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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圖 蘇州工業園區。
2009年11月26日，位于阿拉伯半島的迪拜塔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
人們關注的并非世界第一的高度，而是它身后巨大的財務黑洞。
作為金融海嘯的受害者，“迪拜世界”或許是無辜的。
但作為金融泡沫的制造者，它卻是自食其果，“罪有應得”。
作為一個事件，迪拜正漸漸離我們遠去，但它的影響還在一步步向我們走來。
對于處在城市化初期的中國來說，它不應該只是遠處的悶雷，而是就在我們頭頂上敲響的一記警鐘。
中國的城市化應該何去何從？城市化過程中應堅持怎樣的功能定位與產業導向？
一時間，給出完整的回答也許是困難的。
在這里，國家創新型園區建設中已經發生的變遷和目前正在運行的走勢，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解題的思路。
給創新者以“市民待遇”
漫步在金雞湖畔的李公堤，楊柳低垂，燈影流彩，清風拂面而來，徐百覺得一切勞頓都已遠去。
徐百，蘇州城著名的鳳凰街人。他于1987年留學法國獲得巴黎大學博士學位后，便赴美國工作10余年。而紐約州首府奧爾巴尼的優雅生活卻最終沒能留住他。
創新創業的事業使然。2008年，蘇州吹響打造生物納米特色產業的集結號。徐百毅然率領8位“海歸”創辦蘇州納通生物納米技術有限公司。時間不長，他便先后申請10項國內外發明專利，并成為蘇州工業園區首批“領軍人才計劃”支持對象。
他并沒有談及創新創業的艱辛與喜悅。“小時候我們經常到金雞湖和獨墅湖畔作‘學農勞動’，湖邊全是稻田。每天勞動，在窄窄的田間路上走，走不好就跌一跤，就成了泥猴。”富于幻想的少年時代，徐百仍記憶猶新。
彈指二十年，當徐百再回到蘇州，老城廂的小橋流水仍在，兒時常玩的名園古跡還在，而古城東西兩側的山山水水，卻已經“完全是另一幅模樣”：精致的綠化，川流的街市，高聳的摩天輪，浪漫的月光碼頭……他感慨：“這里的繁華跟美國的大都市相比毫不遜色。”
海歸者的感慨無不流露著中國人的自豪感。
歷史回到中國高新區火熱的1992年。
蘇州高新區宣告成立。
時隔兩年，蘇州工業園區設立。
2009年，蘇州工業園區工業產品銷售收入2990億元，蘇州高新區1837億元。其中，8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實現工業總產值突破2000億元，占了全市規模以上工業總量的10%。數字背后，是古城外兩個現代化新城的璨然崛起。
城市是產業集聚的結果。沃納·赫希在《城市經濟學》中寫道：與生產有關的力量和與需求有關的力量相互作用，并通過這種相互作用加深和鞏固城市化過程，前一種力量往往比后一種力量更為強大。
“一個好的高新區應是官、產、學、研、資、住齊全，沒有好環境，就不會有很好的人氣，沒有人氣就不能集聚精英，沒有精英，高新區就難有大的發展。”蘇州科技城管委會主任徐炳興這樣理解高新區科技新城的含義。
蘇州科技城今天的景象可為徐炳興的話做注腳——研發區域外，充滿現代感的青年公寓，設施完備、設計精美的幼兒園、小學、中學，正在封頂的、由澳洲人投資的五星級賓館，以及掩映在綠意蔥蘢中的山邊別墅……科技、產業、山水、人文，和諧共生。
將“人”放在視野的中心，在提供技術產業化基礎外，圍繞“人”的需要搭建健全的社會服務體系，使高新區從物理空間上由一個單一的園升華為一座綜合的城。日本筑波、印度的班加羅爾、韓國的大德谷……世界上無數成功的園區都堪稱由“園”到“城”的標本。
談及中國園區，“標準廠房”和“實驗室”曾是國家高新區經典的表達方式，除了幾間簡陋的宿舍，沒有太多其他“點綴”。當夜幕降臨，園里一片漆黑。所有的人，無論是管理者還是流水線上的勞動者，他們創造著城市繁榮，卻沒有享受到城市生活的美好。
時光流逝，產業集聚帶來了園區經濟形態升級，給創新者以“市民待遇”，讓他們勞動的同時享受城市生活的美好，既是對人性的尊重，更是現代產業發展規律使然。
“公司在獨墅湖邊，園區里聚集了很多生物納米的上下游企業，發展勢頭都不錯。”如今的徐百住在新城和老城中間，小橋流水和高樓大廈仿若隔世，又相伴相生，說起環境，他滿臉愜意，“從我的住處出發，10分鐘到金雞湖，15分鐘到觀前街，20分鐘到獨墅湖。”
舉目四顧，全國各地，由“園”到“城”是國家高新區正在奔跑的軌跡——
在天津，濱海新區總面積約2200平方公里的核心區、北片區、南片區三大片區控制性詳細規劃已經確定，臨空產業、航空制造產業、生物、新能源等新興產業正與現代服務業、生活和旅游度假功能一同起跑，“一個科學的、可持續發展的城市空間”架構已經呼之欲出。
在青島，圍繞構建高速列車與先進裝備、新材料、海洋儀器與精密機械等“八個特色產業園”的產業布局框架設置，到2020年，環膠州灣將建成創新創業與人文環境和諧共生，特色產業與現代服務業、商務休閑一體發展的國際化生態新城。
在廣州，電子信息、生物、新材料、先進制造等六大主導創新產業集群，已經成為引領整個珠三角高新產業發展的重要策源地。在2015年前，廣州高新區計劃對科技園完成投入200億元，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科技項目配套資金、創業人才發展基金等，由此帶動的全社會科技投入將超過1000億元，一個全新的廣州城正蓄勢起航。
6月22日，《長江三角洲地區區域規劃》正式公布。
按照規劃，滬蘇浙25個城市被劃分為核心區和輻射區，各城市的功能和定位進一步明確。媒體稱，這意味著滬寧線將串起一個“世界級城市群”，成為中國大中城市最密集的地帶。而恰恰，這條線也是目前我國國家級高新區最為密集的區域，東西兩側排列著5個國家級高新區，構成一個真實的城市寓言。
尋找城市的脊梁
“科技創新將引領城市未來的發展。”
6月20日，太湖之濱的無錫，上海世博會“科技創新與城市未來”主題論壇上，全國政協副主席、科技部部長萬鋼為人們描繪了一幅未來城市的藍圖--可感知和自適應的城市運行；隨處可見的知識型服務業；驅動整個城市的新能源……
如果照萬鋼所說對號入座，人們會發現在眾多高新區里已經能夠找到“未來城市”的雛形。因為國家高新區里那些蓬勃發展的新興產業，挺立著未來城市的脊梁。
2008年6月11日，科技部頒發《創新型科技園區建設指南》，文件要求：以2007年為計算基年，至2015年，各創新型科技園區必須實現包括研發總投入占銷售收入的比例達到5%以上，高新技術產業工業增加值率高于35%，高技術服務業銷售收入占園區營業總收入的比例高于30%，園區萬元增加值能耗低于0.25噸標準煤等12項量化目標。
只有對整個國家宏觀情況脈絡清晰者才能了解這些指標的真正份量。僅以萬元增加值能耗為例，據統計，2005年，我國萬元增加能耗為1.22噸標準煤。目前，我國國家高新區萬元增加值的平均能耗為0.57—0.6噸標準煤，而世界頭號強國——美國的萬元增加值能耗為0.5噸標準煤。短短5年后，國家高新區要將平均能耗再砍去一半，達到每萬元增加一萬元產值，僅消耗0.25噸標準煤，對于國家高新區發展低碳經濟和調整產業結構、提高產業附加值的要求已不言自明。
科技部火炬中心高新區管理處處長楊躍承稱，這是國家高新區發展路徑的戰略性轉變，把創新型園區建設成為具有引領示范作用的社會、經濟、文化、科技、產業和生活等可持續發展的現代城市功能區，國家創新體系的重要支撐和區域創新體系的中樞。截至目前，全國56家高新區中已有14家高新園區獲準創建創新型園區。
“要達到12項指標，我們的產業又要大，又要好，還要先進，那就要培育新興產業。”常州高新區工委書記戴源如是說。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是各高新區新一輪競爭的焦點。
在戴源的近鄰無錫，當劉海濤拿起話筒的那一刻，馬曉東知道，他為無錫找到了支撐未來的寶藏。
半個月來，一天不知道撥多少次，馬曉東已經將這個號碼爛熟于心。但憑他在無錫高新區太湖科技園多年工作的積累，他認定，這是個商機巨大的產業，而劉海濤正攥著一把打開這個產業的鑰匙，“一定要等到他”。
劉海濤也在等待。過去近十年里，他一直在上海中科院微系統與信息技術研究所研究物聯網標準的開發和應用，但從未獲得過政府大規模的支持。
無錫也在等待。兩年前的爆發的藍藻，讓這個昔日的蘇南經濟策源地顏面盡失，痛定思痛，以壯士斷腕之心力促轉型。盡管有了以尚德為龍頭的光伏產業，但仍在尋覓下一個。
無錫市委書記楊衛澤更是等待已久：“要不惜一切辦法，把劉海濤團隊引進無錫。”當馬曉東帶著劉海濤來到楊面前，他這樣表示。
幾個月后，中科院無錫物聯網產業研究院開始在太湖邊的“白羊座”里駐泊。2009年8月起，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先后幾赴無錫視察，鼓勵當地打造中國物聯網中心。
繼“530計劃”和太陽能光伏產業之后，無錫，再度成為“物聯網”產業發展的代名詞，領跑下一個“萬億級產業”。如今，在中國傳感網產業聯盟旗下，眾多傳感技術專家以及移動、聯動、電信、華為、中興、大唐、聯想等關聯產業龍頭企業已向無錫聚集。楊衛澤稱，要把無錫打造成一個傳感網的示范城市，“一個智慧的城市，一個感知的城市”。
“是無錫率先喊了出來，但其實，我們園區也都在做。”聽得出來，文質彬彬的蘇州市科技局長周旭東并不服輸。
誰又會服輸？北京的中關村，上海的張江，甚至偏居西北的西安！
去年末，“中關村物聯網產業聯盟”正式成立，參與的40余家機構涵蓋了物聯網的整個產業鏈；
根據即將出爐的《浦東新區推進物聯網產業發展實施計劃》，“十二五”期間，上海將形成以張江園區為核心的、較為完善的物聯網產業體系和空間布局，推動物聯網成為千億級產業，拉動浦東GDP增長達2%-3%以上；
為支持引導西安物聯網產業發展，西安將物聯網核心芯片、傳感器及系統集成開發應用作為重點，列入該市2010年科技計劃項目申報指南，積極拉通產業鏈，搶占至高點……
納米，十億分之一米的長度。卻蘊含無限的產業發展空間。誰輸掉了納米，誰就輸掉了未來。
納米技術與不同產業交叉將產生新的產業或者學科，對新能源、新材料、生物醫藥、電子信息、生態環保等新興產業發展具有重大的引領帶動作用。
“要用納米技術把蘇州工業園的新興產業聚攏起來，形成一個拳頭打出去。”蘇州市委常委、蘇州園區工委書記馬明龍稱，要用5-10年時間，將蘇州工業園打造成為全國乃至全世界知名的納米技術產業基地。“未來提起納米，讓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蘇州，就是蘇州工業園。”
破釜沉舟，舍我其誰。
一直以來，蘇州是蘇錫常經濟帶的龍頭，經濟發展速度省內無出其右。成功逼退了經濟危機后，蘇州人卻發現，另一場危機已經悄然走近。
昆山、無錫等周邊地區轉型發展的力度前所未有；與天津、廣州等高新區相比，園區在產業能級和科技創新等方面還有差距。同時，園區面臨的現實是原有的政策功能優勢正在逐漸弱化，發展空間也受到很大局限。在區域競爭已沒有優勢。
馬明龍更關注蘇州的明天：“無錫有物聯網，泰州有生物醫藥，南京有軟件，我們園區又有什么？”
蘇州工業園區獨墅湖科教創新區若水路398號，一棟厚重的紅白建筑，便是中國科學院蘇州納米技術與納米仿生研究所--這是國內唯一一個將納米與生物相結合的交叉性研究所。納米所旁邊的建筑群就是蘇州生物納米園。
“國字號”科研機構的“金字招牌”、一流的科研條件、政府對產業的高度重視……意味著新一輪的人才聚集和產業聚集。
據介紹，目前蘇州工業園區已經形成以納米光電子、微納制造、納米生物醫藥、納米環境治理四大產業領域為核心的發展布局；已聚集從事納米技術研發和產業化人才超2000人，其中中科院百人計劃14人、院士2人、國家千人計劃3人、園區領軍人才19人；在部分產業技術領域已形成優勢團隊，并率先掌握了一批高端產業技術環節。
今年2月4日，專注于納米產業報道的媒體--NanoGlobe專訪蘇州生物納米園后這樣寫道：“剛剛開園兩年半的生物納米園，已經擁有超過300個專利……在全球經濟依舊不穩定的情況下……生物納米園內納微生物、百諾科技、納通生物等一批企業，都已經準備好在全球納米技術產品市場上大展拳腳。”
“2010年，保守估計，將有15家企業產值超過1000萬，其中2家超過5000萬。”蘇州生物納米園總經理劉毓文自信地說。
目前長三角生物技術產業群產值超過全國的三分之一。張江因區域之地利，積十多年之功打造“藥谷”，如今年產值達百億，幾乎所有一流的跨國公司都有委托業務在張江，涵蓋新藥研發各階段的“外包”服務鏈正在形成。而長三角生物醫藥領域，泰州后來居上已與張江齊名。
無論物聯網還是納米、生物，都只是國家高新區競逐戰略型新興產業一個縮影。
“把培育新興產業上升到國家戰略，是提高國家競爭力的重大步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經濟學家陳清泰說。新能源汽車、光伏發電、電子信息……國家創新型園區正以則無旁貸的氣勢擔負起中國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使命。
讓每一朵鮮花都開放
“讓每一朵鮮花都開放，讓每一只鳥兒都歌唱”。
“由硅谷創造的現代工業文明，我們學了30年，仍覺得沒有得到真諦。也許是因為人家經過了充分的城市化，而我們還處于城市化的初期。”有關專家稱。創新型園區建設，不可能回避城市化過程中激烈的矛盾沖突和社會震蕩，要求建設者和管理者付出更多的勇氣、激情、智慧。
“一個廣東老板跑掉了，欠著工人們幾十萬的工資，工人們情緒很激動，忙了一整年，都等著錢回家過年呢！”
年關將近，這天大早，常州高新區工委書記、常州市新北區委書記戴源走進辦公室，還沒來得及放下手中的公文包，高新區的電話已經急切的響起。
正是金融危機洶涌時，外向型經濟風頭強勁的長三角首當其沖。一時間，常州經濟增速回落，外貿持續負增長，一些偏賴出口的企業逐漸破產、倒閉。
握著電話，戴源的眉頭擰成了一股繩。中央反復強調保穩定，促增長，園區那么多企業，數以萬計的工人，一旦出問題，后果不堪設想。
沉思片刻，他撥通了新北區公安局長的電話：“無論想什么辦法，一定要把那個老板找回來。”
5天后，公安局“請回”了老板，一場勞資糾紛得以協商解決。
“經過20多年的發展，國家高新區將融入了更多的社會責任和使命，管理高新區,也就是經營一座城市。”楊躍承如是說。
上世紀八十年代，國家高新區設立之初，目的是要建立一個相對獨立和封閉的環境下運行的“小特區”--“特事特辦、特事特批”，在計劃體制下，減少審批程序，減少行政干預。同時用優惠政策鋪路，吸引國內外的資金和技術，以“精簡、高效”創造發展奇跡。
同時，大多數作為地方政府的派出機構的國家高新區，雖然擁有所在市的市級經濟管理權限，但受制于所在地方的其他有關部門和政策，有“權”無實。自國家高新區建立伊始，國家高新區便采用領導小組的制度，力求在高層形成協調機制，收獲了一定實效，但由于權力、利益、責任劃分等問題，高新區與區外體制的摩擦仍時有發生。
為了避免體制的沖撞,獲得更多的發展空間, 一些高新區出現了變化。據統計，目前全國56個國家高新區中，有15個和所在行政區合并，有4個和其他開發區合并。
像戴源一樣的高新區負責人，有了兩張名片：一張印著常州國家高新區工委書記；而另一張，除了工委書記外，還印著常州市委常委、常州市新北區區委書記。
“高新區不是孤立存在的經濟區域，只有充分利用其所在城市、區域的資源優勢，與外部科研、經濟體進行合理的分工協作，才能整合技術、智力資源，實現其集聚功能、示范功能、擴散功能、改革功能。”戴源說，更為全面綜合的管理職能，意味著一個資源調配更加強勢的政府，對于促進高新區的新興產業的發展，尤其是對于駕馭一座崛起中的新城，將更加游刃有余。
據介紹，常州高新區與行政合區后，以高新區為主體對行政區域進行了整合，高新區調動和整合資源的能力和權力得到了進一步保障。而如青島高科技工業園、蘇州工業園等，既有區一級政府機構設置，作為一個完整的行政區域而存在，同時又是對園區進行管理的工委和管委會班子，實行園區合一的管理體制。
“我們就像是個大的集團公司，下屬機構就是子公司，我們的客戶是園區的企業，市委、市政府，還有常州的老百姓。”戴源這樣比喻管委會與各方關系。
從招商引資到招才引智,政府的行為方式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現在我們這里公司超一半不是招來的，而是園內的上下游企業拉過來的。”劉毓文語速奇快，“市場導向”、“降低運營成本”、“專業研判”之類的詞不時夾著英文不斷從她嘴里蹦出來，讓人覺得她像是跨國公司的老總，而不是國企的負責人。
這個注冊資本5.5億元人民幣，于2005年10月組建成立的公司，是負責蘇州工業園區生物納米科技園SIP BIOBAY開發、建設、招商、運營的主體，利用聯系世界頂級專家的外腦網絡，經常參加業內在世界各地的展會推介園區的企業。“推銷別人就是推銷我們自己。”劉毓文說。
在這一點上，許多園區人跟劉毓文的觀點有著驚人的相似。“政府不是全才，專業招商必須有專業的隊伍，他們必須有專業知識，對產業政策和產業背景非常了解，才能具備對項目研判的能力。”徐炳興說。
一個數字可以說明徐炳興所稱的“專業”。據介紹，蘇州工業園科技局下屬的招商中心有180個員工，每年進園項目約600個，全部分成細類由招商中心把關。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蘇州工業園區的科技局機關編制還不到10人。
“說到蘇州工業園創新，都會說到創投。”蘇州工業園科技發展局局長張東馳不無驕傲的說，“現在園區共有100家各種類型的創投為企業創新服務。”
風險投資對于創新的意義已被無數次證明。
“園區從2001年做創投，因為投了才能吸引項目過來。開始是跟臺灣學，他們在集成電路和液晶這兩方面很強，但這兩個方向是大投資也是大風險。”張東馳回憶，蘇州工業園的創投，走過了從“跟跑”到“組織”的歷程。
“咱們跟美國不一樣，美國有成熟的機制，一個技術成熟后每個環節都有機構為其服務。因此硅谷的風投樂意初創期企業，因為只要做起來，將是幾何倍數的回報。但我們國家還沒有發育到那種程度。風投更喜歡投比較成功的，即將上市的企業。”張東馳認為，正是市場環境的差異使園區改變策略，“園區沒有大規模的民營企業，都是小蘿卜頭。如果不在前段看準他，支持他，就很可能熬不到上市。”
從2007年開始，蘇州工業園區開始大規模引進創投，通過跟進政策和獎勵政策對創投進行引導，調動了市場的力量。“這兩年的園區民營企業的成長證明這個方向是對的，真正給科技創新帶來了信心。”張東馳深有感觸，也充滿信心，“我們相信，一切只是時間問題。”
旅美經濟學家錢穎一說：“有了好的體制，有了好的創業氛圍，有了旺盛的市場需求，硅谷就會自己冒出來。”
國家創新型園區新的產業生態和經濟形態的演變，也許就醞釀著未來中國城市發展和新型政府的雛形。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備案號：11010802023656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