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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制造業企業，在尚未完全走出全球金融危機的陰霾之際，又遭遇了勞動力成本上升等挑戰。 

    2010年下半年，中國經濟面臨著更為復雜的內外部環境。

    中國的制造業企業，在尚未完全走出全球金融危機的陰霾之際，又遭遇了勞動力成本上升等挑戰。今年上半年發生的富士康事件、本田停工事件，對中國制造業來說意味著什么？中國制造業又該如何轉型？

    8月6日，《第一財經日報》邀請來自政府、學術界、制造業領域的嘉賓，在上海舉辦了“轉型中國——制造業挑戰與機遇” 暨第一期“思合院”沙龍。

    儲士家（商務部駐上海特派員）：

    關于中國制造業轉型的機遇與挑戰，我談以下幾點看法：

    第一，中國制造業亟待轉型。中國制造業的規模雖然已位居世界第一，但大而不強，過于依賴勞動力、土地等低成本優勢，存在增長方式粗放、結構不合理、缺乏核心技術、產業附加值低、大量落后產能亟待淘汰、綜合競爭力不強等問題。

    從產業結構看，我國一些產業集中度過低，大量產業處于價值鏈的低端，嚴重制約了發展。資源能源消耗過多，環境污染嚴重。據世界銀行測算，環境污染給中國帶來3.5%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損失，企業產生的污染70%來源于制造業。此外，我國制造業出口依賴度達40%，國際市場不景氣時，首當其沖受影響的就是制造業。我國制造業出口不僅面臨東南亞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激烈競爭，而且引發越來越多的貿易摩擦。

    目前我國制造業發展不僅承受著內憂之困，還遭受著外患之擾。加快轉型已是燃眉之急，成為關系到制造業能否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大戰略問題。

    第二，中國制造業前景廣闊。制造業作為世界各國重要的支柱產業，始終推動著人類社會文明和科學技術的進步。本次全球金融危機在嚴重打擊全球制造業的同時，也為新興產業的誕生創造了難得的機遇。低碳產業、綠色產業、節能與新能源產業等成為未來經濟發展的方向，并可能引領全球經濟的新一輪騰飛。這必將促使國際制造業格局發生重大變化，也為中國制造業發展帶來新的機遇。

    受金融危機的影響，世界范圍內能源資源的價值已有所下降。一些國家對我國企業購買能源資源設定的條件有所放寬。我國企業在海外兼并重組的成本有所降低，從國外引進先進技術和人才也更加便利。這些對我國制造業的轉型升級都將帶來積極影響。

    從國際經驗看，“用工荒”往往是產業轉型升級的前奏。從短期看， “用工荒”會造成勞動力成本上升、壓縮制造業的利潤空間，影響制造業出口的國際競爭力。但從長遠看，卻增強了推動制造業轉型升級的內在驅動力。

    董保華（華東政法大學教授）：

    我認為轉型對企業可能是機會，但是對員工來說主要是挑戰。

    目前在制造業工作的農民工是升級版員工，中央一號文件也有了新生代農民工的說法。而企業還是初級版的企業。中國制造業處于全球產業鏈低端，制造業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的裝配環節。農民工成了升級版之后，不再只有生存的要求，還有生活的要求。此外，中國已處于人均GDP超出1000美元的時期，社會矛盾比較復雜。因此，我們非常需要把企業從初級版升級，即剛才說的產業轉型。

    目前我國的產業轉型升級，基本上是政府強力主導。當政府在推動企業轉型時，正確合理地控制節奏非常重要。我覺得當下進行的產業轉型有點著急。其實大部分國家產業轉型的概念，是在人均GDP達到10000美元時才提出來的，而我國人均GDP目前還未達到4000美元的水平。當然國家可以先做一點工作，這肯定是好事。但這個路還很長，不能太急。當前的制造業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還應保留，否則我國的就業會出大問題。

    最近各地都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掀起了企業加薪潮。很明顯，這個加薪是政府主導的，其實很多企業承受不了如此高的薪資上漲。制造業轉型要講“天時地利人和”，需要合理的節奏。我個人認為，面對社會矛盾，應該控制住過急的情緒，不能寄希望于轉型解決掉所有的社會矛盾。產業轉型非但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還會帶來大量的新問題。一些實行產業轉型的亞洲國家和地區，在產業轉型后基本都告別了低失業率的階段，經濟低迷，社會動蕩，失業率大幅提高，至今未能解決。中國人口多，就業壓力特別大，產業轉型對勞動者意味著挑戰。

    中國的問題在哪兒，如何來解決？我認為一方面要堅持技術創新，技術創新首先是制度創新。我們應當拓展社會空間，加強社會保障和人才流動。人才流動不僅會提高效率，而且會提升社會階層，最近的勞動立法可以說是南轅北轍。當今中國是“強政府、弱社會”，富士康和本田事件暴露出了社會管理的真空。我們不應該把整個社會矛盾歸結為“強資本、弱勞工”這么簡單的問題。

    表面上看貧富差別好像是勞資問題，其實并不是，貧富差別背后是什么？據《福布斯》雜志的說法，美國前400個富豪中基本沒有房地產行業的，但中國400個富豪當中，有154個是房地產商。誰貢獻了基尼系數？壟斷行業和地區差異。

    其實很多矛盾是比較出來的，我國模仿歐洲以解雇保護為勞動立法的龍頭，美國則是以反歧視為立法龍頭。老板完全可以炒一個員工，但不能歧視員工。如果歧視，國家要罰得你傾家蕩產。這一方面保持了企業的技術創新和競爭力，另一方面也維護了員工的尊嚴。中國的問題是城鄉兩元結構，反歧視才是關鍵。

    朱為眾（美國邁克爾斯執行副總裁）：

    我主要談談制造業轉型的誤區，即中國制造業巨大的軟肋。

    根據一家權威的國際消費者調查，中國制造的產品形象是廉價的。世界品牌100強中，中國公司榜上無名。盡管我們中國制造的量很大，但形象不佳，經常聽到國外的人抱怨中國產品的質量。

    外國人購買中國代工的產品，并不是奔著中國制造去的，而是看重國外的牌子。因為有了國外品牌，消費者才有信心去購買。

    上世紀50年代，索尼公司的愿景是“成為一家因為改變日本產品在全球低劣的形象而最為知名的公司”。我覺得這點值得中國制造業學習。改革開放30年了，制造業、出口行業和整個工業，都必須有一個愿景。

    中國制造業存在一個多元化誤區。日本著名的管理大師認為中國的機會太多了，但中國人不懂得專注，所以沒有品牌。所謂品牌，就是一個公司產品和一個消費者之間最短的捷徑。

    中國富豪榜中，很多都是搞房地產的。最近認識了一個做工藝品的企業家，他現在把企業交給太太管理，自己在二級城市做房地產，而且是拿自己的企業去進行短期貸款。這種做法無異于玩火自焚。

    中國在創新方面也存在一個很大的誤區，即誤解了什么叫做創新。創新最重要的含義是以經濟利益為主要目的、用新穎的方式去應用知識。

    中國有13億人口，存在大量的勞動力密集型企業。要一下子全部轉成做高端行業是不可能的。如果中國只有2億人，完全可以只做高端，但中國有13億人，那就得做低端，做低端我們才可以創造就業。

    中國的制造業和出口業，已經到了從比較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的時候。但千萬不要在倒洗澡水的時候，把可愛的孩子也倒掉了。國家競爭優勢的形成并非一日之功，需要長時間的積累。

    黃發靜（溫州日豐打火機有限公司董事長）：

    關于制造業的轉型升級，我對“升級”還好理解，但對“轉型”卻有點迷惑。所謂“轉型”，是指轉行還是轉移？與我有同感的企業家很多。

    我所從事的打火機行業，是最典型的制造業。2008年金融危機后，由于原材料漲價、人民幣升值和勞動力成本提高等原因，現在剩下的打火機企業不到100家。這種情況是我國諸多產業的一個縮影。

    在企業發展壯大的同時，盡最大可能提高員工的工資及福利待遇是應該的，這也是作為企業或企業家的一種社會責任。但目前全球金融危機影響尚未完全消除，眾多企業困難重重，況且原有的一些深層次問題依然存在。在這種狀況下，要求企業大幅提高工資并形成一個趨勢，是令人擔憂的。一個企業一夜之間是無法提高產品價格或附加值的，我不知道當前拿什么去應對勞動力成本的急速增加。

    一些經濟政策應該因地制宜。中國地域遼闊，各地經濟發展水平不一樣。如果所有的政策都一刀切的話，就容易顧此失彼。我覺得轉型是一個企業的個體行為。轉型只是一個手段，一種方法，不是目的，目的是升級。浙江出口外銷型企業比較多，現在正遭受著痛苦。

    我覺得我們應該思考怎樣提升產品的附加值，提高產品的文化含量，循序漸進，不要急于求成。升級是最重要的，轉型與否，要根據企業的自身情況而定，因為企業所擁有的技術力量和產品所分布的市場都是不同的。例如打火機行業，如果從溫州轉移到貴州或者甘肅等地，就會造成這個產業無法生存。因為這些地方沒有相配套的產業鏈，我們的企業很難搬到其他地區去。目前打火機在溫州已經形成一個完整的產業鏈。所以當前這個行業最好的方式是升級，想方設法把打火機賣到100元一個。

    我們國家有13億人口，如果都做高端企業和高新企業，傳統企業都丟掉，那可能會有幾億人失業，那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非常不贊成說所有企業都搞高端，搞IT、房地產和汽車，而襪子、衣服、鞋子和眼鏡就不去做了。事實上，在長三角和珠三角等地，絕大部分企業都在從事這些行業，養活了幾億人。我認為，科學發展，就是實事求是，按照實際情況來發展，不能操之過急。

    來源 第一財經日報 2010-08-20 0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