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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頻道 來源： 中國科技網 作者： 晏燕
走“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產學研之路
6月14日，清華大學—搜狐搜索技術聯合實驗室推出世界上首款漢字“云輸入法”。業內人士稱，搜狐在漢字輸入法上率先實現了從“輸字”向“輸句”的根本性轉變。搜狐在搜索引擎技術上至少可以保持一年以上的國內領先，同時也意味著我國在這一領域的研發水平躋身于國際一流水準。
“如果沒有聯合實驗室有效運作和中關村開放實驗室的支持，搜狐在瀏覽器和搜索引擎等領域的創新能力不可能如此神速地提升。”搜狐副總裁、聯合實驗室管委會主任王小川認為，在探索產學研結合的路徑選擇中，來自政府的支持起到了對探索者信心的穩定作用。
4年前，在王小川等搜狐的清華學子力促下，清華與搜狐建立了國內第一家高校與企業的聯合實驗室。這是一個在制度設計上兼顧了雙方發展需求的新生事物。“我們不僅建立了聯合實驗室管委會的頂層設計，以期保證責、權、利分配的科學合理性，而且以各自明確的研發成果考量雙方業績。”王小川將此運作模式稱為“雙內循環機制”。“產學研合作能否實現可持續發展，關鍵在于一套可以實現‘帕雷多最優’的制度設計。”作為國內搜索技術最優秀的企業之一，搜狐在產學研合作中可謂經驗豐富。
聯合實驗室運營一年后，即得到了中關村管委會中關村開放實驗室工程的確認和專項支持，用以促進雙方產學研長期合作。而在此后的3年中，中關村開放實驗室以“后補貼”的形式，累計支持聯合實驗室上百萬元。王小川解釋，這種“后補貼”是指企業委托實驗室進行的委托研發等技術攻關類項目，補貼經費的受益方在企業。每逢聯合實驗室獲得技術攻關成果后，即可憑委托合同獲得中關村開放實驗室的經費補貼。
“這種‘后補貼’體現了政府對于聯合實驗室的持續關注，雖然聯合實驗室有明確的指標考核和運行經費，但是政府的參與和經費支持，體現了對我們這一產學研模式的認同和鼓勵，使我們增強了合作的信心。”對于王小川的觀點，眾多參與中關村開放實驗室工程的企業和國家實驗室的負責人表示認同。2010年，搜狐依據合同，繼續向聯合實驗室投入經費1000萬元。此后，騰訊亦以類似的合作方式，投資1500萬元，用于與清華建立聯合實驗室的運營經費。
促進產學研結合，實現科技資源的優化配置，是各界多年的夙愿。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多年來，縮短理想與現實距離的努力收效有限。
這種現實也情有可原。多年來，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為主體所管理的豐富科技資源不能滿足企業自主創新各個環節的需要，其深層次原因在于原有的體制和機制性障礙遲遲得不到突破。比如，高校和院所總體上沒有明確的開放要求和考核機制；受原有財務體制的約束，科技人員提供資源共享服務的激勵不足；高校院所受人員編制所限，普遍缺乏科技資源市場化、專業化經營的機構和人才隊伍等問題。因此，要實現產學研結合，必然要觸及管理體制、分配機制的“高壓線”，積重難返，焉有輕而易舉的道理。
看起來合乎邏輯。2006年，中關村管委會發力，啟動中關村開放實驗室工程，以期通過政府引導，在科技資源管理部門授權下，搭建企業與國家實驗室之間的合作平臺，實現國家實驗室——蘊藏科技資源的核心細胞與企業的有機融合。
5年來，業績斐然且意義深遠。不僅激活了109個國家實驗室、資產達近70億元的科研設備、超過1000人的教授專家與企業的高效合作，共同研發了一批具有國內外領先水平的科技成果；更走出了一條“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科技資源合理配置的產學研發展之路。
在產學研的發展逐漸進入資源所有權和分配制度的深水區時，在早就存在的企業與科研機構自由戀愛的個人行為之外，如何搭建一個科學、合理、高效、開放的公共平臺，中關村開放實驗室是一個無法繞開的觀察點。
關鍵詞：市場應用 資源共享
中關村科技資源密集度之高，令全球矚目。每每提及中關村的話題，有一組數據被頻繁引用：在不到200平方公里的區域內，積聚著上百家國內一流高校和200余家國家級科研機構。同時還有近2萬家科技型中小企業與之毗鄰。
然而這些優質資源卻在推動中關村創新發展中作用有限。而在此間，國家和地方給予在京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投入卻在逐年上升。投入增加，交易疲軟的現狀，折射出北京地區科技投入產出效率難盡人意的事實。
這一現象引起了中關村管委會的高度重視。素有“試驗田”美譽的中關村，決定再做一次新的嘗試，啟動中關村開放實驗室工程。在開放實驗室的實施辦法中，說明了這一探索的目的：通過實施中關村開放實驗室工程，發揮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業、中介組織和政府部門的作用，努力實現科技資源整合、開放、共享，將中關村開放實驗室建設成為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首都創新體系的重要節點。
值得關注的是，開放實驗室將作用點選在了“依托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內的高等院校、科研機構、轉制院所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企業實驗室建立的，以市場應用為導向，以服務企業為目標，對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企業實現開放、資源共享的實驗室”。這意味著入選的實驗室其充分必要條件是市場應用和資源共享。
標準明確、企業推薦、第三方考核，是開放實驗室的又一個特征。中關村管委會選擇北京市民營科技實業家協會作為這一工程的實施機構，刻意避免首長印象的干擾。既然開放實驗室的目的是為企業的創新發展提供資源服務，那么最有資格對實驗室作出客觀評價的自然是企業。這一原則的確定，從機制上保證了入選的實驗室均是具有一定市場化服務意識和能力的研究機構。
而最關鍵的在于開放實驗室的作用點在實驗室和企業之間，這就明確了科技資源的所有權性質不會因此改變。政府僅需通過“后補貼”等非市場方式，調節國家實驗室和企業在合作中因所有制不同而形成的觀念差異帶來的行為不協調。
實踐證明，這是一個充滿智慧的制度設計。北京大學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學者評價說，開放實驗室的制度設計體現了政府的“正面引導和有效激勵作用”。這位學者分析稱，與以往的產學研合作模式不同的是，在開放實驗室的合作平臺上，政府通過其有效的服務和有限的資金調節，使科研機構和企業不僅得到了在更為廣闊的平臺上充分融合的機會，而且使各方的訴求得到了合理的滿足，從而使合作各方產生持續合作的自主動力。
“死亡谷”上架起一座橋
“開放實驗室對于社會最大的貢獻在于它在推動一種有利于產學研良性持久發展的文化基礎。”北京市民營科技實業家協會常務副會長朱希鐸認為，政府搭建了開放實驗室的平臺，并制定了比較嚴格規范的游戲規則和鼓勵機制。在這個平臺上，科研機構和企業的交流自然就頻繁且深入，合作者之間的理念也會有碰撞和融合，逐漸形成基于技術創新為核心的產學研文化。作為開放實驗室最早的參與者，朱希鐸很看重這種文化的形成，將其評價為開放實驗室最寶貴的收獲。“它使產學研各方為推動科技資源的最有效轉化而自覺貢獻。”這一判斷一再被科學家和企業家承認，大家用自己的體會為這一論點提供論據。
偉嘉集團是一家從事農業生物科技研發和生產的企業。2008年，偉嘉集團與中科院生物物理所蛋白質與多肽藥物實驗室合作，共同研發用于動物的長效緩釋干擾素等3項技術。談起合作的經歷，集團公司總裁廖峰認為，國家實驗室與企業的訴求不盡相同，前者追求的是國家乃至國際一流的成績，“語不驚人死不休”。在這種思維導向下，研發的成本和產業化、市場化推廣就不那么重視了；而企業則要考慮投入產出效應。彼此的觀念差異“像兩座山峰，中間地段如果沒有很好的銜接，將導致合作早殤”。廖峰將中間地段稱作“死亡谷”，認為大多數產學研早殤的深刻原因，就在于死亡谷沒有好的理念支撐。“這不是錢的問題，是理念的融合……在合作的早期，我們時常有談不下去的感覺。”
廖峰認為，中關村開放實驗室的支持，“猶如在‘死亡谷’上架設一座橋梁……這種支持，讓我們感到來自政府的肯定，于是有了一種責任感，認定合作必須堅持。我們開始站在對方的角度思考、討論。我們探討的內容逐漸穿越合作本身，從科學與技術的不同使命，探究彼此的差異，并決定通過雙方的努力減少差異。思想統一了，合作自然也就和諧了。這種觀念已經牢牢地固化在彼此的腦海中”。
如今，廖峰每逢有了新思考，總愿意邀請藥物實驗室的主任梁斌“來坐坐”，“即使‘沒有實質性突破’，我們在交流中也有啟發。”“已經將藥物實驗室作為集團研發中心的外延部分，我們的交流從技術合作到人才培養、企業研發戰略制定，多了去了。”廖峰說。
中關村開放實驗室工程逐漸培養的產學研文化，使越來越多體質不同的科研機構與示范區內的企業建立了基于技術合作而形成的文化共同體。總后技術裝備研究所副所長孫喜文認為，參加中關村開放實驗室行動，使視野開闊了，合作領域拓展了，更主要的是，在與科技企業的合作中，學到了許多科技管理的知識和思維，這些對于今后又好又快發展尤為重要。而與之合作的有容吉纖企業總經理邱陽則認為，創新需要奉獻，在與軍隊的合作中，記憶最深刻的是他們以報效祖國為己任的價值觀。
從企業委托測試到聯合開發、共建實驗室，在開放實驗室搭建的平臺上，文化的共識，推動了產學研合作形式逐漸“升華”。據統計，5年來，“掛牌”的開放實驗室累計為12539家次企業提供包括檢測、技術攻關、試驗指導與合作研發等在內的28289項服務；承擔國家、北京市技術創新和產業化項目1859項，其中國家項目94項；與企業合作開展技術成果轉移項目276項；與企業共建聯合研發機構77個，為示范區企業提供人力培養共1103人，受聘到企業共159人。
文化的彼此融合跨越了所有制不同形成的觀念差異，使我們終于有了擺脫科技創新中“兩張皮”的新路徑。這是一個意義深遠的創舉。中關村開放實驗室5歲了，我們有理由相信，在逐漸積累和豐富的“新產學研”文化土壤里，他會順利地成長，15歲，50歲……（記者 晏燕）
《科技日報》 （2011-12-18 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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