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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五年，在安全與發展兩大主線中，中國經濟與社會將要也必須要呈現“六高特征”，才能在更加嚴峻復雜的國內外環境中實現高質量安全發展目標。

2022年末，中國既要謀劃新冠疫情后的調整與發展，也要應對不斷增大的外部遏制與深刻變化的全球地緣政治格局。在此復雜背景下，長期以來我們堅持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方針，逐步調整為安全與發展并重。

展望未來五年，在安全與發展兩大主線中，中國經濟與社會將要也必須要呈現“六高特征”，才能在更加嚴峻復雜的國內外環境中實現高質量安全發展目標。這“六高”特征是：消費高度傾向國產化、產業高度謀求自主化、運行高度使用數字化、用能高度轉向清潔化、經濟高度推行市場化、貿易高度體現人民幣化。這“六高特征”之間并不是孤立或分割的，其存在緊密的內在邏輯關系，共同支撐著未來五年中國的安全與發展。

消費高度傾向國產化

在中國經濟進一步穩定增長以及中國居民收入提高的前提下，中產階級的比例勢必將進一步擴大，中國社會消費的廣度與深度均將不斷拓展。消費升級將成為未來五年消費市場的主線，一方面是現有消費品品質與功能需求的改善，另一方面體現在對新的高端消費與服務需求增加。這些為中國實施以“國內大循環”以及“國內統一大市場”為主的消費導向奠定了堅實的需求側基礎。

未來，中國消費市場在進一步擴大的同時，對國產商品的需求偏好增大也將進一步凸現。一方面，這是由于美西方對中國持續地打壓，促使中國社會的民族消費心理增強，消費偏好加速向國產品牌靠攏。另一方面，這也是由于國產品牌的質量迅速提升，已經接近、達到甚至部分超越國外品牌。國產商品的性價比明顯提升，競爭力進一步增強，為國內大循環與統一大市場提供了供給側支撐。

從主流消費品需求表現看，除高端硬件商品（包括家電、手機、筆記本電腦、消費電子以及汽車等）的國產化率將進一步提升之外，預計未來五年，中國品牌在中高端食品、酒店、化妝品等領域也將形成新的有競爭力的品牌并不斷搶占國內市場份額。這一變化將為中國經濟創造出額外的增長空間。同時，經過大規模的市場競爭磨煉，中國品牌將會更好走出去參與全球競爭與海外市場拓展。

產業高度謀求自主化

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與技術的不斷進步，中國和美西方構成的全球產業分工框架不斷變化——中國從長期從事中低端生產轉變為逐步向高精產業躍升。在此情況下，美西方為保住自身在全球高精產業的領導地位，將越發動用不正當手段來打壓中國技術進步和崛起。

未來的經濟形態將以數字經濟為主體，而數字經濟的高精產業主要體現在集成電路產業的高端設計與制造能力。因此，圍繞集成電路產業的高端設計與制造能力是美西方遏制中國的主要領域，而且隨著中國在這方面技術的不斷突破，美西方對中國的遏制將表現得越發明顯與無底線。

面對美西方對中國的打壓和遏制，中國唯有走加速國產替代道路，才能不斷提升集成電路產業的高端設計與制造能力，才能推動產業鏈向高端化發展。未來五年，中國集成電路產業的高端設計與制造的國產化率有望進一步提升。這將能更大程度保障中國生產出中高端消費電子產品與工業高端裝備等，為穩固中國在全球的產業鏈核心地位提供產業支撐。

運行高度使用數字化

相比美西方，中國要能夠實現換道超車，核心就是以數字經濟提升效率來趕超對手。中國當前的數字經濟發展具有兩方面特征。一是中國依托國內大市場以及通信技術的快速升級，并在疫情中轉危為機，形成了全球最大與最發達的線上消費市場，進而拓展到海外，深刻影響了全球線上消費與貿易格局。二是以行政力量驅動的政府部門開展大規模數字化改革，通過數字化技術不斷提升政府運行效率和加強社會的治理能力，為全球政府運行與社會治理提供了一種發展模板。

可以預見，在未來五年，中國消費領域的數字化以及政府治理領域的數字化將逐步向實體經濟以及產業經濟拓展。如果這方面拓展順利實現，中國的數字化將全面滲透到整個社會經濟，有助于整個社會效率的進一步提升以及競爭力的加強。

隨著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算力勢必將上升為一種新型生產力，對科技進步、提高效率與降低成本都將發揮巨大的推動作用。算力也將成為繼“財力”“人力”“物力”等競爭力指標之外一項越來越關鍵的競爭力標準。未來五年，美西方在此方面對中國的遏制也將更加明顯與激烈，中國必須要早作準備與應對。

還需要強調的是，未來數字化程度在不斷提升的同時，大量信息更容易泄露與受到外部攻擊，數據安全風險也將更加凸顯。可以預見，數據安全將成為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重要的國家安全問題。

用能高度轉向清潔化

中國承諾在2030年實現碳達峰目標，為此，未來五年將是中國實現這一目標最為關鍵的時期。可以預見將出現兩個趨勢，一是中國將更大規模開發清潔能源，尤其是太陽能(6.790, -0.10, -1.45%)與風能等，以減少碳排放，“西電東送”的格局將更加凸顯。二是中國將著力提升現有能源使用效率，這是當前最容易被忽視的領域，但從傳統能源充分挖掘潛力將有助于切實降低碳排放。

實際上，以上兩方面趨勢不僅涉及減排與清潔能源問題，更涉及中國的能源安全問題。通過開發本地清潔能源與提升用能效率，中國將部分減少對通過馬六甲進口原油與天然氣的依賴。因為相對美西方，中國歷來在海權方面不占優勢，更容易受到海上封鎖與攻擊。我們致力于推動的“一帶一路”倡議，實際上有助于恢復與增強漢唐以來在歐亞大陸的“陸權”影響力，為中國增加從俄羅斯與中亞輸入能源的規模，進而保障中國的能源安全。

需要強調的是，能源清潔化與雙碳目標的實現不是一帆風順的，面臨的“碳天花板”問題也需要高度重視。2021年中國人均GDP為1.26萬美元（美國為6.9萬美元），預計到2030年中國人均GDP將達到2.5萬美元（美國達到10萬美元）。如果中國在2030年碳達峰，意味著屆時中國人均GDP僅為美國的四分之一左右，中國人均收入與人均能源消費在2030年之后的增長還有很大空間，但屆時中國依靠增加碳排放來推動增長的模式將無以為繼。

有鑒于此，2030年中國實現碳達峰，同時是中國必須要成功切換到依賴清潔能源，且能繼續保持較高增長的新發展軌道。只有這樣，中國在2030年之后的發展才不至于受到碳達峰的限制，才有后勁繼續保持較高速度發展，繼續縮小與美西方的差距。然而，未來需要的技術突破既緊迫又十分艱巨。為此，應加快攻關提升清潔能源開發效率與提高用能效率，布局調整適應雙碳目標下的經濟發展模式。

經濟高度推行市場化

建設與完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直是黨和國家長期追求的關鍵發展方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歷了30年的發展，已經取得了長足進步，但目前來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仍然有繼續改善的潛力和空間。從市場經濟本質上來說，其要求參與市場主體能夠公平、公正、一視同仁地參與市場競爭。但是，在當前的市場經濟運行環境之下，國有經濟在資源獲取、資金支持等方面相對民營經濟與中小企業有明顯優勢。兩者的競爭處于不同的起跑線，民營經濟與中小企業在資源和競爭方面面臨更大壓力。在此情況下，民營經濟和中小企業信心與投資積極性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抑制。

有鑒于此，未來勢必要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推動中國經濟充分市場化，平等對待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這是黨和國家反復強調的調整方向，也是最近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來的一個重要政策發力方向。

可以預見，未來五年，這方面也必須要取得更為實質性的突破，破解中國經濟的二元結構，這將產生出極其重要的戰略價值與作用。一方面，民營經濟貢獻了70%以上的技術創新，提供了80%以上的就業崗位。因此，通過更為市場化的措施來確保一視同仁對待民營經濟，可以激發技術創新、社會投資與就業。因此，重視發展民營經濟，不僅僅是市場經濟行為，更關乎國家技術進步、就業安全與社會穩定。

另一方面，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保護與激發民營經濟也有助于支撐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自2007年中國經濟增長到達高點后，中國實際GDP和潛在增長率均處于逐步下降階段。新冠疫情之前，全球主要研究機構預測中國經濟將在2030年超過美國，但疫情后一些國際機構下調了中國經濟增速。

不論各個機構預測觀點如何變化，一個不變的共識是中國經濟將逐步減速。我們認為，解除對民營經濟的束縛，使其能夠獲得完全一視同仁的市場待遇，充分激發其信心和投資積極性，將明顯提升其活力與首創力，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有望提升一個百分點左右。這對中國經濟長遠的發展以及在全球競爭力的提升都具有極其重大的戰略意義。因此，未來進一步的高度市場化以及激發民營經濟信心將是中國經濟穩定發展的不二選擇。

貿易高度體現人民幣化

從全球視角看，中國最大影響力和競爭力之一是中國在全球產業鏈占據核心地位，擁有任何國家無法比擬的全產業鏈，一方面可以為全球提供大規模高性價比的商品與基建服務，另一方面也需要進口大量的原材料與半制成品，對全球能源等大宗商品市場有著巨大的影響力。

可以預見，隨著中國制造在質量與技術上不斷躍升，中國商品與基建服務的性價比還將進一步提升，在全球的份額有望繼續增加。另一方面，中國制造與消費規模的不斷擴展，對全球能源等大宗商品的需求也將不斷擴大。初步預計，中國的進出口總額在全球的比重將從2021年的13.5%升至2027年的15.5%。

然而，與中國在全球龐大的貿易份額相比，作為中國商品貨幣媒介的人民幣在全球的份額相對較小。可以預見，未來五年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崛起，中國影響下的全球新格局重塑需要體現中國元素與維護中國正當利益，尤其是人民幣必須發揮更加突出的作用。一方面，中國在能源方面有著長期巨量需求。因此，從國家安全與能源安全的角度考慮，中國必須逐步擺脫現有以石油美元為核心的國際能源定價與交易體系。另一方面，巨額的中國商品貿易越來越需要人民幣定價而非美元定價。

因此，未來五年，中國對外貿易將進一步人民幣化，有助于形成以人民幣為載體的全球貿易交易體系，并逐步構建從商品人民幣到石油人民幣再到金融人民幣的閉環系統。這些不僅有助于降低匯率風險，更好匹配中國經濟實力與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同時為應對美西方在貿易與金融等領域極限打壓中國打造備胎機制。

來源：《第一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