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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頻道拔尖人才如何脫穎而出？從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轉型時，應用型人才如何頂上？面對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挑戰，數字素養如何在教育信息化過程中育成？對于地方經濟發展的需求，高校應如何應對？面對“卡脖子”問題，大學如何通過體制機制變革形成有組織的科研創新？在這些社會需求的牽引下，我國高校正在發生靜水流深的變革，以高質量發展為目標形成新的主流和趨勢。
在2023年全國兩會召開之際，本報特邀請在高等教育領域有深入思考和實踐的兩會代表委員，發表他們對相關問題的看法，介紹當前高等教育領域正在發生的深層次變化，并為未來的發展建言獻策。
近年來，隨著我國社會經濟以及高等教育逐漸邁向“深水區”，如何為社會提供更多頂尖人才，成為國內高校特別是頂尖高校必須思考的問題。
“對于國內高校而言，所謂的‘頂尖人才’應該把個人全面發展與社會全面進步很好地結合起來，在德智體美勞等方面都有很高素養，在社會生活中做到政治堅定、業務精湛，同時要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意識。”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全國人大代表、清華大學校長王希勤總結道。
具體到頂尖人才培養的類型或特征，他表示，必須要區分“學科”和“專業”的概念。“學科是學問的分科，專業是行業的專門化，二者之間相互聯系但又有本質不同。”
站在國際高等教育領域的視角，可以從“學科-專業”和“本科生-研究生”兩個維度，將人才培養模式分為四類，即注重專業型研究生培養的美國創新型大學培養模式、注重學科型研究生培養的德國研究型大學培養模式、注重學科型本科生培養的英國文理學院培養模式，以及注重專業型本科生培養的蘇聯職業類大學培養模式。
在王希勤看來，我國高等教育體系基于對這些模式的學習借鑒和發展超越，培養了一大批各領域的優秀人才。頂尖人才培養應該努力融通這四種模式，并根據人才自身條件規劃發展路徑，同時突破功利性教育的局限，加強超越性教育。
在這方面，清華大學的做法具有一定的借鑒性。“我們深入總結了上述四類典型模式，努力將各種模式的優勢融通起來。”王希勤說，具體可以概括為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本科通專融合，即在本科生培養上持續加強通識教育，并將通識教育理念融入到專業教育中，在高年級階段引導學生適當接觸專業領域，通過專業課程和本科生科研，幫助學生打下扎實基礎。
二是本研貫通培養，即做好一體化設計，著重設計具有連貫性和漸進性的課程體系，鼓勵優秀學生提前統籌規劃研究生階段的科研與本科階段的學習。
三是在研究生培養中將“頂天”與“立地”相結合，加快培養一批不同學科和專業的緊缺型拔尖創新人才，特別是基礎學科拔尖人才和卓越工程人才。
四是突破功利性教育的局限，加強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意識，培養學生具有超越當下、超越本地本國、超越人類自身的視野和格局。
需要指出的是，在培養“頂天”型人才和“立地”型人才的問題上，國內高等教育領域曾出現過諸多思考和討論，其爭論的焦點就在于這兩者應“對立”還是“統一”。比如，有學者就曾提出，在大規模培養“立地”型人才的同時，為具有“頂天”潛質的人才在校內設立“特區”，進行針對性培養。
對此，王希勤有著自己的看法。
借用“學科”和“專業”的概念，他表示，“頂天”型人才多以“學科”為主，需要不斷拓寬人類知識的邊界，建立新的學術范式；“立地”型人才則多以“專業”為主，將自身所學與經濟社會發展更好結合，為推動高質量發展貢獻力量。兩者并非只能二選一，而是應該在頂尖人才身上統一起來。
具體而言，高校依托基礎學科對于“頂天”型人才的培養，要善于把原創范式滲透到各行各業，在實踐中檢驗和發展自己的成果；依托應用專業對“立地”型人才的培養，要善于把不同學科的最新理論知識匯聚起來，不斷開辟發展新領域、新賽道，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二者相得益彰，方能切實為我國高質量發展提供基礎性、戰略性支撐。”王希勤說。
“同樣是做面食，有的人各種面都會做，但他的強項是做拉面、刀削面，還會結合就業的地域，在江蘇學做陽春面，在武漢學做熱干面。”對于如何培養應用型人才，在2023年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工程院院士、武漢紡織大學校長徐衛林做了一個形象的比喻。
“最受企業歡迎的應用型人才，一定是‘基礎+特長應用’的人才。”徐衛林說，很多高校都有機械專業，但如果人才培養千篇一律，沒有定位服務對象，畢業生就業就會很成問題。相反，如果這名畢業生既懂輕工、食品等領域的專業知識，又具備機械設計的通用知識，還具有很強的動手能力，便很有可能成為輕工、食品企業爭搶的“香餑餑”。
在徐衛林看來，應用型人才培養不能簡單等同于技能培養。比如，農學、紡織等專業都是應用型學科，但農學要走深，與生命科學、轉基因、分子生物學分不開；紡織學要向縱深處發展，與材料學密不可分。這些都需要依托基礎研究，不能簡單將基礎科學與應用科學“一刀切”分開。
“應用型人才培養不能簡單理解為是工科學生的‘專屬’。事實上，文科、藝術也面臨應用型人才培養的問題。”徐衛林舉例道，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等國內美術學院針對環境藝術人才的培養，已經逐漸把工科與藝術結合起來，用科學實現藝術的提升，要求學生在藝術創造中融入水文、地質構造、環保等知識。
“想要真正解決應用問題，任何學科都不能簡單重復使用，而是要求一個人必須具備比較寬的知識面。”他舉例道，橋梁工程領域的人才培養必須懂歷史——橋梁的歷史；懂水文——理解水量的大小；懂地質——安排橋梁架設在何處；懂材料——架橋要選取哪種材料。“優秀的應用型人才一定是通過多學科交叉誕生的人才。”
眼下，越來越多的高校引入跨學科師資，比如藝術學院引入工程、環境科學等領域的教師，這樣的人才未來引進得還會更多，但這方面的提升絕不是一代人就可以完成的事。
國家非常重視教育、科技和人才三位一體發展，但為什么創新型人才就是培養不出來？一番刨根問底之后，徐衛林把目光落到了基礎教育上。
在他看來，點亮中小學生，甚至學齡前兒童的科技夢想、提高他們對科學的求知欲非常重要，我國的家庭教育對此重視不夠。在高考指揮棒下，很多家長培養的孩子都是一個模子，從基礎教育階段就在做諸如考試、學書本知識等“千人一面”的事。他希望博士生作為未來師資的儲備力量，能到中小學開展科普教育，幫助全社會提高個性化教育水平。
較為深入的實踐是培養應用型人才必不可缺的環節，也是眼下高校人才培養的一大難題。盡管國家一直在引導，但很多高校依然難以做到。“這與高校投入有關，也與教師的知識水平、學科背景有關。”徐衛林說。
他解釋說，企業埋怨高校培養的人才不能用、不好用，高校埋怨企業不歡迎學生實習，這背后涉及高校實踐場地、社會實踐場地，以及實習費用等問題。不同于從前師傅帶徒弟，如今的應用型人才都是批量培養，在規模大、投入不變的情況下，人均投入就變小了。這些問題至今沒有得到很好解決。
從師資源頭追溯，很多教師沒有產業實踐經歷，自然無法培養出動手能力強的學生。盡管目前國家要求高校教師到地方“掛職”，但其實踐能力的提升效果差異較大。如果高校在招聘中對應聘者的產業經歷貿然提出要求，又會有人才引進的思想負擔。“需要國家層面拿出有力政策，全面提升應用型師資的能力要求。比如，規定教師至少有一年時間在企業、農場、醫院等從事實踐工作。”徐衛林說。
近段時間，ChatGPT掀起了人工智能的新一輪熱潮，也引發了高教界的某種恐慌。據報道，美國紐約和西雅圖等地的公立學校、法國巴黎政治學院以及我國的香港大學等高校都禁止學生使用ChatGPT。
“我并不贊成一些高校禁止使用ChatGPT的做法，年輕人有使用高科技獲取知識的愿望，這是一紙禁令所無法阻擋的。”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院士、武漢大學校長張平文表示，“對待ChatGPT的使用態度應像治理洪水一樣，堵不如疏。”
在他看來，相對于上一輩人，如今的年輕人作為“數字原住民”，當生活模式發生變化時，更要用積極的態度理解和擁抱社會的進步。
從本質上說，ChatGPT屬于工具應用。“高校可以通過各種方式引導學生，使其不用ChatGPT替代本該自己進行的學術訓練，不觸碰學術規范紅線，盡管這些學術規范在未來可能會在技術的倒逼下不斷改革。”張平文說。
面對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挑戰，如何培養學生是教育者需要深思的問題。
張平文指出，當下“00后”學生生活在一個物理世界、人類社會、虛擬世界交融的時代，他們有能力把三者融合得更好。很多學生在數字化方面的技能甚至超過了教師。這是“師不如弟子”之處，教師要接受這一事實，不能居高臨下，要虛心向學生學習。
在現實生活中，人與科技對壘的現象越來越多。他舉例說，一名教師在課堂上授課，學生如果覺得特別乏味，很可能馬上放棄聽課，轉而在網上尋找同一課名的慕課。誰講得好就聽誰的，這給教師教學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壓力。盡管如此，張平文仍認為，要采取開放態度，理解學生的行為，甚至向他們學習，在這個過程中更新教學方式，實現師生之間融洽的互動。
他告訴《中國科學報》，在這個過程中，高校更要重視ChatGPT等人工智能所不能代替的教育功能，要訓練批判性思維，不要滿足于算法推送的現成答案；要加強大學人文教育，提高學生的人格養成和精神境界。
虛擬世界中有一個概念叫“信息繭房”，指一個人在虛擬世界中很容易因自身偏好被某方面的信息包圍，不像真實世界那樣可以聽到不同聲音。“在虛擬世界里，算法會自動幫人屏蔽掉一些信息，讓人只看到想看的信息，而在物理世界中，想屏蔽掉各種信息卻不易做到。在明辨真相上，教育應發揮重要作用。”張平文說。
把現實與虛擬混淆是當下不少年輕人的通病。過度沉溺虛擬世界本就不利于一個人的身心健康，不少心理問題的發生都與之相關。“解決這一問題需要加強現實中的人際互動，以及更加重視人文教育。”張平文指出。
他解釋說，讓學生了解虛擬世界本質的同時，高校更應讓學生意識到什么是真正的“以人為本”。網上聽課與面對面授課有很大差別。從信息的雙向交流看，課堂優于網絡。在課堂上，學生體會到的是以人為本的教育，從教師的一言一行中學習做人、做事，體會他們嚴謹求實的科學精神、有教無類的職業素養，這體現了立德樹人的本義。
此外，隨著數字化、智能化的發展，對于學生人文素養的教育更需要加強。高校的人文教育在未來會變得越來越重要。“特別是文史哲等學科，以及通識教育中的文史哲課程，對學生的人格養成、精神境界的提升本就發揮著重要作用。未來，它們的作用將會更加突出。人際互動和人文素質培養的必要性充分說明，數字技術無法真正代替高校的環境育人作用。”張平文說。
近年來，隨著有組織科研成為我國重要的科研組織模式，如何將該模式在國內高校加以有效應用，成為公眾關注的話題。
對此，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工程院院士、西北工業大學黨委書記李言榮表示，作為大國科研的重要范式，有組織科研對于我國科技自立自強有著特殊意義，也是當前國內高校必須要走的一條路。不過，對于不同類型、不同領域的研究，有組織科研的側重點也有所不同。
在他看來，對于以國家重大任務為導向的科研項目，科研的組織性是十分重要的。而對于基礎領域的研究，所謂“有組織”主要應體現在以興趣為導向，將不同學科和專業背景的研究人員集合起來，形成學術共同體。
“基礎研究的本質在于刨根問底。”李言榮說，誰出的主意、誰提的問題，誰就應該成為相關研究的實際負責人，再以他為中心，通過彼此間的討論和爭論，產生“自下而上”的學術力量。
他表示，與專門的科研機構相比，高校的優勢在于學科門類多且易于交叉，甚至可以形成一定規模的“學科集群”。這樣的學科群支撐和大量青年學生的參與，決定了高校在通過組織方式解決復雜問題方面具有不可替代性。
當然，有組織科研不限于高校內部。在這方面，高校應加強產教融合，尤其是與大院、大企協同攻關。
李言榮表示，目前校企之間比較好的一種合作模式，是企業針對自身遇到的難題向包括高校在內的社會機構征集解決方案，高校針對企業問題協同攻關，先重點解決問題的基礎部分，當取得一定進展后，企業內部的研發機構再作好對接，實現相關研究的及時應用。“目前，這種模式已經被包括華為在內的一些國內企業采用。”
李言榮同時指出，高校要想真正實現有組織科研，目前仍有一些問題需要引起注意。比如在科研成果的評價方面，現有制度過于看重“第一完成人”。“人們主要關注論文的第一作者是誰、獲獎的第一人是誰，排在后面的人容易被忽略，也難以得到與其貢獻相符的待遇。”他表示，一項攻關成果的完成，往往要靠不同學科背景的人共同努力，我國已度過了文章數量追逐期，若還過于強調第一完成人，顯然會挫傷其他人員的積極性。
再比如，正如前面所說，基礎研究的本質是刨根問底，但挖掘一個問題的本質是需要時間的。因此，評價制度不能急于求成，“要給科研人員時間，特別是不能給他們過大的競爭壓力，壓力太大是不能創新的。事實上，我們的一些科研之所以不能刨到根、問到底，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科研人員承受不了這種競爭壓力而中途退場”。
李言榮強調，在有組織科研中，當面向重大型號、系統級科研任務時，各層次、各子系統的分工協作極為重要，這就需要一種“總師文化”。
“所謂‘總師’，可以理解為是既具有足夠強的個人科研能力，又具有一定的國際視野和戰略高度，更重要的是，還具有相當組織能力的科技領軍人物。”李言榮說，這類人才可以將一個大團隊有效凝聚在自己周邊，形成戰斗力。
今年全國兩會開幕前夕，李言榮從四川大學調任西北工業大學工作。雖然履職時間不長，但西工大在長期的人才培養中形成的“總師文化”育人氛圍，已經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這種文化的形成給高校人才培養提出了一個重大命題。”在他看來，有組織科研的關鍵，可以說就在于“總師”型人才的培養，而作為高層次人才培養的主陣地，為有組織科研提供此類“總師”型人才的雛形是高校，尤其是工科類高校的重要責任。但在現有高教體制下，如何更早發現具有相關潛質的人才，為這類人才提供適合生長的土壤，仍需要高校以及有關部門做進一步的探索。
作為東北大學主抓科技規劃相關工作的副校長，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工程院院士唐立新對于高校服務地方經濟的話題有著深切體會。
“以東北大學為例，由于冶金類專業是學校的傳統優勢專業，鋼鐵行業也就成為我們服務地方經濟的傳統領域。”但隨著東北地區的產業轉型，特別是針對學校所在地——沈陽的區域經濟優勢，如裝備制造業、航空制造業等，唐立新表示，學校一直在探索將“服務行業”與“服務區域”統一起來。
最終，他們找到了這兩者之間的平衡點。
“依然是鋼鐵。”唐立新說，因為鋼鐵作為裝備制造業的上游產業，為下游提供了大量原材料，它們彼此間既是伙伴關系，也是供給側和需求側的關系。抓住了“鋼鐵的全產業鏈”這條線，就能將服務行業與服務區域相統一，通過構建制造循環工業系統，形成現代化產業體系。
他表示，東北大學面臨的處境和做法雖是個例，卻能折射出目前高校在服務地方經濟發展過程中面臨的一些共性問題。
“近年來，我國一直在引導高校服務地方經濟，但有些高校的工作似乎并未取得滿意的效果。在我看來，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學校原有學科方向與所在區域要支持的行業之間存在‘失配’現象。”換言之，唐立新說，學校的優勢專業不能為區域優勢行業或急需發展的行業提供足夠支撐，這會在很大程度上削弱高校服務地方經濟的力度。
要提升相關水平，高校首先要調整自身戰略方向。在這方面，國外某些高校的做法頗具啟示性。
比如，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長期以鋼鐵類專業為優勢專業，但為了服務地方經濟，該校積極嘗試在信息技術、智能技術等領域尋求突破；匹茲堡大學則通過做大做強醫學專業，謀求與區域經濟更好結合。
當然，地方政府也要認真思考高校的傳統優勢專業是什么，自身發展能否與這些專業形成呼應，并將其轉化為生產力和創造力。“這其實是一個雙方‘相向而行’的過程。” 唐立新說。
需要指出的是，隨著我國高校與地方經濟發展結合得愈加緊密，校地雙方間的合作意愿也都在加強，但在一些具體做法上，高校需要進行某些調整，才能更好適應地方的要求。
“在學校層面，服務地方經濟必須上升到戰略共識的高度，這是高校做好相關工作的前提。”唐立新說，在此前提下，高校需要做好兩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通過有組織科研，避免老師“單打獨斗”。唐立新表示，在服務地方經濟的問題上，教師的單打獨斗不能說一定沒有好的效果，但很容易出現單點化和碎片化的弊端。通過有組織科研，高校可以根據地方經濟發展的實際需求和行業發展的現實要求，將高校的相關科研力量進行優化配置，對地方經濟形成系統化的支撐。
另一方面，對教師的考核體系進行某種程度的轉型。具體而言，如果高校充分認可服務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就應該在績效以及相關政策方面，給予教師不亞于發表論文，甚至發表高級別論文的支撐與獎勵，由此調動教師服務地方的積極性。“在這方面，國內高校通過‘破五唯’等方面的改革，已經有了很大轉變，但還有較大的調整空間。”
此外，地方也要給高校從事相關工作留出充足的空間和時間，不能急功近利。“對于學校來說，取得某項成果要經歷一個過程，急躁不得。一些新成果前期由于缺乏充分的驗證，可能會在后期出現某些問題。這屬于正常現象，需要調整與改良的過程。”唐立新表示，地方、社會輿論等要對此給予充分的理解和尊重，要尊重科學與技術的規律，不能過分追求目標和結果。
“校地雙方要建立經常性溝通渠道，彼此尊重，才能讓校地合作進入良性發展軌道。”他說。
來源：《中國科學報》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備案號：11010802023656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