年7月發布《2020高科技戰略》，2013年發布《實施“工業4.0”戰略建議書》；法國2010年3月實施工業振興計劃；等等。

2020年以來，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西方發達國家進一步實施關鍵供應鏈回歸政策（見表1）。2021年12月，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宣布，尋求成立一個超越CPTPP的新型經濟架構，聚焦供應鏈協調、出口管制和人工智能標準等領域，維持“安全的供應鏈”。

與此同時，2008年以來，受貿易保護主義、美國單邊政策等因素的影響，多邊貿易談判陷入僵局，但北美、歐盟、RCEP及美洲、非洲各類自由貿易區在構建區域內聯系與對話機制、推動區域或雙邊多領域合作等方面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促使全球產業鏈向區域化方向發展。

知識壟斷成為全球產業鏈的新特點  

數字技術開啟了新一輪科技革命，并走向大規模商業化應用，對全球產業鏈帶來越來越重要的影響。由于數字技術應用的網絡外部性、規模經濟性和先發優勢效應，形成了與“開放科學”相背離的知識壟斷。

與其他技術不同，數字技術的知識壟斷不僅基于知識產權問題，還因為其無形資產的特殊經濟性，即由高固定成本和低或零可變成本產生的規模經濟、網絡外部性和互補性。具有先發優勢的互聯網平臺一旦形成，從服務第一個客戶擴展到10億個用戶，邊際成本很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計，幾乎接近自然壟斷，如Facebook、谷歌、亞馬遜及荷蘭ASML等。

也就是說，知識壟斷企業將大數據和機器學習算法集中起來，進而發展出更大的規劃能力，不斷擴大其知識壟斷。知識壟斷企業的市場力量因知識壟斷而增強，而知識壟斷是由全球價值鏈網絡外部性產生的動態優勢，無形資產不斷增加的規模經濟性以及對標準、技術和品牌的合法專有控制所推動的。

數字技術無形資產的市場結構具有內生不對稱性，一方面，處于頂端的知識壟斷企業具有加價定價權和高集中度；另一方面，龍頭企業能夠在低層供應商之間引發激烈競爭。

知識壟斷對全球產業鏈的影響不同于以往，不是在微笑曲線的中間部分進一步施加向下的壓力，而是指向曲線兩端的上升壓力，在那里集中控制無形資產（見圖1）。這樣，在全球產業鏈重構中，一方面促使領先國家在國際貿易協定中越來越強調知識產權監管；另一方面促使新興國家持續強化原始創新，以突破發達國家知識壟斷。

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發布的數據，在世界前100個數字平臺中，雖然美國仍遙遙領先，但亞太地區（主要是中國）也擁有45個平臺。隨著數字技術商業化應用不斷向其他更多行業擴展，以及越來越多新興國家加入知識壟斷的競爭，全球產業鏈正在塑造新的格局。

新技術革命推動全球產業鏈跨行業和跨業態深度融合  

第四次工業革命是指基于人工智能、大數據、機器人和物聯網等新技術的工業發展和超連通性。其中，一個顯著特點是，它通過網絡物理系統，模糊了物理、數字和生物領域之間的界限，包括人工智能、區塊鏈、5G、工業物聯網、量子計算、機器人技術、納米技術、生物技術、增材制造和自動駕駛等，使得工業發展進入基于平臺的新階段。

技術創新越來越多地跨越部門，出現在硬件和軟件、制造業和服務業的交叉點，將以前不同的價值鏈整合到更大的商業生態系統中。三星、蘋果、華為和谷歌等平臺既鏈接服務企業，也鏈接制造企業。

智能手機是數字經濟的門戶產品，它連接著多個部門的價值鏈和創新系統，如移動通信、半導體、平板顯示器、相機和光學技術等。同樣，電動汽車在基于機械工程的傳統汽車行業和基于電化學技術的電池行業之間建立了新的聯系。隨著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深入，越來越多的新技術進入商業化應用，全球產業鏈將更廣泛地呈現出服務領域和制造領域的跨行業深度融合。

全球產業鏈正在重構中，呈現新的形態，但經濟全球化的總趨勢不會逆轉。這是因為引發經濟全球化的深層次因素沒有變化：

首先，引發這一輪全球產業鏈浪潮的信息技術革命還在持續發展中，并沒有結束。截至2019年，半導體技術進步的步伐沒有放緩，計算機的處理能力和存儲容量大約每兩年翻一番，還處于摩爾定律之中。

其次，市場經濟本質沒有變化，企業決策布局的本性沒有變化。全球產業鏈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表現形式，本質上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分工普遍化和精細化的必然產物。在市場經濟的利潤最大化驅動下，在條件許可的范圍內，按照規模經濟和比較優勢原則，企業必然在全球范圍內整合、配置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組織生產。

在一百多年前，馬克思就已經深刻地指出，“創造世界市場的趨勢已經直接包含在資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現為必須克服的限制”。“資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毀交往即交換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個地球作為它的市場；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時間去消滅空間，就是說，把商品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所花費的時間縮減到最低限度”。

美國等個別發達國家的政治干擾，可能減緩全球產業鏈發展進程，但不可能動搖總體趨勢。大量的實證研究表明，這種干擾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

再次，經濟全球化正處于必要的、周期性的調整階段，在預想之中。這輪經濟全球化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在帶來專業化收益的同時，也產生一系列負面影響，主要表現為全球化利益沒有合理共享，引起底層民眾的不滿。但是，全球化并沒有停止，世界貿易規模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顯著下降，但此后恢復，2018年基本上達到了2008年頂峰時的水平（見圖2）。因此，一些學者認為，目前的情況更符合“緩慢全球化”的概念，而不是“去全球化”的概念。

2，全球產業鏈重構中中國面臨的挑戰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加入WTO以來，中國不僅全面參與全球產業鏈分工，而且持續推動產業鏈向上攀升，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在需求側為全球經濟提供最具潛力的市場，在供給側為全球企業提供要素優化配置的載體。

面對全球產業鏈的升級和重構，受國內國外多種因素影響，中國產業鏈也面臨著一些新挑戰：

“去工業化”現象導致經濟外循環地位下降  

隨著新型工業化和新型城鎮化的發展，中國二元經濟結構轉換進入一個新階段，勞動力由無限供給轉變為有限供給，勞動年齡人口從2012年以來絕對數持續下降（見圖3），推動勞動成本的上升。

“人口紅利”、勞動成本優勢曾經是中國參與全球產業鏈的重要推動力，但這些傳統優勢正在消失，產業結構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變革。第二產業、工業在GDP中的比重在2006年分別達到峰值47.6%和42.0%以后，持續下降到2020年的37.8%和30.8%（見圖4）。

與此同時，作為中國經濟模式重要特征的外向型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持續下降，典型表現在出口依存度于2006年達到峰值35.4%，進口依存度于2005年達到峰值29.0%，此后分別持續下降到2020年的17.6%和14.1%（見圖5）。這意味著中國產業鏈逐步轉變為以內循環為主。

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以中低端為主，一些關鍵技術和關鍵零部件被“卡脖子”。

根據世界銀行《2020年世界發展報告》分析，在全球產業鏈的分布中，中國、墨西哥和斯洛伐克等在中等技術含量制造業比較突出，印度和新加坡在服務業比較突出，德國、日本和美國在創新商品和服務比較突出。

根據亞洲開發銀行編制的投入產出表計算，2019年美國制造業出口的國內增加值率為51.32%，中國為45.35%。在高技術行業差距更為顯著，如電氣和光學設備行業，美國出口國內增加值率為71.45%，中國為29.02%。出口國內增加值率低的背后是技術的差距。

　　2015年中國制造業研發投入強度為1.1，遠遠低于美國的4.0、日本的3.4、德國的2.3、韓國的1.9；中國高技術產業研發經費占制造業研發經費的比重為26.3%，也遠遠低于美國的73.3%、韓國的58.7%、日本的41.2%、德國的34.3%。

一些關鍵零部件、關鍵材料和關鍵元器件等嚴重依賴進口，關鍵技術掌握在西方發達國家手中，存在“卡脖子”的問題。據2018年《科技日報》系列報道的數據，有35項關鍵技術和關鍵零部件屬于被“卡脖子”的。另據工信部數據，在調查的30多家企業130多種關鍵基礎材料中，空白的占32%，依賴進口的占52%。

高科技領域領先企業面臨被美國“精準脫鉤”風險  

美國將中國視為“體系性競爭者”和“制度性競爭者”，要與中國展開長期的“大國競爭”。這是今后相當長時期內中國全球產業鏈發展必須面對的現實環境，對此不能抱有幻想。一方面，美國加大研發投入，提升本土關鍵供應鏈的完整性與競爭力；另一方面，美國利用各種手段，大肆污蔑和強勢打壓中國新興的高科技企業。華為事件正是中美關系中已知風險的放大鏡，美國技術霸權可能會危及國際秩序，但這是美國戰略文化的一個遺產。

拜登政府對華技術政策由“全面脫鉤”轉向“精準脫鉤”，采取“小院高墻”策略。一方面，精準選擇“技術脫鉤”所涉及的技術領域，限定在被認為影響未來經濟、軍事和科技發展及國家安全的關鍵技術與相關供應鏈，加大“脫鉤”力度，加強安全審查、制裁、出口管制等單邊措施；另一方面，協調盟友重構關鍵技術供應鏈，與加拿大、韓國和歐盟分別建立了聯合研發工作計劃，四方安全對話項下也將成立新興技術工作組。

根據2020年10月美國國務院公布的《關鍵與新興技術國家戰略》，列舉了20項關鍵技術，包括先進計算、人工智能、自治系統、通信和網絡技術、數據科學與存儲、量子信息科學、半導體與微電子、分布式賬本技術、人機界面、先進傳感、先進工程材料、先進制造業、航空發動機技術、先進常規武器技術、農業技術、生物技術、能源技術、醫療和公共衛生技術、太空技術，以及化學、生物、放射性和核（CBRN）緩解技術。這些關鍵技術幾乎涵蓋了所有高技術領域。在這些領域相對領先的中國企業，就有被美國“精準脫鉤”的風險。

部分產業面臨產業轉移和貿易轉移雙重風險  

美國打壓中國全球產業鏈，是中美雙邊經濟問題，但在全球產業鏈時代卻具有很強的傳遞和擴散效應，中美雙邊貿易沖擊會產生多邊效應。全球產業鏈越長，加工環節越多，分工越細致，擴散效應和多邊效應就越強。由于中美貿易沖突會波及大量的第三國，有的受損，有的受益，就可能帶來產業轉移風險和貿易轉移風險。

產業轉移是中國國內企業，包括外資和內資企業，可能把生產基地轉移到其他國家或地區。例如，面對中美貿易摩擦，包括內資企業和外資企業在內的跨國公司采取“中國+1”戰略，將部分產能向南亞、東南亞國家或地區分散。

貿易轉移是指原來從中國出口的商品轉移到其他國家或者原來從美國進口轉到其他來源地。同時，隨著生產成本、商務成本上升和環境監管趨嚴，部分企業把生產基地向東南亞、南亞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或地區轉移，尋求新的比較優勢。譬如，在電子產品全球產業鏈中，中國國內不斷上升的生產成本使得部分產業鏈轉移到東亞—太平洋地區其他國家，如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泰國。1996~2017年美國對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泰國進口的電子中間產品總額增長了3411%。

3，面對全球產業鏈重構，中國的自身優勢

面對全球產業鏈重構和美國保護主義、單邊主義帶來的不確定性，中國具有迎接挑戰的獨特優勢。只要看清形勢、發揮優勢、適應趨勢，就能夠把外部的風險挑戰轉化為轉型發展的機遇。

一是中國具有全球最大的內需市場。

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數據，2019年美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62375.57億美元，而中國同年為411649億元，按匯率折算為59672.25億美元，相當于美國的95.67%，成為全球第二大消費市場。如果加上占全球30%以上的基礎設施投資需求，中國擁有全世界最大的內需市場。如此龐大的內需市場，對全球企業家和投資者都具有吸引力。

這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強大支撐力量，也是迎接全球產業鏈重構和抵御美國遏制的自信、勇氣與底氣。按照邁克爾·波特“鉆石模型”，國內市場大小及性質在打造國家競爭優勢中具有關鍵作用，不僅影響生產規模和效率，而且是構筑產業集群、打造產業優勢的驅動力，通過及時發現國內市場需求的形態和特征、構筑國內市場的獨特競爭優勢，更容易拓展到國際市場，形成國際競爭優勢。

二是中國具有全球最完整的產業體系和產業鏈。

中國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是全球工業體系和行業門類最完整、產業鏈條最長的國家。制造業增加值占全世界的份額超過30%，已經連續11年位居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增加值達到31.31萬億元。

根據麥肯錫咨詢公司2019年發表的報告，中國是全球33個國家的最大出口國，65個國家的最大進口國，是亞太地區乃至全球中間產品供應鏈的樞紐，2000年以后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占比大幅提高，部分行業產出占比達到40%以上（見表2）。完整的產業體系和產業鏈，具有集群優勢，不僅使得中國經濟具有很強的韌性，也使得個別國家難以通過“拉小團伙”建封閉供應鏈、“去中國化”。

同時，經過幾十年持續不斷的產業技術創新和產業鏈升級，中國也已經不再滿足于僅僅依托傳統優勢取勝，新能源開發、新能源汽車、集成電路、5G、智能電網、醫療器械等產業鏈不斷延伸拓展，自主創新和自主品牌不斷發展。過去，對海外市場依賴比較大的部分高技術含量的中間品，如光學影像、電子計算機、醫療設備、運輸設備等，如今海內外技術差距和產能不斷縮小。

三是具有全球最龐大的“人才紅利”。

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為89640萬人，依然高居全球第一，而且勞動成本依然低于國際水平，有組織、有紀律、吃苦耐勞，具備優秀的現代產業隊伍特質，“人口紅利”在短期內并不會完全消失。更重要的是，中國擁有全球最龐大的“人才紅利”。

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發布的報告，2018年本科及以上學歷的人口達到6800萬人。根據2020年中國人口普查數據，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為21836.1萬人。另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6歲及以上人口0.82‰抽樣調查樣本測算，2018年全國有本科及以上學歷的人口8600萬人，遠遠超過美國，再加上大學專科學歷人數9570萬人、中職學歷人數5860萬人，有知識、有技術、訓練有素，是中國產業人才隊伍的中堅力量。

四是在全球產業鏈的地位大幅度提升，在部分領域居領先地位。

加入WTO以來，中國在全球產業鏈的地位已經大幅度攀升，與美國、德國一起成為全球中間品貿易三大中心，也是亞太中間品貿易中心。例如，在全球電子產品產業鏈中，東亞—太平洋地區一直是電子產業鏈最密集的地區，中國則是這一區域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地和全球產業鏈發展的主要推動者。

2003~2018年，中國約占東亞—太平洋地區所有資本投資的44%，以及高附加值投資（如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化學品與通信）投資的32%。與此同時，高附加值產品出口比重大幅度提高，最終產品出口增長遠高于中間產品出口。

中國在某些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關鍵技術處于領先地位，如5G高速無線互聯網設備和服務，在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和其他新技術方面具有很強的競爭力。在新能源開發、新能源汽車、智能電網、軌道交通等領域，無論是技術還是產能都處于領先地位。

國內經濟進入新發展階段，全球產業鏈進入重構變革時期，要求中國進一步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全面融入和共同治理經濟全球化，持續提升全球產業鏈地位。

以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為抓手，以技術創新驅動全球產業鏈升級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國家實施創新驅動戰略以來，科技體制改革取得重要進展，技術創新獲得跨越式發展。但是，也要清醒地認識到，改革還不能止步，科技管理體制還沒理順，資源配置機制還不健全，產學研合作還不順暢，技術創新還存在引進、跟蹤和模仿的路徑依賴。

按照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試驗發展的不同功能定位，進一步深化科研機構分類改革，解決公益類科研院所體制僵化、開發類科研院所定位不清、高等院校科研機制不活等深層次問題。以集聚高層次人才和激活創新活力為中心，推進科研人才管理體制改革，創新科研人才引進和流動機制，構建面向長期評價和結果評價、過程評價相結合的績效評價機制與薪酬激勵體系。

完善新型舉國體制，強化國家科研力量布局的頂層設計，打造重大科技創新領域的戰略支撐力量，切實強化基礎研究的資源投入，大力提升原始創新的動力和能力，實現更多的顛覆性技術創新。構建技術鏈和產業鏈融合機制，突出市場導向性、企業主體性，培育一批全球技術領先的創新型領軍和骨干企業。

因勢利導，分類構建國家、區域和全球多圈層的產業鏈格局  

對技術創新能力和生產能力比較弱的產業，尤其是戰略性新興產業，要發揮國內市場規模大的優勢，建立以國內循環為主的產業鏈，然后通過打造重大科技項目支撐、突破關鍵技術制約瓶頸，逐步實現替代進口，推動產業鏈升級，掌握關鍵資源，控制品牌和營銷等核心環節，把握價值鏈中的關鍵環節，逐步拓展全球市場，使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無縫對接，掌握全球產業鏈的主動權。

對于產業基礎好、技術能力強的產業，以國內市場和產業集群為基礎，打造核心產業鏈，以RCEP成員國為重點，發揮地理鄰近優勢，合理布局國內和國際生產基地與生產能力，構建區域主導型的全球產業鏈。

對比較優勢明顯、基礎好的產業，“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主動嵌入歐美等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產業鏈中，并審時度勢向研發設計、關鍵零部件生產等上游產業鏈延伸，或向銷售、售后服務等下游產業鏈延伸，在產業鏈更多環節占據主動，提升全球產業鏈地位。

搶占戰略高地，推動數字技術與全球產業鏈深度融合  

數字技術革命正快速實現大規模商業化應用，數字生產、數字交易、數字消費快速發展，商業化應用場景日新月異，將推動未來數十年顛覆性變革，帶來超乎想象的創新。

對中國而言，全球產業鏈重構的挑戰之一是勞動力短缺和勞動成本上升，推動數字技術與制造業、服務業融合發展，尤其是人工智能應用發展，是應對勞動力短缺的必然選擇，也是維護和提升全球產業鏈地位的重要選擇。

數字平臺的發展提升了買家和賣家的匹配效率，降低了企業參與全球產業鏈的障礙和成本，是提高中小企業對全球產業鏈的參與率、提高全球產業鏈影響力的重要渠道。

數字技術不斷催生新生產方式、新產業形態、新消費模式，尤其是元宇宙應用場景不斷延展，商業化加速，為制造業和服務業在更寬領域、更大規模跨界融合提供了無限可能。

數值計算、人工智能、機器學習工具、區塊鏈等數字技術商業化應用使全球產業鏈更靈活、更有彈性。因此，要把數字技術作為搶占全球產業鏈主導權的戰略高地，加快完善數字技術創新布局、數字人才培養、數字經濟扶持政策、知識產權保護和大數據監管機制，推動數字經濟創新發展。

挺進深水區，全面推進現代服務業改革開放  

到2020年，中國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達到54.5%，服務業實際利用外資占外資總額的比重達到78.5%，已經進入以服務經濟為主導的新發展階段。但是，中國服務業市場化和全球化嚴重不足，在全球產業鏈中的競爭力還比較弱。2020年中國服務出口2806.3億美元，占出口總額比重為9.8%，遠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24%。

在中國服務出口結構中，以傳統服務貿易為主，旅行、建筑、運輸等三大領域占服務貿易總額60%以上，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占比低。實際上，貨物出口本身也包含服務業，主要是生產性服務業。根據經合組織1995~2011年的數據，外購作為中間投入的服務業加上制造企業內部提供的生產性服務，如企業內部職能部門的研發、工程、運輸、分銷、售后服務、IT和后臺支持等生產性服務，服務業占制造業出口價值的比重達到53%。

在全球產業鏈各個環節，生產性服務不僅是必不可少的中間投入，而且衍生出新的價值創造活動，如制造企業在出口產品的同時出口服務，以提高附加值，并與客戶建立長期關系。在全球產業鏈中，多數環節都需要生產性服務業作為中間投入，因此，生產性服務業是全球產業鏈生產率的重要驅動力。

但是，中國服務業改革滯后，某些行業壟斷尚未打破，市場化不足，準入限制多。例如，對科教文體領域強調準公共服務屬性，對醫療衛生、養老托育和公用事業等領域強調社會福利功能，對金融、通訊等領域強調公共安全性，對媒體和出版等領域強調意識形態功能。對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投資服務業限制過多、門檻過高，現有投資主要集中在房地產、零售和租賃商務等少數領域。

擴大服務業開放，推進服務業融入全球產業鏈，不僅是提高全球產業鏈地位的迫切需要，也是適應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需要。

全面推進服務領域體制機制改革，首要任務是深化各類事業單位和國有服務企業的體制機制改革，對公益類服務機構明晰職能范圍，對非公益類服務領域破除壟斷、開放市場，實現政事分開、政企分開、營利與非營利性機構分開。從供給側和需求側雙向著力，大力培育服務市場，尤其是生產性服務市場。探索服務市場開放的新思路、新路徑，引導服務企業積極參與全球產業鏈。

來源：《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