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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99年260多個技術開發類科研機構企業化轉制以來，共性技術就一直是轉制院所糾結的一塊“心病”，轉制的中央直屬大型科技企業因其原本的各行業科研“國家隊”身份，對此糾結之心尤甚。 

    院所的共性技術“心病”體現了他們對國家科技實力乃至綜合競爭力的可貴責任感。其主要內涵是：轉制之前，我國國民經濟各產業門類都有國家級科研機構，作為本行業科研“國家隊”，可以承擔行業共性技術、重大關鍵技術、前沿技術的研發工作；轉制之后，院所作為企業，不僅都有各自具體的、實實在在的經營指標，實現經濟效益和國有資產保值增值成為當務之急，而且其本質上與行業內其他企業同處競爭對手地位。這樣，原來由他們擔負的行業共性技術研發就會出現主體缺位，結果勢必導致共性技術被削弱。

    這種擔憂究竟有沒有成為事實？轉制10年多來共性技術究竟有沒有被削弱？大多數院所乃至政府職能部門對此問題的回答，轉制之初是“有”，轉制三五年后是“否”。但記者近日采訪部分轉制院所發現，后轉制時期的共性技術問題，遠比我們想象的,情況更復雜。

    統計資料顯示，“十一五”末，260多個中央級轉制院所實現總收入比“十五”末翻了一番，達到1502億元；實現利潤142億元，是“十五”末的4.37倍；上繳稅金88億元，是“十五”末的2.7倍。可見，“小日子越過越紅火”，是近年來轉制院所的一個普遍現象。

    在這一派興旺的大背景下，共性技術狀況卻因產業門類不同而呈現很大差異。

    以煤炭科學研究總院為例。“轉制并沒有影響我們對國家和行業的貢獻”，據中國煤炭科工集團總經理王金華介紹，由煤科總院和中煤國際于2008年4月實施戰略重組而成立的中煤科工集團，承擔行業共性技術、重大關鍵技術的研發及推廣應用，并未因轉制而有所削弱，所不同的，“只是申報課題的渠道變了”——原來是等國家直接下發，現在是通過市場競爭。他用三個“最”、三個“越”來概括中煤科工“十五”、“十一五”期間共性技術研發狀況——得到的國家項目最多，到位的經費最多，出的成果最多；而且收到的效益越好，給國家做的貢獻越大，對行業科技進步起的作用越顯著。

    這一說法，得到了統計數據的旁證：“十一五”期間，中煤科工獲得國家部委的縱向科技經費約9.5億元，是“十五”的3.4倍。

    但是相反的例證也很觸目地存在。

    記者在追蹤院所轉制的早些年間，曾多次聽聞原中國食品發酵工業研究所所長孫穎反映，轉制后，輕工行業共性技術弱化的趨勢相當明顯。記者日前再次采訪現任中國食品發酵工業研究院（2003年并入中國輕工集團公司）戰略規劃中心首席顧問的孫穎，據他介紹，就食品發酵院而言，近年來除了檢測、標準工作做得不錯，共性技術弱化現象并未有根本性改觀。原因在于，“轉制后人人拼命賺錢養活自己，小日子倒是過得挺好，但對行業、對國家的貢獻弱了”。

    他所說的“拼命賺錢”，轉制之初，是每人每年8萬元；現在，是每人每年13萬元，才夠養活自己。

    在這種情況下，行業共性技術、重大關鍵技術、前沿技術研發，這些原來是團隊在做的事情，現在是個別人在做，憑的只是良心和責任感。

    他舉例說，現在我國有1.1億心血管病人、9700萬糖尿病人、6000萬肥胖兒童，這些都跟吃有關。科學改善膳食結構，誰來做系統、深入的研究？

    他進一步介紹，食品發酵院研究范圍都跟油鹽醬醋茶有關，看著不起眼，也很難得到國家重大項目支持，但“這一塊好掙錢，研發成果見效快，老百姓又離不開”。但現在錢都讓跨國公司賺了。

    同是中央直屬大型科技企業，同樣是轉制，共性技術狀況緣何天差地別？

    王金華就此問題分析說，煤炭行業雖然不像石油石化、電力那樣產業集中度高，但科研力量集中度很高。50多年來，煤科總院始終是我國煤炭工業科技進步的主導力量，其研究領域基本上涵蓋了煤炭行業所有的專業與技術方向，在煤炭安全生產、潔凈利用、節能減排、開采裝備工業化和自動化等各領域形成了完整的系統的科技創新體系，自主創新了5600多項成果，獲國家和省部級科技進步獎、發明獎1000余項，獲得各種專利500余項，承擔了行業70%以上的科研項目和煤炭工業60%以上的國家科研項目。該院也是行業公共科技平臺，承擔了國家90%以上的煤礦用產品、設備、材料的質量檢測檢驗，煤炭行業技術標準、計量標準的制定，瓦斯、粉塵濃度、風速的量值管理和量值傳遞等工作。

    像此類產業集中度不高、但科研力量集中度相對很高的院所，在中央直屬大型科技企業中占一定比重，除中煤科工外，比如鋼鐵研究總院（已和冶金自動化院合并為中鋼研集團）、北京有色金屬研究總院、機械科學研究院、中國紡織科學研究院、中國建筑設計研究院等，轉制之前，就是行業內唯一的科研“國家隊”；轉制為中央直屬科技型企業后，因其仍具有同行企業所沒有的研發力量，“有一些別人干不了而只有我們來干的事情”的能力，只要國家給予持續的、一定力度的項目和資金支持，就能保證其相對穩固的行業共性技術源泉地位。

    孫穎所說則完全是另一種類型：食品發酵院并入的中國輕工集團，是將原屬輕工業部的八院、四所加一個貿易公司整合而成。由于歷史原因，輕工業涵蓋45個行業，產業集中度低，部門所屬研究力量十分分散。食品發酵院作為行業內少有的科研“國家隊”，研究范圍也涉及28個領域。像這樣產業集中度低、研究力量分散的院所，轉制進入企業，“國家隊”身份的弱化，共性技術的弱化，是很難避免的。

    在王金華、孫穎所述之外的另一類型，就是以石油石化、電力為代表的產業集中度和科研力量集中度都極高的院所，如中國石油的石油勘探開發研究院，中國石化的石油化工科學研究院、北京化工研究院，國家電網的中國電力科學研究院等，它們或本來就是部門所屬相關產業國家最高科研機構，或在轉制之初就已整建制進入大企業集團。由于產業集中度高，它們所思所想，就是行業共性問題；它們背靠的大企業集團又有足夠的資金注入，所以，轉制之前之后，即使沒有國家的特定支持，此類院所也決不會有共性技術被削弱之虞。

    王金華、孫穎由此呼吁，國家有關職能部門對轉制院所應分類管理，除繼續對大企業集團所屬院所的重大項目給予必要支持之外，應保證對產業集中度不高而科研力量集中度相對較高院所給予持續、穩定的政策和項目支持。而對于產業集中度低、科研力量相對分散院所，除項目支持外，應考慮整合行業資源，直至重建科研“國家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