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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頻道 2011年06月20日 來源： 科技日報 作者： 郭哲
科技時評
2008年美國的金融崩潰和隨之而來的世界經濟嚴重衰退，是1929—1933年大危機以來對世界經濟影響范圍最廣泛和最深的一次。2008年和2009年，美國在18個月內實行了積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在一波又一波的金融風暴面前，各國政府也紛紛采取擴張性的赤字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以期用一些臨時的宏觀政策來刺激經濟復蘇。一時間，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大行其道，成為世界各國應對危機的一劑靈藥。
此次危機中，美國政府所實施的積極財政和貨幣措施，的確促使了信貸和金融市場的立即反彈。但憑借一些即時的調查數據便對經濟復蘇的時間表做出臆斷和預期，尚為時過早。對金融結構的修復只是行動的開始，經濟發展的深層次問題仍決定著美國經濟根本性復蘇的進程。這次經濟危機爆發之后，無論政府還是學界都認識到，資本市場的盲目擴張，特別是過度依賴虛擬經濟的發展模式，不僅不利于一個國家或地區保持競爭優勢，還有可能將其經濟帶入虛妄的境地。為此，歐美一些國家開始重新考慮未來產業的發展，制定新的發展戰略。后危機時期的美國，在運用財政金融政策擺脫危機泥潭的同時，已把眼光放在了更遠的未來，無論在戰略布局上還是政策組合工具的出臺方面，越來越表現出明顯的熊彼特創新理論色彩，顯示出其欲以全面領先的科技實力和強大的創新能力占據未來科技、產業和經濟發展制高點的戰略意圖。這一系列布局，必將對世界經濟的未來發展和國際創新版圖的重構產生重要影響。
創新——市場經濟繁榮和蕭條的主導力量
與凱恩斯主義完全不同，熊彼特的商業周期理論主要是從技術創新的視角來解釋經濟波動和商業周期的。其核心觀點包括：商業周期“四階段論”，即市場經濟發展存在“繁榮”“衰退”“蕭條”和“復蘇”4個階段。技術創新和工藝創新在其中起著至高無上的作用。企業家的創新是造成現代市場經濟體系呈現出周期性波動的根本動因。每一次蕭條都包含著一次技術創新的可能。商業周期的長短取決于各種創新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程度。在這種由企業家群體創新所推動的商業周期循環往復的過程中，現代經濟增長是沿著“創造性地破壞”的路徑演進，即毀滅過去的工業和消費模式而轉向新的經濟增長模式。
基于康德拉季耶夫長波理論，熊彼特把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分為3個長周期：1780年—1842年以紡織工業創新為代表的產業革命發展時期；1842年—1897年以蒸汽機為代表的機器化大生產時期；1897年—1950年代以電氣、化學和汽車工業創新為代表的時代。循此，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21世紀初則是由核能、航空航天和信息技術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
按照這一理論體系的推演，到20世紀末葉，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早就應該迎來一次商業衰退的調整。然而，從1990年7月至1991年3月美國經濟增長的一次短暫下滑，到2008年美國經濟再次產生衰退，以美國為領頭羊的西方發達國家保持了18年的經濟增長。
這一“反常”現象的出現，更多地歸因于美聯儲接連采取的一系列刺激經濟增長的宏觀政策。從2001年1月到2003年6月，美國聯邦基金利率連續13次下調，從6.5%下調到1%的歷史最低水平。同時，美國金融市場中的金融衍生品肆無忌憚的“創新”，不斷催生美國資本市場的巨大泡沫，上述諸因素的綜合作用，延緩了美國和西方發達國家經濟衰退的時間表。由此看來，這次金融風暴決非突如其來，而是18年的增長模式中所蘊含的應有之義。
熊彼特創新理論走向美經濟戰略制定前臺
美國在過去幾次經濟危機中都能反彈，靠的是快速反應、重建和提高效率——建立新秩序。美國在處理失敗和破產上世界領先，掌握原始性創新并使之迅速規模化，實現盈利，更是美國的強項。二戰后，20世紀50年代的核能計劃（帶動核能技術、機電技術、材料科技及其產業）、60年代的阿波羅計劃（帶動航空航天科技、精密儀器科技、自動控制、計算技術及其產業）、80年代的星球大戰計劃（帶動電子技術、火箭技術、遠程控制技術、多種軍工技術及其產業）以及90年代的信息高速公路計劃（帶動計算機技術、網絡技術、程控有線和無線通訊、現代物流技術、電子技術、無線電技術等及其產業），不僅為美國謀得發展優勢提供了強大的動力，而且對于美國延緩、減緩經濟危機，或在經濟危機中快速恢復，發揮了重要作用。
從當前美國的戰略部署和政策走向看，熊彼特的商業周期理論正走向政策制定的前臺。正如奧巴馬在美國科學院演講時所稱，即使美國身處嚴重的經濟與金融危機，但是還是要著眼于未來的發展，加大科技投入，完善創新政策，聚焦重點攻克領域，像上世紀60年代投資科技一樣，為未來50年美國的繁榮奠定堅實的知識基礎和人才儲備。當前，美國正通過加強在新能源、環境科技、智能電網、現代醫療、新材料、未來信息技術等領域的投入，致力于創造一個類似于互聯網那樣，以形成21世紀新的產業基礎結構和促進增長的新產業生態系統，以期帶動多個相關領域蓬勃發展，在擺脫危機的同時，搶占新的競爭制高點，繼續把握世界經濟發展秩序的主導權。
奧巴馬“綠色新政”的真實意圖
奧巴馬入主白宮后，將涵蓋能源新政策、氣候變化、增加就業等政策的“綠色新政”納入到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中。美國此舉，絕非需要評論家為其正名：美國并不一貫是環保“落后分子”。美國大唱綠色發展的戰略意圖，在于找到一個既能加快從當前的金融危機泥潭中脫身，為未來產業發展做好鋪墊，又能發揮其強大創新優勢，謀取在21世紀全球綠色競爭中絕對優勢的法寶。
在奧巴馬7800億美元的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中，有800億美元和減稅將用于完成“綠色任務”，其中200億用于可再生能源研發，220億用于節能和提高能效，170億用于公共交通。今年2月14日，奧巴馬向國會提交了2012財年3.73萬億美元的預算案，對科技方面預算達到了1479億美元，對于能源方面的支出較2011財年提高了4.2%，達到了295億美元，較2010財年實際支出高出了12%。優良的創新創業生態環境也是美國發展綠色產業的強大優勢。僅從投資于綠色技術的風險資本看，美國是歐洲總額的5—7倍。歐洲人擅長于對現有技術的完善，而美國企業的優勢則在于把突破性的創新成果商業化。這不啻是向在環保領先的歐、日發出挑戰，美國很可能不久后在低碳、綠色、循環、低耗能等技術、產業和環保政策上重拾領導地位。
在新能源領域，中國同樣是美國眼中潛在的對手。2010年11月29日，美國能源部部長朱棣文在公開演說中，使用了“人造衛星時刻”這個詞來描述當前美國創新面臨的挑戰。其演說一直圍繞中國展開，列舉了高壓輸電、高速鐵路、先進的清潔煤技術、核電、新能源車輛、可再生能源、超級計算機等7項中國正在占據領先地位的技術。面對這個挑戰，美國依然依靠自己的優勢——創新。朱棣文指出，美國能源部擁有17個國家實驗室和世界一流的科技實力與計算機資源，它站在美國爭奪清潔能源技術領先地位的最前沿。如革命性的車用“金屬—空氣”電池，裝備這種電池的電動車（4人乘坐）一次充電后可行駛500英里，其成本比鋰電池低3—5倍，可與內燃發動機競爭。
另外是把太陽能直接轉化為液體燃料的技術。一支由多學科領域科學家和工程師組成的團隊正在創造一個人工光合作用系統。該系統能把太陽光、二氧化碳和水轉化成類似汽油的燃料，其效率是自然界光合作用的10倍。該項目的實施進一步體現了美國所具有的創新生態環境優勢——政府催化引導，社會資本介入，實驗室到市場應用近乎無間隙結合。除了美國能源部支持400萬美元外，專門從事能源發展的切森尼斯基金為該項目投入了1000萬美元，北極星風險投資公司和印度Tata公司共同投資1000余萬美元。今年3月27日，麻省理工的研究團隊稱已經研制出第一片實用型人造樹葉，這項新突破的關鍵是用鎳和鈷制成的新型強效、廉價催化劑，它們能在簡單條件下非常有效地把水分解成氫和氧兩種成分。研究者諾克拉稱，自然由光合作用提供能量，未來世界也能用光合作用和這種形式的人造樹葉提供能量。
值得關注的是，2009年美國能源部的研發預算較上年猛增68%，在追加的12億美元的經費中，有大約8.3億美元用于其國家實驗室的基礎設施和科研設備的更新。這種投資戰略的核心就是確保美國的研究開發不受金融危機的沖擊。這些項目不僅為短期的經濟復蘇所需，也是面向美國未來的戰略投資。對研發基礎設施的投資成為以治本為主的挽救經濟危機的“特效藥”。今年1月奧巴馬在國情咨文中，把清潔能源技術的創新置于前所未有的戰略高度，稱其將把美國的研發拓展到自太空競賽高峰后再也沒有出現過的新層次上，是當代的“阿波羅計劃”。美國發動的這場以綠色經濟為主調的新經濟革命，將使美國再次主導全球經濟的制高點，其意義將比10年前的信息技術革命更為重大，其影響也將更為深遠。
“云計算”使IT業界重新洗牌
“云計算”概念早在世紀之交時就已出現，始作俑者是于1999年成立的美國Salesforce.com公司。IBM從2002年起投入100億美元開發“按需供應的計算”，利用軟件把各種應用程序連接起來，供客戶點播。金融危機沖擊下，美國IT企業加速重組，在大批處于困境的公司被兼并的同時，“云計算”概念則甚囂塵上，幾乎所有的IT大公司都被卷入到這一浪潮中。去年3月，SUN微系統公司推出自己的“云計算”服務項目。但是該公司自上次網絡泡沫破滅以來一蹶不振，又受金融危機的打擊，股價已跌到2001年的1%，不得已在4月以74億美元被甲骨文收購，成為其軟硬件相結合的重要戰略利器。自此，甲骨文從2005年開始實施的耗資300多億美元，收購60余家公司的戰略取得重大成果，在“云計算”方面布局的步伐繼續加速。享有“信息產業核電站”之稱的谷歌也正在把自己打造成為世界最龐大、最先進的計算機應用中心。世界最大的PC公司惠普為增強其建立先進數據中心的實力，于2008年收購了大計算機服務公司電子數據系統。世界最大的網絡路由器制造商思科公司同BMC、Vmware等技術公司合作開發的“云計算”專用裝置——聯合計算系統已經面世，幾次點擊鼠標就可以組成或改裝虛擬計算機系統，而無需集成服務器、數據存儲設備和其他網絡器件。
競爭的烈度往往是重大技術創新產生的先兆。目前，期望“云計算”創新擔當起終結此次危機周期的主要力量之一，尚為時過早。但在這一浪潮中，相關企業的重新洗牌將對世界信息技術及其產業的競爭格局產生重大影響。正如2005年比爾•蓋茨向他的高管和科技主管警告的那樣：“同業公司正以互聯網為依托，掀起可即時使用的計算機應用浪潮，這必將打亂IT產業的秩序。”為避免成為“云計算”的最大受害者，微軟公司已投入20億美元建造公用數據中心，通過各中心向消費者提供各種程序。目前，各大巨頭都在建造自己的數據中心，爭搶客戶。
為打破自成體系、群雄割據的局面，去年3月，IBM牽頭美國多家IT公司發表了“云計算”宣言，呼吁盡快建立“云計算”開放式標準，但谷歌、微軟、亞馬遜等巨頭有意缺席。盡管確定公共標準的時機還不成熟，但更關鍵的是“標準向誰家靠攏”，這是誰都不會輕易讓步的要害問題。可以預見，一旦“云計算”真正起飛，一場全面的標準大戰在所難免。從目前看，國際上至少有10家以上組織在推動云標準化的發展，不同的利益團體都在努力創新。而在這些位于引領地位的云計算標準化研究和制定組織里，我們國家的公司和組織比例非常少。能否把中國的“云計算”需求加入到國際的標準化陣營，以在未來的“云計算”標準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應該上升到一個重大的戰略高度予以重視。
掌控互聯網世界的未來
今年2月3日，全球互聯網IP地址管理機構ICANN正式宣布，基于互聯網通信IPV4協議的地址總庫已經告竭，互聯網的未來發展將系于在全球范圍內普及下一代互聯網通信協議IPV6。下一代互聯網與現行的互聯網相比，從光纖、路由器、交換器，再到上層的服務器，甚至操作系統、各種系統軟件，以及與此相關的各種標準，都將發生革命性的變化。據預測，如果全球互聯網都采用IPV6協議的話，下一代互聯網市場將達到千萬億美元的市場規模。
美國掌握了現行互聯網的核心技術，控制了從協議、標準到產品的關鍵環節。從IPV4升級到IPV6的過程中，美國將憑借其對網架結構、網絡根服務器和域名管理權限的控制，主導下一代互聯網建設。目前，美國軍方已宣布采用IPV6協議，美國的主要網絡公司也是IPV6的踐行者，這樣美國將以市場化運作的方式，推動網絡信息技術的徹底升級，包括太空互聯網、多網融合、物聯網、云計算、網絡安全體系、互聯網視頻、P2P、電話、底層協議、路由器、未來互聯網體系等全方面的突破。
今年2月11日，奧巴馬在密歇根州發表演說將4G作為美國家庭和企業的下一個“火車站”。強調在創新、教育、建設和發展步伐上超過世界其他地區，必須投資于先進的研究和技術。美國政府計劃到2016年使98%的美國人享用4G網絡，在150億美元投資中，100億美元用于發展公共安全機構的全國性寬帶網絡；另投入50億美元建設基礎設施，以幫助鄉村地區接入高速無線網絡，最中建成最先進、安全、全國性，以及可實現互操作性的移動通訊網絡。加之美國政府在2010年已經推進的智能電網建設、太空互聯網實驗諸項目，美國新一代領先世界的互聯網建設已經形成了體系性的發展戰略和實施方案。這個戰略的基本特點是將立足開放和互操作性原則，推動美國互聯網、無線網絡、電力網、電視網、太空通訊、芯片技術、節能建筑、各種終端管理等實現翻天覆地的重組和改造，以保持世界上最強的競爭力。
加速技術創新只是美國全球互聯網戰略的基礎性一步。今年5月白宮出臺的《網絡空間國際戰略》報告，集中體現了其掌控互聯網發展的根本政治需求。即通過技術和“耐心的、持續的和創造性的外交”努力，最大限度地輸出美國的價值觀。正如國務卿克林頓在講話中提出的，網絡空間的變化就發生在我們眼前，我們必須影響這種變化。可以預見，網絡空間已超越傳統的海陸空疆域成為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網絡主權的競爭不可避免地成為國際關系中的重要內容。在這一領域的競爭中，美國又一次走在了各國的前面.
多方出擊捍衛世界創新強國地位
綜合運用政治、軍事、外交和金融手段，形成服務于美國創新經濟發展的組合支撐工具，長期以來一直是美國政府戰略制定的重點。1999年美國國務院的報告就明確指出，科技發展已經處于外交斗爭的最前沿，科技與外交的關系正在由“為了外交的科技”轉變為“為了科技的外交”。目前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和經濟危機，勢必會使世界經濟進入一個大調整、大動蕩時期，加劇國際體系的轉型，引發世界格局的重大變化。為國際競爭的需要，美國進一步加強了對政治、軍事、金融等戰略資源的動員能力，開啟了一場新的捍衛美元主體地位和新興產業優勢的“全球戰”。其中，創新實力的角逐成為競爭的核心，上升為美謀求對歐、俄和中國競爭主動權的重要籌碼。
維持美元霸權地位，讓資本回歸創新經濟
美國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經濟增長是建立在財政赤字和私人赤字基礎之上，近些年來，美國一直是負債國。為維持經濟增長，這個世界第一大國需要吸引更多的世界儲蓄。美國能夠維持這種優勢只是因為其發布的巨額債務（主要是國債）是以美國自己的貨幣計算的，因此美國可以自由控制流通債務的數量。其次，目前世界大宗產品的交易基本上仍以美元定價，這也便于美國根據國內的需要，通過或緊或松的貨幣政策來調節世界大宗產品的實際價格。為了確保“美元本位制”主導全球局勢，美國政府和資本利益集團不惜頻頻采取“非常手段”，使“寄生”于“美元本位制”上的美國模式得以維持。此次金融危機并未使美國的資本集團放棄以貨幣霸權統治世界的計劃。他們利用全球經濟已被美元綁架的局面，與美國政府在修復經濟和動員科技力量發展新興產業的強大資金需求一拍即合，通過強化美元地位，形成支撐未來經濟增長的強大資金供給來源。
近期從突尼斯到蘇丹，從也門到埃及、敘利亞以及陷入內戰的利比亞，不斷蔓延的各國政權更迭行動是美國大中東戰略的重要成果。早在2004年6月八國集團會議之前，美國公布了一項名為“八國集團大中東合作”的工作文件，呼吁其他各國參與“相當于過去中東歐共產主義國家一樣的大規模經濟變革”。美國的這一計劃設想通過新的國際機制，如可由美國控制的國際機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接管地區銀行和金融業務。其長期目標，就是完全控制石油，完全控制中東的所有經濟體，控制從摩洛哥到中國邊境之間的所有國家。
美國大中東戰略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和經濟動機。二戰后，世界已經被劃分為美元區和非美元區兩個有競爭力的貨幣區。后者以中國及其亞洲鄰國、俄羅斯、巴西和土耳其為中心，目前還包括石油產出國伊朗和委內瑞拉。冷戰之后，歐盟主體大國采取了有別于美國模式的“萊因模式”，追求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態的均衡發展。今年的G20峰會，美國逼歐洲放松銀根的打算也落空了，因為峰會所達成的協議，主題不是加大刺激力度，而是加強金融監管和改變IMF的結構。這被評論家們看作是歐洲在戰后60年中，在世界政治事務中第一次壓倒美國而獲得了主導權。歐洲作為僅次于美國的最大資本池和與美國長期爭奪世界政治、經濟金融、乃至科技主導地位的競爭者，不會放掉利用金融危機加大對世界金融資本流向的影響。通過改革現行的國際金融秩序，歐洲意欲成為終結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統治的主力兵團。
俄羅斯與歐元區在貨幣、資本與資源上的更實質化合作，以及利用自身的資源優勢，力圖在與一些新興國家的貿易中實現非美元的貨幣結算，以逐漸提升盧布的國際地位，對危機中的美元和美國霸權也是致命因素。普京上臺后發起的有廣泛民意支持的強硬“反寡頭”之戰，從根本上扭轉了俄羅斯經濟發展走向崩潰的歷史進程，使俄羅斯擺脫了對美國模式的迷信，走入正常的國家發展軌道。
此時此刻，美國主導了近期的伊斯蘭世界政局動蕩，而這些動蕩所帶來的最終后果還不清楚。對于美國主導的世界新秩序的倡導者來說，其結果尚不得而知。但可以看清楚的是，美國的計劃無疑是要建立一個大中東，完全由美國控制，掌控今后中國、俄羅斯和歐盟的資金鏈和能源鏈，因為這些國家和地區正試圖一步一步地遠離美國秩序。
強化美元霸權的軍事保障，進而牽動全社會科技創新
追求美軍的“核壟斷”地位一向是美國軍事目標的核心。蘇聯的解體并沒有改變在核力量上美俄“相互確保摧毀”的基本格局，這也是美國不惜撼動全球戰略穩定的基石，退出《反導條約》，構建陸海空天反導系統的根本原因。2010年7月30日，一艘裝備有宙斯盾系統的美國海軍軍艦用標準-3型反導導彈擊落一枚來襲的彈道導彈，這是第19次成功擊落目標，使得宙斯盾系統現有的導彈攔截試射成功率達到了83%。目前的反導系統尚無百分之百的成功把握，而且軍事史上矛與盾之間的競爭往往是矛占優勢，因此有人將美國的反導系統稱為現代版的“馬其諾防線”。美國顯然要打破新的軍事斗爭格局下“馬其諾防線無用論”的宿命。在打造全球反導系統、強化傳統戰略核力量的同時，還在全力打造一支“隱形”空軍。目前已裝備B-2轟炸機（單價超過20億美元）21架以及F-22戰斗機（單價2億美元）183架。這決非僅僅為了在常規戰爭中爭奪空對地優勢，而是構建美國對他國核訛詐的戰略制高點：以裝備核武器的B-2和F-22對其他大國的戰略核力量進行不給對手預警時間的先發制人打擊，以全球反導系統攔截對手所剩無幾的戰略核反擊導彈，并以強大的傳統戰略核力量作為報復工具。
持續惡化的金融危機形勢下，美國更不會放棄以武力拯救美元霸權的計劃。在此次金融危機中，美國沒有削減其占世界一半份額的軍費開支。在今年美國數千億的龐大國防預算中，數百億美元的“黑色預算”一如既往秘而不宣。盡管美國政府對它們遮遮掩掩，但是這些秘密武器還是不可避免地在世人面前露出端倪。去年5月，美國國防部長蓋茨承認美國已經擁有一小時打遍全球的武器——超音速導彈。而活躍在阿富汗戰場的RQ-170隱身無人機是美國空軍正在努力進行的大規模無人戰機研發的冰山一角。同樣是在阿富汗戰場，美軍已將使用化學品或者傳感器跟蹤目標付諸實踐。美國中情局把這種“智能灰塵”——比米粒還小的傳感器交給信得過的族人扔在恐怖分子的屋頂上，無人機隨后進行定點清除。在研的還有像控制人思維意志的武器、地球物理武器、機器人部隊、太空打擊力量、月球軍事基地等等，美軍正在為“世界大戰”研制威力更大的未來武器。
美國不遺余力增強軍事實力的另一目標，在于以軍事科技創新帶動全社會的創新活動，可謂一石雙鳥。這首先得益于美國自冷戰以來形成的軍民高度融合的創新體制。冷戰前，美國許多高新技術都是出于軍事目的率先研發的。如最初的計算機被用來破譯密碼和模擬核爆；互聯網是一種高效軍事通信設備；GPS是以衛星制導導彈、艦艇和確認敵我雙方部隊位置的裝備。冷戰后，美國軍用技術研發勢頭減弱，企業取代軍方成為研發高新技術的主力，許多民用技術被用于軍事目的。針對新的科技革命，以及國際格局與國內形勢的變化，美國在保持原有的國防科研生產優勢的同時，以建設“強大的、經濟可承受的國防”為目標，加速推進國防科工和民用創新一體化進程。大力推進國防工業企業力量重組的同時，實行了眾多制度創新，將國防工業基礎中的軍用標準部分削減到最低限度，使國防與民用工業融為統一的國家工業基礎。
經過多年的發展，美國軍事工業結構正在不斷朝著高度協作化方向發展。高技術軍工部門在軍事工業中所占比重越來越高，新的加工設備和工藝在軍事工業中得到了廣泛應用，軍事工業的勞動力結構正在朝著智力密集型方向發展，尖端武器裝備和具有高技術含量的常規武器裝備成為主要產品。為適應現代軍事工業的分工協作化程度越來越高、武器裝備系統結構日益復雜，高技術含量越來越高，武器裝備更新周期不斷縮短的需要，不僅軍事工業內部分工協作程度在不斷提高，而且軍事工業與非軍事工業之間也存在著日益密切和廣泛的分工協作關系。一些軍工企業將一些原本由自己生產的零部件，轉由其他供應商來完成，自己專注于某些主營業務，極大地提高了生產效率。不久之前，美國空軍向索尼公司訂購2200臺PS3電子游戲控制臺，組裝一臺配置Linux操作系統的超級計算機，用以研制高分辨率成像系統雷達，其成本只有同等功能軍品的1/10左右。軍事工業分工協作程度提高的另一個顯著表現是，它在許多領域已越出了一國界限，發展為國與國之間，甚至是多國之間的分工協作關系。
圍堵中國自主創新戰略，遏制中國的創新崛起
成立于1975年的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是隸屬于財政部跨部門運作的政府機構，主要負責評估和監控外國投資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影響，但其運作詳情一向頗為隱秘，不為外界所知。2010年8月初，盡管華為公司的出價高于來自英國的競爭對手，但它競購美國私有寬帶互聯網軟件提供商2Wire的努力卻仍以微弱差距失利，2Wire被英國Pace公司以4.75億美元購得。接著，華為公司對摩托羅拉移動網絡基礎設施部門的收購也未成功，這塊業務被諾基亞西門子公司以12億美元購得。2008年8月18日，8位美國共和黨議員曾共同致信民主黨身份的總統奧巴馬，以中國華為公司有中國人民解放軍背景而“可能削弱美國安全”為理由，要求奧巴馬政府對華為公司競標美國電信運營商Sprint Nextel的設備供應商的生意，動用國家級權力和手段展開審查。
華為公司的遭遇再次揭示了美國的邏輯：凡是美國認為有可能威脅到美國國家安全和競爭地位的國家和地區，美國在轉讓和出售某些技術、工藝、乃至企業控制權時，都不是嚴格遵循市場經濟的法則，而是要采用必要的政府干預。多年來，除了聯想集團最終取得了收購IBM個人電腦業務以外，無論是中國的能源巨頭還是家電巨頭，想完成對美國公司的收購一向舉步維艱。美國不僅將國家安全以及保持競爭優勢放在維護國家利益的首要位置，對外國并購美國公司也一直保持高度警惕。
去年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美國對中國自主創新政策的強烈反應，表面上看，是想為其在華企業爭取更為有利的競爭地位，但實際上蘊涵著美國力圖把控未來技術、限制中國自主掌握核心技術的意圖，這與其幾年來針對我國科技即將突破領域，不斷放寬某些相關技術出口限制，以防止中國擺脫對其技術依賴的作法同出一轍。更顯現其抑制中國技術進步和壓制中國產業升級的動機和決心。
金融危機爆發使美國朝野上下反思其失衡的經濟結構，而要落實年初奧巴馬提出的“國家出口倡議”，謀求未來5年內美國出口增加一倍，為國內創造200萬個就業機會，中國自然就成了美國擴大出口的最佳對象。這也是美國財長蓋特納和貿易代表柯克頻頻向中國產業政策發難的直接動力，稱美方將與中方集中討論如何減少美國公司向中國出口“所面臨的挑戰”，并在會談中就“自主創新”政策向中方施壓。
美國對中國自主創新政策的高度敏感和關注，來自于美國國內產業界對中國經濟規模快速擴張的恐慌，以及對兩國在制造等領域競爭優勢消長的擔憂。美國制造業代表近期發布的報告對美國的制造業安全提出了警告。數據顯示，美國制造業產能1998年到2008年嚴重下滑。在這10年中，半導體工廠減少1200座，在全球半導體總產能中所占比重下降到14%；美國印刷電路板PCB產能下降了74%，2008年銷售額只有40億美元，比2000年的110億美元幾乎減少2/3；工業機床方面，金屬切削機床產業規模縮小16%，鍛壓機床產業規模縮小17%，工人失業十分嚴重。報告將這3個關鍵制造業下滑的一個直接原因歸結于中國制造業的興起，導致美國工廠關閉或遷移到中國。而機床產業是美國武器制造等軍工產業的重要支柱，美國國防產業安全因此面臨中國等新興市場的挑戰。美國國際機械工人協會將美國制造優勢的減弱歸因于外國政府對美國產業優勢采取的抵銷政策(offset policy)，并批評中國和印度等新興市場國家將技術轉讓作為市場開放的先決條件，迫使美國公司出讓關鍵技術。
2010年，中國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制造業國家。盡管兩國在制造業結構和生產率方面存在巨大差異——美國制造業只有1150萬工人，而中國制造業雇傭了1億人，但美國產業界的擔憂和警惕情緒甚囂塵上，畢竟美國在此位置上穩坐了一個多世紀。美國在承認全球化促使勞動分工的趨勢不可逆轉的同時，更會將創新作為在未來開展競爭的立足點，這恰恰與中國制造希望依靠創新，由注重規模擴張向內涵增長轉型形成激烈角逐態勢。日本此次地震后，美國制造業回流的呼聲不斷高漲。除了產業供應鏈安全考慮外，通過延長產業鏈謀取更大的附加值和競爭優勢，也是重要推力。
政府持續深入介入企業創新成為美創新政策重點
過去30年來，盡管新自由主義思想在美國政治意識形態中一直起主導作用，但事實上聯邦政府在資助和支持私營企業技術研發和商業化方面，依然大大加強了其干預作用。在通過創新保持和提升國家競爭優勢方面，美國與歐洲采取的方式極為不同。在歐洲，無論是國家政府還是歐盟都對其發展議程公開而明確。在美國，國會在“競爭政策”指導下，定期通過立法鞏固和擴大美國的發展能力，但很少有公開辯論或討論。這也使得美國政府支持創新的手段和工具更多地表現出隱性特點。
美國學者弗雷德•布洛克發表的題為《逆流而上：一種隱形的發展主義國家在美國的崛起》的文章，對美、日、韓的做法進行了比較。以日本工貿部為典型代表的做法是國內企業在特定產品市場上，趕上和挑戰外國競爭者，由政府規劃者提供一系列經濟激勵和補貼來建立公司，進入原本被認為過于冒險的市場。而美國對科技創新的干預則更多地表現出發展主義網絡化國家的特征，較之前者，美國更重首創而不是模仿，重點是幫助企業開發尚不存在的產品和工藝創新。在支持方式和渠道上也更分散、分權，也更靈活，更注重具體“操作”。它涉及公共部門官員與企業密切合作，確定和支持創新最有希望的途徑，而不是高度集中，所以更有利于創新的“百花齊放”。
美國在1980年至1992年間立法和行政部門所做的一系列決定，顯著擴大了美國對加快企業經濟技術發展潛力的扶持范圍。可以看出，美國政府早已突破僅對“競爭前階段”給予扶持的界線，對企業的扶持政策已滲入到技術創新成果產業化階段。這不但改變了許多企業的經營模式，還通過政府成功地資助了一大批骨干研究人員，使它們完成了將新技術轉變為商業上可行的產品和工藝的任務。
從更為廣泛的意義上講，這表明了美國國內的經濟政策和它一直強加給世界其他地區的經濟政策嚴重不一致。“華盛頓共識”不斷傳遞的信息是其他國家必須撤出政府在經濟中發揮的積極作用。而真正的華盛頓政府已經通過它的技術政策深深地介入了其商業經濟的各個環節。此外，美國的對外經濟政策始終堅持外國政府必須對外國和國內企業一視同仁。然而，在美國國內，美國政府卻集中支持美國國內產業。美國政府所支持的“自由和公平競爭”僅限于本國企業之間，一旦涉及對外競爭，美國政府就不再采取“中立”姿態，而是明確扶持本國企業。
對外強調WTO的公平貿易原則，對內行貿易保護之實，一直是美國慣用手法。就在美國一邊指責中國搞自主創新產品認定，設立貿易壁壘的時候，一邊就在推出“買國貨計劃”，要求美國所使用的鋼鐵產品必須為美國生產。美國的行為再一次告訴世界：規則是為了本國利益和目標的實現而定，對那些阻礙目標實現的規則，隨時可以拋棄它。
2020：與全球化并行的中國自主創新戰略
當今世界正進入后金融危機時代經濟體系深度調整的時期。全球化浪潮和戰略性新興技術的蓬勃創新，孕育著新的產業領域和發展模式，并與全球產業分工、調整的趨勢交織并進，顯現出了新一輪國際競爭的鮮明特征。中國自主創新戰略的實施與這一歷史進程不期相遇，機遇與挑戰并存。到2020年，中國將躋身世界創新型國家行列。作為具有世界最大的潛在市場，以及為數不多的具有比較完整科技布局和現代工業體系的國家，中國通過創新能力的提升，實現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必將對以美國為代表的“創新列強”所主導的世界經濟分工秩序和創新版圖形成巨大挑戰。
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中國已歷30余年改革開放和經濟全球化的深刻洗禮，以新的姿態參與新一輪全球競爭與合作。這一階段，中國將更加深入地融入于經濟全球化浪潮中，也更將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參與全球技術、人才、創新體制、機制等創新要素的合作和競爭。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建設中國特色的國家創新系統，成為中國在未來全球創新版圖中謀取核心地位的基礎和保證。
強化推動自主創新的國家戰略意志。全球化下的國家創新實力競爭，本質上是國家意志的較量。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是一場深刻的發展理念和方式變革，關乎國家興衰和人民福祉，必須以強有力的國家戰略意志和體制機制作保障。在這一進程中，中國無需和美國競爭，但必須堅定走自己道路的決心。從中央到地方，必須樹立強烈的憂患意識，咬定青山不放松，把政府的經濟、外交等資源調控手段集中到自主創新這一主戰略上來，尊重并發揮企業創新主體地位和作用，增強財政、金融、稅收、貿易、產業等改革發展政策支持企業自主創新的協同性和有效性；在尊重市場經濟對創新要素配置的基礎性作用的同時，發揮政府的創新催化和促進網絡化協同創新的積極作用。
舉國體制并非中國的獨有優勢。在創新經濟的發展方面，美國等發達國家已經體現出了在自由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意志強有力介入的優勢，值得我們借鑒。舉國體制的關鍵，是政府可以通過重大研發和產業化項目的實施，加強創新的組織系統建設（財政投入只是手段之一），來糾正市場失靈的關鍵環節，消除阻礙創新的體制和機制障礙，暢通公共創新資源與企業創新資源雙向流動的渠道，增強企業、科研機構、大學和中介機構、資本市場的網絡聯系，實現官產學研用的有機、持續結合。
堅持開放創新，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縱覽世界各國創新系統，均是基于其特定的經濟、社會、文化制度演變和科技發展的歷史基礎而塑造建立的，并在與外部世界的互動與交流中不斷發展完善。經濟全球化深化了國家創新系統間的互動，但不能提供一個可供完全模仿的所謂最優模式。創新系統是一個學習系統。中國改革開放對創新系統發展的最大影響，就是使產業、大學、科研機構之間以及與外界之間相互學習的過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化。自主創新就是開放創新。較之前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實施自主創新戰略，將是在更深程度上參與全球創新要素的流動和分配的過程。對外，在與創新強國的竟合中博采眾長，為我所用，快速提升本土的創新能力；對內，形成產學研緊密互動、創新鏈上下深度融合的高效創新系統，將通過合作參與競爭作為企業創新合作的重要途徑，發揮創新在企業對發展要素整合中的重要作用，為對外開放奠定堅實基礎。在科學統籌內外兩種資源的基礎上，進一步推進創新治理的現代化，形成有效促進自主創新的體制機制保障和環境條件。
推動創新治理的現代化。關鍵是建立起公共創新資源對企業和社會創新需求的有效響應機制。創新企業、產業聯盟、公共服務平臺是技術創新的三大載體，是公共科技資源與市場創新主體對接的主要通道。全社會日益增長的創新需求與公共資源供給不足的矛盾將長期存在，這就要求政府必需不斷提高對公共創新資源的動員能力和組織效率。為此，一是需要圍繞轉變發展方式，加快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這一中心任務，加強科技、經濟部門在資源配置方面的協同，將資源聚焦于重大基礎性的科技創新能力建設上，聚焦于企業創新能力提升和產業競爭力培育上。二是應適應當前科技創新和產業化的規律和趨勢，加強從基礎研究到產業化等各科技計劃的協同，強調分工，更要注重合作，形成柔性、高效的創新鏈上下游協作機制。三是要加強對發展趨勢和規律的戰略判斷和及時把握能力。基礎是要建立對創新的科學評價與動態監測體系。放眼世界，及時把握重大關鍵創新領域的發展態勢，立足國內，明晰機構、團隊的優勢和差距，確立合作的方向和支持的重點，增強對尖端創新人才等戰略性資源的把握，知己知彼，為決策和管理的科學化提供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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