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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圖 常州高新區全景。姚建國攝
“最近讀了克魯格曼的書，他將中國經濟稱為‘建立在浮沙之上’的增長。”
常州市委常委、常州高新區黨工委書記戴源不禁拍案而起。然而，憤怒之中又無奈：“這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確擊中了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軟肋。”
克魯格曼就像是經濟學界的“妖巫”。上世紀70年代曾預言前蘇聯是只“紙老虎”，80年代日本經濟如日中天，“四小龍”緊隨其后，東亞經濟直撼美國的霸主地位。同樣在克氏的預言中踣地不起。今天，中國成為地球上最大的新興經濟體，“克魯格曼魔咒”又一次陰霾臨空。
中國人從來不是宿命論者，危亡之際總能扼住命運的咽喉。
轉變發展方式，實現科學發展，中國把擺脫魔咒的希望寄托于自主創新。
作為改革開放試驗區，自主創新示范區，國家高新區注定要承擔更多的國家使命。
在這一輪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的前夕，國家制定高新區“十一五”發展規劃，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親自為高新區戰略定位：即“促進技術進步和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的重要載體、帶動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強大引擎、高新技術產業走出去參與國際競爭的服務平臺、搶占世界高新技術產業制高點的前沿陣地”。
在“四位一體”戰略的指導下，一次事關經濟發展全局的結構布局悄然展開。56家國家高新區根據不同稟賦，分別向“世界一流園區”“創新型園區”“特色產業園區”三條路徑進發。
中關村、張江、深圳、西安、武漢、成都，瞄準了硅谷、班加羅爾、新竹，建設世界一流高科技園，成為自主創新的研發中心和高新技術產業的輻射源。
在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以及東北和中西部地區中心城市的國家高新區，建設國家創新型園區，打造區域創新集群，成為區域經濟轉型升級的強力引擎。
其中，“創新型園區建設”與區域經濟發展產生了強烈的共振。目前，已有14家國家高新區投身其中，列隊候選者前赴后繼，表現出一種爭當敢死隊的悲壯。
這是一個民族擺脫“魔咒”的抗爭；
這是一種前途未卜卻一往無前的進軍。
關注他們，正如關注我們自己的命運！
甩掉“GDP指揮棒”：創新創業與烏紗帽的博弈
“富士康跳樓事件”無疑是一場地震。
困惑，糾結，甚至憤怒，通過輿論迅即爆發，無不沖擊著每一個國民和執政者的心理防線。
經濟學家陳志武直陳：富士康事件，顯示以政府主導、單純追求GDP的經濟增長模式的冷酷面。
在過去的30年里，GDP是支指揮棒。經濟發展的速度，關系著執政者烏紗帽。各地官員怎能不為錢忙？
這本無可厚非。如果沒有GDP的增長，我們的生活將會怎樣？我們必須從經濟發展的角度辯證地看待GDP。沒有經濟的增長，就沒有發展；中國高新區本身就是一個科技和經濟以及社會發展的奇跡。他相對于傳統產業，受益于GDP的更多，同時付出的代價也更大。
曾幾何時，依靠土地資源與區域優惠的“招商引資”，是高新區的流行病。誰的條件更優惠，就能引來更多的世界500強，就擁有更大的規模和更快的經濟發展速度。潮流之下，要么被裹挾，要么被拋棄，誰也不能獨善其身。
曾經，有高新區，為了吸引富士康這個“世界代工大王”，不惜耗費30萬元，制作了一部影片；《郭臺銘語錄》人手一冊。對于“代工”企業，組裝499美元的蘋果iPad，僅獲11.2美元加工費，由此帶來的產業低端化，竟“視而不見”，或視而不能見。
還是這家高新區，省市聯合投資107億元，建設中芯國際工業園，以租代贖引進中芯國際，收獲的卻是金融危機而無法開工的結局，巨額投入幾成一潭死水。
一匹匹像中芯國際這樣“被速度擊敗的奔馬”，讓高新區欲哭無淚。目前，又傳出富士康大舉搬遷的傳聞，廊坊、河南、重慶，甚至天津濱海高新區也名列目的地之中。
我們沒有理由否定“代工”企業給地方財政的貢獻，問題是如今乃至未來，國家創新型園區在富士康們面前，應該做出怎樣的選擇？
作為《創新型園區建設指南》的參與制訂者，科技部火炬中心高新區管理處處長楊躍承分析，創新型園區，就是要摒棄GDP導向，從依靠資源消耗與區域優惠轉向創新驅動與內生增長。
“《創新型園區建設指南》十二條量化目標中，不以GDP論英雄，增強了我們‘血本’扶持科技型中小企業、對資產千萬美元組裝制造類公司說‘不’的膽識。”
“不以GDP論英雄”，對于國家高新區及其屬地政府而言，無異于身心解放。
經過定性和定量研究，戴源把“十二條”拆分成三大類：關于“高新技術聚集區”，涵蓋萬人發明專利、企業研發總投入、高新產業工業增加值、科技型中小企業占新注冊比例；關于“優質企業聚集區”，包括從業者本科以上人數、上市公司數量、優勢產業集群，園區凈利潤、萬元增加值能耗；關于“產業結構調整先進區”，由科技撥款比例、服務業比例構成。
GDP壓力減小，創新要素成為指揮棒，使得國家創新型園區把調整結構、產業提升作為重點。
未來5年，常州高新區規劃，用戰略性新興產業再造一個新的高新區；培育傳感網、生物醫藥、低碳清潔技術、航空航天等百億級新興產業集群，無錫高新區則打造區域經濟發展的創新經濟增長極。
在無錫高新區管委會副主任劉驍看來，“富士康跳樓事件”和“太湖藍藻事件”一樣，“為各地的科學發展敲響了警鐘”。
“太湖再博大的胸懷也經不起粗放經濟增長方式的折騰”，當江蘇省委常委、無錫市委書記楊衛澤不留情面地反思時，國家高新區主導的創新驅動和以GDP導向的發展理念之間，博弈正悄然進行。
2008年市委十一屆六次全會，無錫對黨政領導政績考核作出調整，取消GDP考核指標。
無錫高新區不再滿足“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治標之策，不僅著眼于解決“水”的治理問題，更立足于加快“岸上”發展理念的轉變。
甩掉“GDP指揮棒”的無錫GDP不降反升，從2006年3300億元，到2007年3858億元、2008年4400億元、2009年4992億元。
戴源期望，從上到下各級政府甩掉“GDP指揮棒”的政策力度應進一步加大，否則面對市長這個班主任、省長這個教導主任、國家決策層這個校長，作為學生的國家高新區在層層加碼的‘作業’面前，自己減負是困難的。”
難，亦將前行。從古至今，從中到外，創新之路無坦途，別無選擇。
收獲創新價值：創新型園區就是創新網絡的節點
一封來自大洋彼岸的電子郵件——《沙發上的思考》，打動了協和干細胞基因工程公司的高層管理者。
寫信的人叫黃家學，在美國完成博士學位，在全球第四大制藥企業諾華工作3年。
黃家學在郵件中寫道：單純的干細胞存儲業務風險非常大，企業必須走知識產權戰略的道路，以專利作為企業發展支撐，同其他競爭對手相區別；要搶占行業制高點，必須制定標準。
其時，作為濱海高新區的生物醫藥龍頭企業，協和干細胞臍帶血存儲業已占國內市場90%以上。萬里之外黃家學的這番思考，正與協和干細胞“高效收獲創新價值”的觀念不謀而合。
黃家學選擇了協和干細胞，走進了濱海高新區。濱海高新區管委會主任趙海山提及往事，“主導產業符合甚至引領世界科技創新潮流，高新區的發展才有內生動力。”
黃家學的到來，成為協和干細胞“知識經濟”的內部推進器；濱海高新區，則在外部環境上為他們鋪平了道路。
記者走訪濱海高新區科技局時了解到，他們舉力支持產業集群、創新集群，企業每申請一項發明專利，高新區補貼1000元，授權后一次性補助2500元；申請國際專利，只要拿到該國的專利受理通知書，補貼10萬元；建立一項國家標準補貼50萬元，國際標準補貼100萬元……
作為回報，2008年，濱海高新區專利申請3577件，在國家高新區中僅次于北京中關村和上海張江，2009年這一數字上升為6850件；企業凈利潤占銷售收入比重9.27%，位居全國高新區首位，高于《創新型園區建設指南》8%的標準。
全國政協副主席、科技部部長萬鋼認為，在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新時期，火炬計劃要堅持走中國特色高新技術產業化道路，努力發揮更加顯著的示范、引領和促進作用，成為中國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引導力量。
“創新型園區，促使園區從過度追求規模和速度、過度依靠土地消耗和區域優惠，轉向‘創新驅動，內生增長’。”中科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王勝光認為，“創新型園區是創新網絡的節點，能促進產業價值形態向高端轉移。”
縮小與世界一流園區的差距，已成國家創新型園區奮斗不可動搖的方向。
“我國經濟平穩度過了2009年，但高新技術產業已踏進這樣的‘怪圈’：剛剛還是‘明星’產品，馬上就成虧損‘瘦狗’。”中科院計算技術研究所上海分所所長孔華威認為，“硅谷是生生不息的活火山，我國高新區起碼要關注下一個10年的技術創新周期和產業周期。”
人們看不到時間的盡頭，人們看不到世界的消亡，但國家創新型園區必須居安思危，以前瞻性和預見性，告別市場換技術的尷尬，站在山頂贏得與跨國巨頭之間的競賽。
這是命運使然。這是歷史的邏輯。
方寸之間，同處江蘇的常州高新區、無錫高新區、蘇州高新區，瞄準了世界光伏頭把交椅。
無錫尚德董事長施正榮沒有料到，尚德在紐交所的上市，使其在《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上超越榮智健成為中國首富，同時也開啟了一場暗戰。
一年之后，無錫尚德半小時經濟圈內，歷經10年打拼的常州天合光能，在當家人高紀凡的帶領下，敲響了紐交所的開市鐘。
此時的江蘇境內，無錫尚德、蘇州CSI阿特斯、常州天合光能、江蘇林洋新能源，中電光伏江蘇“五虎將”，先后在海外上市；常州高新區和無錫高新區，各自打造千億級光伏產業集群。
產業投資者受行業高利潤的吸引蜂擁而上，地方政府被認為是這一波投資浪潮的推波助瀾者。根據中投顧問能源行業研究部的數據，從2006年到2009年初，多晶硅項目累計投資超過700億元。從廣東順德、遼寧錦州到上海、河北保定，一個個地方，一個個國家高新區，建設光伏產業園，把如火如荼的多晶硅投資推向了高潮。
膨脹增長與市場無序這對孿生兄弟，是否導致了高新區間的同質化競爭？
戴源認為，沒有同質化就沒有競爭，但是否造成重復建設，在變化萬千的市場中，還存在眾多變數。這些看似由強勢政府主導的地區，恰恰培育了市場并給予企業最激烈、最充分的競爭。只要統籌協調得當，跨國巨頭很可能在同質化競爭中通過兼并重組產生，中國的高新企業則將收獲更高的創新價值。
創新價值從哪里來？
人才是第一要素：引資與“引智”的投入產出比
“這里是一片空白，但像每一張白紙都能繪出美麗圖畫一樣，冷泉港亞洲一樣會有精彩的未來。”
2010年4月7日，DNA雙螺旋結構的發現者之一，82歲高齡的詹姆斯·沃森親臨蘇州，為世界聞名的冷泉港實驗室在美國以外的第一個分支機構——冷泉港亞洲揭牌。
“這將使蘇州成為亞太區首屈一指的生命科學頂尖學術信息中心，吸引大量優秀生物創新技術和人才。”蘇州工業園生物納米科技發展公司總裁劉毓文稱。
軟硬環境建設，在風景秀麗的獨墅湖畔——蘇州生物納米科技園，逐漸成為中國生物納米技術的“產業搖籃”。
科技園公共實驗中心，倪健埋頭查閱資料。
倪是劍橋大學的生物醫藥博士、血液與基因抗體專家，2005年到上海創業，過程難言順利。
“蘇州生物納米科技園伸出了橄欖枝，1700萬元建設的生物醫藥公共實驗平臺讓我心動，這能為我省下千萬元費用。”倪稱。
究竟是創業創新孵化之地，還是“跑馬圈地”之所？二十年來，關于國家高新區的爭議時起時伏。
蘇州生物納米園用行動作答：歷經“土地時代”、“設施時代”、“金融時代”，國家高新區在撲面而來的“創新時代”，除了“招才引智”別無選擇，包含公共技術、資金支持、產業服務在內，完備的創新創業服務體系，則是集聚人才的關鍵。
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收獲著不同的價值。
蘇州生物納米園無疑是國家創新型園區“孵化器”的一種雛形，一個趨勢。
查閱“十二條”，起始就是對于人才的要求，“每萬名從業人員中理工科本科及以上學歷人數高于2500名”，而新增發明專利、高新企業比例等無不與人才相關。
“工業用地沒了，資源用完了”，“說著科學發展觀做起來不科學”，在無錫高新區管委會科技局局長張科看來，人才是發展的第一要素，培育企業創業創新能量，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找到釋放空間，是創新型高新區亟待解決的問題。
無錫的“覺醒”，源自2005年的一項權威調查：無錫成為最受農民工歡迎的城市。這讓剛剛履新的楊衛澤哭笑不得。
無錫該往何處走？正當楊衛澤困惑時，無錫尚德的成功讓他豁然開朗。
從澳大利亞歸國的太陽能博士施正榮來到無錫，除了一臺筆記本電腦，幾頁商業計劃書，剩下的只有一腔熱情。無錫政府出資600萬美元，難能可貴的是，在尚德上市之前選擇了退出。
正是施正榮的引進，引發了中國太陽能光伏產業的崛起。施正榮理清了楊衛澤的思路，“530”計劃在無錫的探尋和期許中爆發。
其間，最吸引眼球的便是“三個100、兩個300”，即政府向創業者提供：100萬元人民幣的創業啟動資金，不少于100平方米的工作場所，不少于100平方米住房公寓；根據項目情況提供不低于300萬元的風投資金，不低于300萬元的貸款貼息。
對于政府的巨額投入，楊衛澤幾經輾轉，終于算出了一筆賬。
是招一萬個農民工，100個白領技術人才，還是引進10位高端產業領軍人才？
“答案只有一條，就看他給這座城市創造的價值，以及城市的容量。一萬個農民工，為城市解決了城里人不愿意干的事，但一萬人給城市帶來了‘包袱’。比如住房、環境建設、垃圾處理、子女就學，等等。我們必須測算投入產出比。”
從原計劃的5年引進30個海外留學創業人才，到如今突破1000個，無錫正打造“中國科技創業家的搖籃城市”。
從“招商引資”到“招才引智”，是覺醒的人對封閉體系的揚棄。2008年，中國科協發布的《中國科技人力資源發展研究報告》顯示，中國已是世界上科技人力資源第一大國，高層次科技人才卻嚴重不足。
當整個中國——從政府到企業，都在為自主創新的具體路徑尋覓，在無錫高新區，一種支持高新企業的模式已然浮現——開明的政府，找到具有資本和商業管理意識、有名望的人或組織來代表“政府”，把各種資源，包括政策、資本、技術、市場整合，支持企業，然后功成身退。
以“530”為藍本，中組部牽頭的“千人計劃”花開正艷，第四批名單剛剛公布，涵蓋創新、創業、金融各類人才。鄭州高新區“海外高層次人才創新創業基地”，寧波高新區《關于加快引進海外人才的若干意見》，等等，從一片荒蕪中走來，開啟了用招才引智取代招商引資的新時代。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備案號：11010802023656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