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來源:2011年4月18日 《中國高新技術產業導報》
溫家寶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抓緊制定標準,完善政策,加強創新能力建設,發揮科技型中小企業作用,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健康發展,加快形成生產能力和核心競爭力。與此同時,由國家發改委等部委組成的研究小組已開始著手編制“國務院關于加快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代擬稿)”。筆者認為,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有一個基礎性的理論問題需要厘清,那就是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一般規律是什么。
要理解什么是戰略性新興產業,必須從兩個關鍵詞出發,一個是“新興產業”,一個是“戰略性”。這意味著,戰略性新興產業必須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實現未來經濟持續增長的先導產業,對國民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的轉換具有決定性的促進、導向作用,具有廣闊的市場前景和科技進步能力,關系到國家的經濟命脈和產業安全。因此,戰略性新興產業是面向未來的,一旦興起,就將形成范圍經濟、規模經濟和集聚經濟,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引擎。從歷史變遷的角度看,產業的興衰與轉換是一個動態過程,而且在不同國家、不同區域,由于資源稟賦的差異,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選擇也會有所不同。不過,研究不同時期、不同地區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仍舊可以找到內在規律性,這對于我國現階段的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借鑒和參考價值。
筆者認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一般規律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科技革命是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原始動力。上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著名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將技術創新引入貿易理論模型。他認為,發達國家必須持續地進行技術創新,否則將會導致全球經濟的失衡,而技術創新又會導致主導產業在全球范圍內隨著科技革命的興衰而演變。可見,科技革命決定了新興產業或戰略產業的發展和演變。根據佩雷斯的技術革命周期理論,一次科技革命的生命周期大約是50年,前二三十年是導入期,舊的技術和經濟范式已經衰敗,新的核心技術逐步產業化并迅速發展;而在后二三十年,科技革命在生產和社會結構中充分展開,曾經作為增長引擎的產業市場開始飽和,技術泡沫出現,技術創新的邊際收益遞減。
根據佩雷斯的技術革命周期理論,如今以信息技術為基礎的新興產業已經發展到技術泡沫階段,這也是世界第五次科技革命從導入期到拓展期的轉折點,這種狀況決定了戰略性新興產業也面臨著轉折點。這給中國的啟示在于,現在最重要的就是挖掘出決定未來經濟發展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才能在未來的國際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國提出了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
第二,社會危機是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重要契機。只要人類生存在這個地球上,就永遠擺脫不了危機,而人類也正是在憂患意識中從猿進化成人。昨天,危機來源于饑餓、戰爭和瘟疫,而眼下,我們面臨的是各種各樣的經濟危機、生態危機、氣候變化和能源危機等等。面對危機,惟有創新才是人類的出路。正是因為危機引致技術創新的變化,最終決定了危機在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變遷中也扮演著十分關鍵的角色。
歷史經驗表明,每一次國際金融危機都會帶來一場科技的革命。佩雷斯研究了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后認為,此次國際金融危機是虛擬經濟泡沫與產業泡沫的雙重體現,經濟的發展必須要回到實體經濟中,必須重新審視目前全球的技術經濟狀況和產業結構,尋求新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作為未來經濟發展的動力。事實上,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美國、歐盟等國家和地區都加快了對新興技術和產業發展的布局,力爭通過發展新技術、培育新產業,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率先走出危機。比如美國,除了將189億美元投入能源輸配和替代能源研究、218億美元投入節能產業、200億美元用于電動汽車的研發和推廣外,還將投入7.77億美元支持建立46個能源前沿研究中心。在歐盟經濟復蘇計劃中,也強調“綠化”的創新和投資,加速向低碳經濟轉型。
第三,政府扶持和產業政策的正確引導是戰略性新興產業崛起的重要手段。戰略性新興產業在發展之初,大多是沒有競爭優勢的弱勢產業。因此,對這些產業進行必要的培育和扶持,是促使其快速發展的重要條件。不論是在市場經濟為主導的歐美國家,還是以政府主導型經濟為主的東亞國家和地區,都會對未來需要重點發展的新興產業給予必要的扶持和引導。
日本是產業政策的發源地,二戰后為有效促進經濟的全面復蘇和起飛,日本就采取了傾斜生產方式、產業合理化等一系列產業政策。以自由市場經濟體制為主的美國,在克林頓政府時代以后,也制定了具有前瞻性、整體性的產業政策。這些政策導致了美國的信息科技革命。據統計,信息技術產業對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實際增長平均貢獻高達22.4%,信息技術產業帶動下的擴散效應對美國社會生產率增長的貢獻率至少達到50%。日本和美國的歷史表明,戰略產業的發展可以通過科技革命的推動來完成,但是需要相關政策的引導和扶持。
把握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一般規律,對于我國而言,首先,應做好科技超前的部署和規劃,有針對性地選擇出對未來發展有決定性影響的產業,給予重點扶持;其次,根據“機會窗口”理論,新興產業的產生和發展多產生于技術斷裂、經濟衰退之際,當前面臨的各種危機無疑是我國難得的調整產業結構、加快國家科技發展進程和工業化進程的重大機遇。在“機會窗口”關閉之前,我國應搶先占領新興產業發展的科技高地,為未來經濟增長奠定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