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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瞭望》文章：續寫“深圳傳奇”

    歷經計劃經濟轉變到市場經濟的偉大變革后，中國再次走到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新歷史變革階段。在第一次變革中引領了中國改革開放道路的深圳，在梳理過去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如何能夠使自己再次成為改革“先鋒官”，引領民族復興關鍵時刻的新一輪歷史性變革，正在成為深圳未來歷史發展地位的新考驗。
　　
    這一次考驗遠比上一次更具挑戰，誰領軍未來30年的改革，誰能成為中國改革的新試驗田？省內有廣州、珠海等地的奮起直追，省外更有上海、北京、天津、重慶、蘇州等城市的激烈競爭，而且上海、天津、重慶在某些領域已有超越深圳的表現和趨勢。深圳如何重新走到中國改革的最前沿，機遇不少，挑戰更大。
　　
    “下一步，就是叫板新加坡、叫板香港。”8月9日，面對電視前的億萬中國觀眾，在深圳特區建立三十周年之際，深圳市委書記王榮公開講出這句話，實際上等于“自己將了自己一軍”。
　　
    以2009年數據為例，新加坡每平方公里GDP產值折算為18.4億元人民幣，香港為14.3億元人民幣，而深圳只有4億元人民幣。這僅僅是規模上的“硬差距”，在政府效率、法治環境、民生保障、社會管理和文化影響力等等“軟差距”上，更有巨大的“鴻溝”。
　　
    戲劇性一幕還有，國內眾多“叫板”深圳的城市中，最“兇猛”的“追兵”就是此前王榮主政了五年的蘇州。前者是中國城市實力榜中的老四，后者是老五。2009年，兩者之間GDP差距從一年前的1100多億元縮小到470億元，進出口總額、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都在全面逼近。而深圳與老三廣州的差距，則由2008年的400億元擴大到2009年的900億元。
　　
    最大挑戰還不在此。“改革是特區的根和魂，如果沒有這兩個字，特區就不稱之為特區。”8月中旬，《瞭望》新聞周刊在深圳調研期間，一位特區發展研究人士痛心地說，深圳特區三十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財富，也產生了一批既得利益階層，“奮斗精神沒了，改革闖勁沒了。”
　　
    他認為，過去深圳是“走在前面、說在前面”，現在是“說在前面、動在后面，甚至只說不動”，一個明顯表現就是，“深圳提出了很多好主意、好思路，別人學習實踐。我們去參觀，才發現是照著我們學的，回頭一看，我們還沒有動。”
　　
    5月31日，深圳市五屆人大一次會議上，王榮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出，要把深圳從改革開放的先鋒城市，“建設成現代化國際化的先進城市”。據統計，目前全國有183個城市相繼提出建設“國際化現代化大都市”。此舉是不是淡化了深圳的特區功能和改革功能？這一度又加劇了社會各界對“特區還要不要‘特’”、“‘殺出一條血路’的改革精神還要不要有”的爭議。
　　
    正因此，在深圳特區三十周年之際，海內外關切深圳的焦點議題，遠不是增長979倍的GDP、增長5121倍的地方財政收入、增長6339倍的出口額和已達1.36萬美元的人均GDP……而是肩負著向世界傳播中華文明、展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風采重任的深圳，敢不敢、愿不愿、能不能在未來三十年，也即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關鍵期，繼續擔起探索科學發展和諧發展道路的歷史使命。
　　
    無“特”不深圳
　　
    “對于深圳特區還要不要‘特’，中央的態度一直非常明確。”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中國社科院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二部副主任辛向陽認為這一點，早在2005年9月中旬，溫家寶總理第三次考察深圳工作時的講話，已給出了明確答案：
　　
    第一，發展經濟特區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要把發展經濟特區貫穿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過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經濟特區的地位和作用不能削弱，更不能消失。經濟特區不僅要繼續辦下去，還要辦得更好。
　　
    第二，在改革方面先行先試，是中央賦予深圳等經濟特區光榮而神圣的使命，這一使命不僅遠沒有結束，而且要求更高、任務更重、責任更大。深圳等經濟特區要進一步把改革創新作為立身之本，全面推進綜合配套改革，努力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率先取得經驗，為全國重大體制改革取得實質性進展探索經驗。
　　
    第三，經濟特區要繼續走在全國前列，最關鍵、最重要的在于創新。要把創新作為新的歷史條件下經濟特區發展的生命線和靈魂。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堅持與時俱進，把“特別能創新”作為經濟特區之“特”的基本內涵。
　　
    這意味著，到2050年我國基本實現現代化，深圳特區至少還要“特”四十年。
　　
    2007年10月，十七大報告指出，“更好發揮經濟特區在改革開放和自主創新中的重要作用。”在此前后，國務院相繼批準成立了上海浦東新區、天津濱海新區、成渝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武漢長株潭城市群兩型社會試驗區、沈陽國家新型工業化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等等各有探索任務的新特區，但“特區”名號仍然只保留給了深圳為首的五大特區。中央對深圳的厚望和深意可見一斑。
　　
    那么，深圳還能不能‘特’？國家發改委地區經濟司司長范恒山首先向《瞭望》新聞周刊強調，無論是從改革的角度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還是從發展的角度看推進國家的現代化建設進程，都還有很長的一條路要走，而作為基礎比較好、經驗比較豐富的深圳經濟特區，“完全有條件也有必要繼續保持先行先試的位勢，在一些關鍵領域里繼續探索和創新。所以，特區還是要繼續‘特’下去。”
　　
    但是，隨著在全國發展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一些優惠政策“普及”后就不再明顯，現在強調“經濟特區”的意義何在呢？采訪中，深圳大學當代中國政治研究所所長黃衛平為《瞭望》新聞周刊從深圳的本質給予了解讀，“中國改革開放歷史條件下的‘經濟特區’的本質，絕不是‘經濟’而是‘特區’。‘特區’準確的定義，不只是‘率先試行市場經濟的特殊地區’，也不是‘享受優惠經濟政策的地區’，而是‘中央授權的各類改革先行先試地區’。”
　　
    在他看來，中國經濟特區在“特區時代”的歷史使命，即“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尋路的探險家”功能完成后，逐步轉換和升級為“后特區時代”的新歷史使命，即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開辟新路”的“開路先鋒”。
　　
    “如果說特區‘不特’了，那就是你自己放棄了‘特’，這就如同深圳只可能被自己拋棄是一樣的道理。”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唐惠建告訴本刊記者，讓深圳自己放棄“特區”本質，無疑于在未來的競爭中自廢武功、自我邊緣。
　　
    “先行先試”沒有“天花板”
　　
    范恒山直言，在全國已經全面開放的情況下，國家不能再僅僅給予特區更多的優惠政策。在如今的政策環境下，國家所能給予的優惠政策的空間也已經很小了。而且，依靠優惠政策所取得的成就，往往也缺乏足夠的說服力，“因此，國家未來將會從既給特殊的權利又給優惠的政策，逐步向更多地給特殊的權利轉變。”
　　
    他指出，從另外一個層面看，即便是全國都有了和深圳一樣探索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社會主義體制完善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權利，也有一個基礎、經驗、能力、操作技巧等方面的問題，“同樣的權利不等于同樣的能力和同樣的基礎，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深圳作為特區仍然有先行先試的空間。”
　　
    也就是說，未來特區之“特”不在于擁有多少優惠政策，而在于繼續擁有先行先試的權利。事實上，國家期待深圳特區“先行先試”的探索空間巨大、任務眾多。辛向陽認為特區的當代含義應該是，“特別能創新”、“特別能抗擊經濟風險”、“特別能出經驗”的地區。他從三個方面指出了作為改革“試驗田”的深圳應該肩負的改革責任。
　　
    其一，繼續解放思想的責任。“新世紀、新階段繼續解放思想的任務非常繁重，比如探索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觀念的解放問題。”辛向陽分析說，例如深圳要探索經濟發展中時間因素的利用問題，以土地為基礎的空間因素成為各地政府發展經濟的關注焦點，“土地饑渴癥”到處顯現，其實經濟發展中還有一個基礎因素就是時間變量，“馬克思曾經講，時間是發展的空間。也就是說，在一定意義上，時間也是空間，要樹立時間經濟的意識，要探索時間經濟的內在含義。”
　　
    “紐約在100多年的發展歷史中，一直沒有突破曼哈頓島，卻成為了世界城市的老大。”他介紹說，目前我國每新增100億GDP產值需要新增6萬畝土地支撐，“如果在既定空間內不是8小時而是24小時地連續生產、交易、消費、投資和創新……那么將衍生出數倍于空間經濟規模的時間經濟。”深圳如果能通過時間經濟創造財富，就是一種思想解放。
　　
    其二，要敢于和善于向改革縱深挺進，為國家的全局改革積累經驗、探索方向。辛向陽認為，當前國家層面面臨著一系列深層次戰略性挑戰課題，比如大幅度提高農民工工資究竟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人民幣升值對產業結構的沖擊到底有多大？強力調控房地產市場會不會嚴重沖擊經濟增長？限制和打擊既得利益集團將對改革和經濟發展產生怎樣的變化？放手發展社會組織參與社會管理形成的效果如何？等等。
　　
    “深圳能不能在這些事關中國發展關鍵的問題上先行先試，為中央決策提供決心？”辛向陽提出，深圳應該利用“富士康事件”認真研究提高農民工收入問題，“深圳敢不敢、能不能探索出一條勞動力成本提高下不斷提升產業質量的道路？”
　　
    特別是行政體制改革方面，范恒山指出，由于涉及政治體制等方面問題，行政體制改革一直是薄弱環節，“無論是從完善深圳自身發展，還是從發揮其對于全國的示范作用，或是從中國面臨的行政體制改革需求來看，深圳都有必要把行政體制改革作為今后改革的重點，作為先行先試的重點，走在前面，在建立法治政府、服務政府、責任政府等方面積極摸索經驗。”
　　
    當然，“先行先試”離不開中央的支持。作為中國改革30年歷練出來具有深厚改革理論研究和豐富改革實踐經驗的學者型官員，范恒山認為，“從國家層面講，仍然要有意識地發揮條件較好的地區的作用，賦予深圳這樣的地區在一些關鍵領域和一些重要環節大膽探索試驗的權利。”
　　
    另一方面，他強調深圳更應當繼承自己過去敢闖敢冒的進取精神，繼續主動擔當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排頭兵”和“試驗田”，“優惠的政策沒有了，作為特區要進一步發展，要保持領先地位，必須更多地依靠自身的主觀能動性，去先行先試，去承擔起這種歷史重任。”
　　
    改革不是“搖火車”
　　
    在深圳調研中，本刊記者聽到了一個改革早年的故事：袁庚在蛇口大刀闊斧地改革，引起了當時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的關注，經過研究決定建議提拔其為廣東省副省長兼深圳市長，得到了中組部批準。袁庚聞訊火速赴京，懇請中組部撤銷決定。中組部負責人說，“解鈴還需系鈴人。”袁庚又火速趕回廣州，找到任仲夷，提出自己的請求，希望繼續在蛇口搞改革開放試驗。任仲夷答應了他。
　　
    一位中國改革研究人士感慨地告訴《瞭望》新聞周刊，“像袁庚這樣的干部，現在不能說沒有，但越來越稀有。”他分析說，改革初年，任仲夷、吳南生、梁湘和李灝等深圳改革的推動者們，一是年齡較大、黨內資歷深、保持著革命家的心態；二是時代使命和危機意識強，想干事業，私欲很少，“加上當時改革環境一窮二白，所以能夠放手一搏。”
　　
    “改革開放三十年過去了，發展市場經濟積累了巨大物質財富，壇壇罐罐多了，顧慮就多了，膽子就小了，人的自利性也就充分釋放了出來。”他認為，現在不少官員把公務員當作一種謀生手段，在缺乏健全有效的制約監督機制下，甚至一些官員肆無忌憚地利用手中的權力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對一切影響其利益的改革都抱以抵觸。
　　
    據他觀察，目前深圳官員群體中存在著一個現象：越年輕的干部越不想改革，越年輕的干部越想經常調動，“因為搞改革，就有爭議；有爭議，就成為了爭議干部，就會從官場出局。太太平平當官，最保險。”
　　
    因此，在這位研究人士看來，深圳推行的一些改革已經變成了“搖火車”，“火車實際沒有開，但是讓火車搖起來，讓車里的人感覺到火車似乎是開了。”
　　
    “應該看到，深圳在制度變革上的速度在放慢，改革動力在減弱，逐漸失去了21世紀之前那種鋒芒畢露、脫穎而出的改革銳氣。”唐惠建研究的結論是，深圳的市場經濟體制遠遠沒有發展到完善和成熟的程度，經濟轉軌和制度變遷并未完成，甚至沒有形成能夠持續發展的市場經濟制度框架，“到目前為止，它所取得的只能說是一些階段性制度成果。”
　　
    以2003年深圳啟動的“行政三分”改革為例說，借鑒香港，將整個政府分成決策、執行和監督三個“職能塊”，建立一個決策、執行、監督三種職能相互分離又相互協調的全新政府架構，是一項非常值得期待的探索。然而，該方案在政府內部遭到的阻力之大出乎意料，改革被迫一改再改。對于掌握實權的部門和干部來說，改革就是要放權，意味著利益的喪失，這是改革最現實的阻力。
　　
    唐惠建分析說，以往深圳的改革動力來自于一批有改革精神的政府官員，外商企業和來到特區重新創業的新型國企，他們為了形成新的利益格局，煥發出驚人的敢想敢闖敢干精神。一旦成為既得利益集團后，卻趨于保守。而自“民間起兵”以民企為主體的新利益集團之微觀基礎尚在形成中，難以成為改革推動力。因此，深圳在后來的改革中步履維艱。
　　
    其實，這種現象也不獨為深圳所有，改革越改越難，是當前中國社會利益多元化日益凸顯背景下改革的階段特征。但這個時候，也是歷史考驗一國、一民族乃至一地區、一城市是否有希望、有前途的關鍵時刻。2002年11月以《深圳，你被誰拋棄》一文引爆深圳的咼中校，8年后再次提醒說，“如果因為改革失去仰仗，在各項改革上畏手畏腳，碰到問題繞道走，矛盾也就因此越積越多，深圳今后的改革將越來越困難。”
　　
    遭遇四大城市難題
　　
    王榮去年履任深圳市長后，在一次內部會議上曾感慨地說，自己過去多次來深圳，感覺深圳很漂亮、很現代，“結果我到深圳來做代市長，跟秘書坐著出租車轉了幾圈，發現深圳還有那么臟亂差的地方，不敢相信。”
　　
    盡管深圳作為都市的發展只有30年，但高速增長中出現的失誤也產生了沉重的歷史包袱。在唐惠建看來，目前已經形成了比較明顯的四方面制約發展的困境。
　　
    其一，城市規劃和管理存在不足，使違章建筑和公共安全難以破解。
　　
    在深圳寶安區白石龍村，本刊記者看到近百座十幾層的“接吻樓”、“握手樓”見縫插針地塞滿了整個村子，樓與樓之間寬不過通行微面車，窄處僅容一人，有的甚至防盜網相互緊貼。一位老伯指著自己照看的一棟17層90套的“握手樓”，告訴本刊記者，“房東現有5棟這樣規模的樓，如果拆遷補償，估計上億。”他現在最怕火災，“這要著了，一定是火燒連營，干瞪眼沒辦法。”
　　
    據2004年統計數據，深圳全市擁有這樣的違章建筑達2億平方米。本刊記者獲得的一份調研報告分析說，“對于土地資源已經極為緊張的深圳而言，違章建筑的蠶食已經成為影響未來發展的直接障礙。而且違章建筑集中的城中村，火災發生率高于其他廠區、小區達三四倍以上。由于缺乏有效的監督管理，有的成了不法分子最好的藏身之地，儼然成為違法犯罪、黃賭毒的溫床，成為無照經營、地下加工廠、‘黑診所’、計劃外生育的集中地。”
　　
    其二，沒有像“亞洲四小龍”那樣，從一開始就注重科學文化教育事業發展，特別是高等教育方面錯失機遇。事實上，深圳改革之初，各方面對這個問題高度重視。1980年深圳經濟特區成立，時隔僅兩年，1983年就創辦了深圳大學。1984年春天，鄧小平視察深圳看到了深圳大學新校區破土動工，回京后特別叮囑深圳，“你們一定要辦好深圳大學。”
　　
    但是，現實是，深圳30年來不但沒有一個可以比肩新加坡國立大學或香港中文大學這樣國際水平的高等學府，甚至也沒能辦出國內一流水平的大學。《深圳經濟特區2010年發展報告》評述說，“深圳的科教資源和人才儲備，與京滬兩地根本不能相比，也落后于廣州、武漢、西安和南京等城市……社會事業發展滯后，勢必導致深圳經濟發展后勁不足和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失衡。”
　　
    其三，在土地和環境管理與保護上力度不夠，30年快速發展付出了較大的土地資源和環境代價。數據顯示，深圳土地面積1991平方公里，現在剩余可開發用地不足200平方公里。按照過去每年36平方公里的開發速度，深圳可建設用地將于5年內耗盡；深圳還是全國最為缺水的城市，人均淡水資源僅為全國的1/9，75%的供水靠市外調入。
　　
    目前，深圳是全球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之一。據3月初《福布斯》雜志數據，深圳僅次于孟買、加爾各答、卡拉奇、拉各斯，以17150人/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名列第五，遠高于12400人/平方公里的上海和11500人/平方公里的北京。這使深圳的公共服務、資源分配和公共安全都承受著巨大壓力。唐惠建說，特別是戶籍人口和外來人口比例嚴重倒掛，人口素質偏低，人口因素與城市不協調、不平衡嚴重影響到城市服務化和現代化進程。
　　
    其四，近兩年，隨著房價上漲，生活成本的增加，深圳的人才吸引力大為削弱。據咼中校測算，如果以香港中區為中心，來估算深圳關內關外的價格，會發現深圳關內2萬元/平方米的均價已經超過了香港新界北區的水平，接近新界與九龍之間的水平。
　　
    他認為，房價問題、戶籍政策、社會保險問題，這是近幾年來深圳最大的三個問題。目前深圳房價高漲，對外來人產生“擠出效應”，“一旦收入減少、開支增加，加上戶籍制度，人是很容易離開的。”同時被深圳拋棄的，還有一些中小企業。地價的上漲，人力成本的上升，讓這些中小企業的商務成本急劇上升，不少企業選擇遷移到其他地方，或者干脆關門大吉。
　　
    而且，由于深圳的薪金水平與北京、上海相比逐漸失去吸引力，加上工作機會相對較少，使得深圳對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也在逐年減弱。也正是因此，深圳組織人事部門牽頭制定了“孔雀計劃”，期望“孔雀東南飛”的現象重現。
　　
    “叫板”新加坡再逼改革
　　
    所有這些問題，具有多年主政經驗的王榮已經深刻地感受到了。在深圳市五屆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王榮毫不留情地說，“守攤子沒有前途，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在蘇州任內大力推行“自行先行先試”的他，向臺下的代表委員們吐露心聲，“必須重新煥發特區‘拓荒牛’那種激情和膽魄，放下包袱、輕裝上陣，迎難而上、克難而進，勇立潮頭、再創新業，以‘殺出一條血路’的勇氣，在新的起點上‘走出一條新路’！”
　　
    因此，在這個背景下，王榮公開提出“叫板新加坡”，與其說是為深圳樹立前進的榜樣，還不如說是通過“叫板”世界最具制度活力、社會最為和諧的先進城市，倒逼深圳重新起飛。
　　
   事實上，現代新加坡的締造者李光耀，從經濟特區成立就一直關注深圳。深圳前市委書記李灝回憶說，李光耀政治敏感性非常高，對特區的作用、功能、前景看得最透徹，“他對我說，‘中國不能沒有深圳，因為它是改革的試驗田；深圳的試驗如果成功了，說明鄧小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路子是走得通的。’”
　　
    而王榮也是李光耀在中國的優秀“學生”。就在王榮突然調往深圳的兩周前，在中國和新加坡旗艦合作項目——蘇州工業園區開發建設15周年慶祝活動上，當著王榮，善于挑刺、吝于表揚的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數次用了“青出于藍”四字做結。統計數據顯示，2009年蘇州工業園區GDP達1120億元人民幣，人均GDP接近新加坡水平。
　　
    就國內官員與新加坡了解深入程度而言，曾訪問過新加坡、與該國官員頻繁接觸的王榮，應該知道深圳特區“叫板”新加坡、超越新加坡，決不僅是經濟指標，而是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創新能力。
　　
    按照《政府工作報告》表述，深圳要在2015年實現GDP總量1.5萬億元的目標，接近新加坡的總量水平。“‘十二五’末，預計深圳互聯網、新能源、生物三大新興產業產值規模將超過6500億元，估計能夠形成將近3000億元的增加值。在目前8200億元的基礎上GDP五年翻一番，并非難事。”深圳市委政研室副主任胡恒芳告訴《瞭望》新聞周刊，真正的難度是如何趕超新加坡的制度優勢。
　　
    深圳大學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呂元禮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中也深有感觸地說，“跟新加坡叫板，既要注意物質文明的趕超，更要注意制度文明的趕超。在物質文明上趕超新加坡，并不是遙不可及的目標；在制度文明建設上趕超新加坡，則需要下更大的功夫。”他認為，新加坡政府的依法執政、為民執政和廉潔執政是中國政府最值得學習的地方。
　　
    比如，人民行動黨為什么能夠在自1959年以來十一次大選中連續獲勝，贏取政權。批評者認為人民行動黨屹立不倒，就是因為該黨對付敵對者向來毫不留情。李光耀說，錯了，如果人民行動黨違背了同人民的信約，早就被踢出局了。他所說的信約，是指該黨立志改善民生、建設國家的誓言和承諾。呂元禮對此印象極為深刻，“其牢記之真、履行之實，在長期執政的政黨中難能可貴。”
　　
    2005年，李光耀在“世界道德和廉政論壇”上發表演講，“沒有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能免于腐敗。最重要的是只要核心領導沒有貪污腐敗，貪污問題就能夠逐步消除。中國和越南得做好準備，對付政府最高領導層里的‘大魚’。”
　　
    或許正因為這些，1990年11月28日，在吳作棟就任新加坡總理的典禮上，新加坡前副總理拉惹勒南感觸地說，“1959年，李光耀宣誓就職時，大家都穿著白衣白褲，看起來像比較過得去的無產階級。今天，我們都穿著大衣領帶，腳下還穿著名貴鞋子，卻不必為此而感到羞愧。”
　　
    采訪最后，胡恒芳告訴本刊記者，“叫板”新加坡，深圳面臨的壓力不言而喻，“但再難，我們也必須用行動對18年前小平的囑托作出回應。”他所指就是：1992年，鄧小平視察南方時在深圳指出，“新加坡的社會秩序算是好的，他們管得嚴，我們應當借鑒他們的經驗，而且比他們管得更好。”

    文章來源：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8月21日14:34  《瞭望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